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闻穆氏己把政权交给副总统，进行政治制度的和平过渡，远离开罗。但这不是埃及人民痛苦的结束，而会是埃及漫长转型的开始。

近二十年来，我们见识了一次又一次的民主狂欢，但之后呢？

其实，我们很少问，什么才是培养民主政治与民主监督的社会土壤？这才是我们在这个事件中最该注意的、最有启发的问题。

马可仕下台时是一次伟大的人民胜利，但今天菲律宾依旧是菲佣世界飞，在香港人质事件中，我们也见识了菲国警察的无能，与政客的推诿责任。

泰国结束了军政府统治，但红杉军与黄杉军是“轮流革命”而不是“轮流执政”，最后又让军方出面发动政变，扮关键角色。

乌克兰颜色革命之后，反对派一执政就分裂，政客合纵连横、尔虞我诈到今天都不止息。

还有，…多的不可胜数。

这还算是好的，还有很多民主政治又返回独裁，别忘了希特勒、墨索里尼、马可仕都是被人民选出来的。

台湾八零年代时，作为大学生的我，也相信两件事，一是，民主制度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二是，所有问题都是“万恶国民党”造成的。

九零年代，一次又一次的民主狂欢，立法院全面改选，领导人直选，政党轮替，结果蓦然发现，“万恶的国民党”下台了，又来了“万恶的民进党”。

现在想来，什么样的社会土壤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好的制度也可以被人利用来作尽坏事，这过程，人民的学习才是最重要的，而学习，则早在民主改革之前就开始了。

巴灵顿墨尔的研究指出中产阶级是民主的基石，普特南分析了义大利各州民主改革过程，指出自治的志愿性团体是民主的基石。其实这两者互为表里，只有富裕到出现大量有经济自主能力的人民，他们有志愿者精神，组成小团体从事公共事务的治理，学会了理性问政之后，这块土壤才会成熟。

台湾幸运地走了过来，二次政党轮替看到了政权可以和平转移，陈水扁贪污下狱看到了司法可以独立，这块土壤差不多成熟了。回头一看，一次又一次的民主狂欢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是民主改革之前与其间人民的学习才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