题问王斌：
1，我们得知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你的长篇小说《六六年》，这显然写的那个非常年代的故事，以前也有文学作品反映那个时代的生活，比如早年的“伤痕文学”，写得很悲壮，很悲苦，很悲哀，很悲剧；你如何看待这类题材的写作？
王斌：对于一代人记忆深刻的文化大革命已然结束四十多年了，当我们今日再度回首当年，频频回望这一代人曾经走过的路，除了像以往的文学所呈现的伤痕与控诉之外，我们究竟还能再说些什么？还有什么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今天的当代人来予以思考和追问？这或许是我在告别文革四十多年后首先要拷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文革是一场世纪性的人类灾难，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民族悲剧，这恐怕是经历过文革的大多数的人民必然会得出的结论。当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重新思考文革之于一代人的狂热、盲从乃至忘我的投入其间的起因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灾难性后果时，我发现仅仅用伤痕和控诉是难以将那段我们曾亲历过的历史梳理清楚的。
那个年代除了“血统”被打上反动标记的人之外，几乎整个社会都在一种失控的情绪下投入了貌似革命的激情，那是一个有信仰与信念的时代，那是一个会让人血脉贲张的时代，那是一个青春与热血仿佛受到“伟大时代”的感召而迅速被点燃的时代，因为我们相信了“革命”和“造反有理”这一神圣而又庄严的口号，而“革命”这一鲜艳的旗帜正是由伟大领袖毛译东来予以象征的，他就是革命的旗手与舵手，领导着我们走向人类的解放事业，因此他以一个神化的革命形象激励了一个追随着他而沸腾起来的民族，在当时，没有人怀疑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而行动起来的造反精神会导致一个民族的大悲剧，会将一个民族引向灾难性的深渊。
在我看来，伤痕与控诉文学曾经承担了清算文革罪恶、正本清源的作用，但文革自身的深在的历史与人性的原因却被简单化的处理了————黑与白，善与恶，美与丑，似乎那场大悲剧仅仅是由于个别人人性的邪恶而导致的，于是在这种简单化的叙述中我们失去了对人生、人性、历史的更深邃的探究。
文学终究不是历史的教科书，不是政治教材，文学的终极使命始终是关注人、人性以及人的命运，当文学小心翼翼地进入了这一充满了秘奥和神奇的世界时，任何一种既定的理性概念将会立时显得苍白无力，这也就是为什么自人类创制了语言文字以来就一直有文学相伴相生的原因，因为任何一个既成概念所告知我们的关于这个世界的奥秘都无法穷尽我们对它的百思莫解，文学由此而承担了对这个世界秘奥的破解，它不会一语道破——一如苍白且干涩、枯燥的理性之概念与结论，而是通过语言的多义、丰富与暧昧让我们深刻地去感知这个充满了玄机的世界之秘奥，探究它之所以“如是”的人生秘密，由此我们跟随着文学的引领发现了一个陌生且崭新的世界，它的海德格尔式的“敞开”与“去蔽”是那样的迷人，却又如此地惊心动魄，曾经被我们的真切体验所忽略与掩盖了的命运的秘符通过语言的触摸而被揭晓了，我们开始进入了人性与世界的最深处。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文学，正是从这里出发，我试图通过《六六年》这部小说去重新认识与发现在那个时代曾有过的更真实的人性与命运，虽然腥风血雨，甚至惨不忍睹，但当我们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去再度审视那个逝去的年代时，我们可以从中感悟出一些什么样的人生路向？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又要到哪里去，在那个晦暗的年代我们曾经得到过些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是什么导致了整整一代人人性的沦落与荒芜，由信仰的迷狂走向迷惘与崩溃？我不想再停留在对伤痕的抚摸与哀叹上了，我想用我蘸血的笔，写出那个年代的悲怆与懵懂的觉醒，以此来启示我的人生。
2，文革以非常态的现实，以激烈的，翻天覆地的场景给生长在那个时代的青少年留下深刻的印迹，对每个五十岁上下的人来说都有一部如此“成长史”，甚至是他品格，人格形成的根本。然而时代变化急遽，这个年龄的人拖着疲惫的步伐勉强应付着生计，很少有人再去细细的品味少年那些惊心和困惑，回望今天我们内心来龙去脉。你为何选取这个题材？它对你有特别的意义吗？
王斌：正如我在上述中所言及的，我是在用《六六年》启示我的人生，这就是在这个喧哗与骚动的时代，我究竟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要坚守一个什么样的立场。
我们这些亲历过文革的一代人，是带着曾有过的历史遗痕而走到今天的。不错，我们都已是中年了，人生之路已然走过了一大半，当某一个夜晚，我忽然半夜醒来，坐在落地窗前，仰望熣的星空时，有一种悲伤与失落突然向我袭来，我那时还试图弄清自己为什么会遽忽而至地产生这么一种情绪，它让我不解，这时我扪心追问，让那个飘渺的思绪随着记忆的浮现摇荡在那个寂静的暗夜中，我这时才突然发现我有一种对旧时记忆的缅怀，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怀旧。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会像我这般会莫名地陷入了这么一种怀旧的情绪，一种遥远的追忆与思念让我不能自己，于是我赶紧坐在电脑桌前，敲下了随着这一思绪而贸然闯入我思维空间中的那个小说的“引子”。
一旦这些字符被码定，我便知道了我要写下一部关于我的“六六年”的小说，我要用这部小说来检测我走过的人生，我要用这部小说来拷问我渐显麻木呆滞的灵魂，并探究我人生的路向以及命运的由来。我不想简单地写那个年代的好人与坏人，道德评判从来不是纯正文学所要担负的使命，文学只承担对人性的揭示，而把道德的评判留给了读者，因为文学终归是属于审美范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坏人”亦因此有了他独特的审美价值。
一如小说中的那个“我”（一个被虚构的“我”）我在那个风雷激荡的一九六六年还是一个红小兵，人生这个大舞台还没有真正在我的眼前拉开它耀眼的大幕，是六六年掀开了大幕的一角，最后终至向我展示了整个一个人生大舞台，我目睹与遭遇到了了形形色色的人物，稀奇古怪的事件，以及各种不同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还有死亡与暴力。历史就是这样为中华民族的子民们提供了一次展示其民族性、革命性以及荒谬性的一次绝妙的机会，在这里，国人尽情地忘乎所以地演绎了一场人生的悲喜剧，我作为目击者与间接的参与者印象深刻，对于那时的一名少年而言，在他懵懂且幼稚的眼中这一切是无解的，但少年相对纯洁稚嫩的目光终究为这一切的荒谬提供了一种有趣且又会让人深思的角度，这一切铸造出了少年视角中的一九六六。
再度回首，或者说怀旧，是让我们这代走过历史之烟尘的人可以重新梳理一下我们自己的内心，重新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已然不再年轻，那个曾令我们自豪的青春年华在与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不堪回首，当我们由此而领悟到我们这代人的必须担负起的历史责任与使命，用我们尚未被彻底污染的内心，用我们的真诚之笔，书写我们经历过的年代，我们必然意识到我们在抢救历史————一九六六被沉埋被遮蔽的时间太长了，以致今天的一代年轻人根本不知当年在我们共同生存的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也们中甚至有人还极端幼稚地渴望回到那个年代。
当一段不该被忘却的历史被惊人的遗忘，当历史的沉重教训不再对我们的后人警钟长鸣，我们这代人将愧对我们的历史，愧对养育我们的这片土地，愧对伟大的时代。
《六六年》之于我的意义是：拒绝遗忘，以镜鉴未来。
3，像作品的主人公，当年参加或被卷入那些历史事件的人们，还是天真爱热闹的孩子，在成人遭受动荡痛苦之际，正是他们的狂欢节，这是革命的表象，而你却去探询人性的成长，这是你成熟后的表达，在今天的时间纬度上，你认为其价值何在？
王斌：每个人的成长从文学角度上来看都是特别的，虽然有时会充满共性，但文学恰恰需要剥离其中的共性，去发现、寻找隐藏在每个人身上的他的之所以为是“这一个”的特殊性。我在《六六年》中寻找到了叙事者“我”。
我一点不否认在这个叙事者身上亦有我个人的许多影子，但他又并不全然是我，我在少年时代是一个从不惹事生非且沉默寡言的小孩，因我遇事胆怯、内向、害羞，于是我莫须有地塑造出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仅是为了让小说叙事可以充满戏剧性，因为一旦“我”具备了这种性格就能让这个少年经历和制造出一些我想要表达和叙述的事件，由此亦可以带来一种特定的心理状态和叙述角度。
今天再度回望一九六六，文革的初期真真是一个让人欢天喜地的狂欢之节庆，因为我们不想上学，不想见到老师那张死板、讨厌的面孔，不想成天听大人对着我们大声训斥，不想过着日复一日单调而又无聊的刻板生活，文革让这一切都终结了。
文革的初期让我们这些尚未懂事的孩子领略了什么叫无法无天，什么叫无拘无束，什么叫自由自在，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日子，孩子的天性就在那个炎热的春夏之季被充分的唤醒并激发了出来，我一点不否定我对那个消逝的日子还杂带着丝丝缕缕复杂的怀恋之情，记忆有时就是这么奇怪，明明那是一场暴风骤雨袭来的前奏，明明那是一个民族大悲剧的序幕，而在记忆中对它仍有一份纠缠不清的情愫。就因为我们有过那么一段无法无天的生活？不知道，于我，只是忠实地写下了那段经历，仿佛只是为了衬托那接踵而至的命运悲剧，但它还是让我知道了，任何一种所谓的激情狂欢，无拘无束，终究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
4，小说中的故事都是你亲身经历的吗？我们知道许多人都有在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故事遇到过奇特的人 ，但很少有人会去讨论他的普世价值，你认为你的故事对今天的年轻人有何意义，他们会感兴趣吗？
王斌：《六六年》发生过的故事于我亦真亦幻，说其真，是因为故事中发生的大部分情节是我所或遭遇、或听说、或亲眼目睹的，我把记忆中的那一枚枚残片碎瓦重新拾掇起来，串联成篇，让它逐渐成形凝结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结构，以便让读者朋友能够感同身受，我一直认为，一个成熟作家的标志之一就是有能力将一个虚构的故事演绎得像是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但比真实的事件更为深刻和发人深醒，我在《六六年》中是努力地向这个目标进发的。
至于谈到所谓的普世价值，我在我的《六六年》中贯穿始终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我试图用这个光芒万丈的人道主义之光去烛照那个被黑暗所笼罩的岁月，从中发现真正的人性的力量。有时我会不无忧伤地感叹，为什么在那个苦难的岁月中，人与人之间还有真诚和信任，还有在红色恐怖的重压下地无所畏惧，甚至还有基本的人道信仰，而在今天这个喧嚣的时代，我们却在逐渐甚至不可挽救地失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和信任？人类最基本的道德伦常几乎在丧失殆尽，这是为什么？我只能仰天浩叹了！
至于《六六年》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有何现实意义，我想说，我写出文革时期这样一个少年的成长过程，是为了让没有经历过文革历史而长大的一代人能由此窥见我们这代人在那个特殊年代的成长轨迹。
是的，《六六年》还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虽然现在的年轻人未曾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苦难和荒诞，但小说中的少年成长过程或许能唤醒他们自己的成长记忆。任何一代人都会有一个让他们刻骨铭心的少年记忆，年代和经历可以大相径庭，但成长的心理轨迹却常常殊途同归，只是被打上了不同的时代烙印而已。这是其一，其二，是我在现实中发现，今天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几乎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发生过什么，他们中甚至还有人羡慕那个年代以至觉得我们的历史应当倒退到那个可怕的疯狂年代，我在上述的言辞中已经谈到了责任，历史的责任，因为我们是亲历者，是那个年代的目击者，所以我们必须直面真实的历史，还原历史真相，避免重蹈复辙，历史从来都是一面镜子，在它的映照之下，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走向未来之路。
5，你这部小说有一种庄重之态，情感饱满，还有一分古典的情怀，这与当下的浅阅读很不相谐，这个问题你可多谈一些。
王斌：我们进入了一个所谓数字化的快餐文化的时代，由此小说亦以快餐式的文风充斥于我们当下的小说市场，通俗性文学大行其道，我以为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快餐文学只是小说之一类，甚至是主流性的一类，在这类文学之上，从来就存在着另外一类纯正的文学，它以经典性的艺术形态，以及高雅的叙事风格而屹立于文学之林，承继着古往今来中外文学中最高贵的文学营养与风度，不媚俗，不哗众取宠，不投机取巧，不为了博人一笑而挤眉弄眼，它对纯正的文学精神保持着一份温情与敬畏，即便身处喧嚣与喧哗之中仍能以一种孤绝的姿态，一份沉静安然的心境，对我们的人生、人性乃至人类的命运走向保持高度的敏感与责任。这亦是一种古典主义精神。从西方的古希腊戏剧，到中国《史记》和《红楼梦》，古典主义者似乎从精神气质上就是崇尚悲剧精神的，因为只有从悲剧中人们才能体悟与感知人生的重量，体悟和感知人性的脆弱和无力，体悟和感知命运的无常与荒芜，但古典主义者从来不是悲观厌世者，从来也不逃避人生的苦难，相反，他会坚定不移地从人世的诸多苦难中去探寻与发现那道微茫的人性之光，去探究这个世界之所以“如是”的深邃的奥秘，他的心中自始至终会燃烧着一团烈火，而在这冲天而起的火焰之光中我们分明看到几个被这熊熊烈焰照亮的大字————理想主义。这就是古典主义者最显著的特征，也是他们的身上的精神标记。
我是那么迷恋那种古典之美，不仅仅迷恋他们的精神气质，还有他们的文学形式和风格，他们典雅飘逸的文字，匀称均衡的结构，一如天籁般的富有音韵的语言节奏，都让我如痴如醉，我如饮甘霖般地吮吸着他们的精神营养，陶醉在由他们所勾画出的小说世界中，常常流连忘返。是这种古典之美养育和滋润了我的文学。当我立志写下《六六年》时，就在心中告诉自己，这是一部我要向古典主义致敬的小说，虽然我巧妙地运用了一些现代主义技法。
这类小说会与当下的阅读不相和谐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纯正的读者会因为市场流行快餐文化而放弃了对古典精神的尊崇与追随。不是这样，相反是我们的一些创作者在这个文化价值与精神立场大倒退的时代丧失了那种弥足珍贵的古典情怀，当这种古典情怀再度被召唤且重返人间时，我坚信它将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同志和朋友，因为这个时代更需要理想和人道主义的光辉。
6，大家知道你以前以编剧闻名，你认为写小说与编剧的最大区别？编剧更重人物关系，对话，画面等，这些给你写小说有什么影响，负面的多？还是正面的多？许多作家由写小说改为写剧本，你为何反其道而行之？你会坚持下去吗？
王斌：写小说从来就是我的文学之梦，虽然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阴错阳差地成了一名文学批评家，九十年代又误打误撞地进了电影圈，但小说的梦想一直在我心中燃烧着，从未熄灭。但我又必须承认，在我从事电影创作的十几年里，在不知不觉的情境下我学会了讲故事的基本技巧，其中文学创作的三大原素：人物，人物关系与故事是一个编剧与小说家都必须具备的基本训练，而这个训练我居然是在从事电影创作时完成的。
我们这些八十年代走上文坛的人，受当时的文学思潮的影响一向轻视故事与人物塑造，我们在现代主义时髦运动的鼓舞下居然放弃了文学的最基本的创作要素，以致于今天的当代文学连会讲故事都成为了一大问题。
我感谢十几年来电影创作的基本训练，电影的本性决定了它必须先要讲好一个故事，必须时时注意塑造人物性格，编织出能够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这使我在进入小说创作时可以将这一基本的创作要素内化为我的内心，使我随心所欲地去自由结构我的小说，让它在我内心的驱使之下抵达我渴望抵达的理想的彼岸。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创作的经历对于我没有负面影响，只须读过我的小说便会知晓，我写出的仍然是一部纯正的小说而非带有剧本痕迹的小说。
我仍然会持之以恒地坚守我的小说理想，因为我喜欢文字，只有小说创作能满足我对语言的至高要求，我一向认为小说的第一要素是语言，因为在汉语中潜藏着我们伟大文化的遗传密码，惟小说这种表述形式能将这一密码的基因得以更完美地显现，为此，小说的美感语言让我着迷，让我欣悦。
7，你知道，有些小说因成功地改编了电视剧或电影而扩大了影响，你曾也做得很成功，你这部小说会走这条路吗？
王斌：我当然知道在今天，一部默默无闻的小说通过影视的改篇可以名扬天下，为众人所皆知，甚至作家也会由此而一举成名，基于这一点，没有任何一个作家会抗拒自己的小说被人改篇成影视作品，只是这需要机遇。
基于我对电影的了解，我非常相信《六六年》可以改篇成一部成功的电影，但它是否具备这种机遇却是我可遇而不可求的，尤其是在当下的这种电影审查制度下，这类敏感题材亦成为了电影创作上的禁忌，少有人愿甘冒风险去投拍这么一部文革题材的电影，对此我无可奈何！
尽管如此，我仍然坚信这一机遇会在某处默不作声地等待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