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心所向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第二次征求意见后，出台并明确了政府是唯一的征收主体，行政强制被去消，程序上更加强调必须“依法强拆”，严禁“血拆”。

　　政府作为征收主体，是本次条例修改最主要的变革。

　　问题是政府作为征收主体，并非该次法规的“创新”，2001年11月1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前的拆迁，就是政府作为拆迁主体的征收模式。即1991年6月1日实施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称《91年条例》)

　　《91年条例》是我国第一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的行政法规，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拆迁实施模式，以行政合同、拆迁管理关系为主导的拆迁商业模式。

　　2001年修改《拆迁条例》，认为拆迁在本质上是一种民事活动，按民事活动公平、合理、等价有偿等民事活动基本原则对待拆迁，拆迁活动“不应当成为一种救济手段，不能作为解决其他社会问题的方式”。

　　“由公民自行解决的事务和可以由社会中介组织调解的事务，交予公民和社会中介组织”(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释义》第4页)。1991年到2001年实施《条例》十年中，是从计划经济拆迁向市场经济转换的十年。政府行驶行政管理职能是拆迁管理，而非拆迁实施。

　　2001年修改《条例》，政府转变职能，“政事分离”、“拆管分离”，把拆迁活动变更了民事关系，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是民事平等关系，政府专司于拆迁管理。各地原拆迁部门(机构)，纷纷转制，成立拆迁服务公司。从2001年《条例》实施到今天，又经过了十年，现颁布施行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拆迁条例》，重新规定了征收主体，明确政府是征收的唯一主体，又回到了十年前的以政府为主导的拆迁模式。

　　从1991年到2001年的《条例》修改、从2001年到即出台的新《条例》，整整二个十年，拆迁回到了二十年前模式，十年一轮回。

　　十年轮回，上下浮沉、如轮转动，周而复始，没有穷尽。拆迁征收主体的轮回，是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十年。是“国退民进”后的“民退国进”的十年。正所谓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

　　当“没有强拆就没有城市化”的论调从地方官员的口中说出，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至少是从部分地方官员的思维上——已然“跑偏”。

　　但另一个数字却也预告着城市化的步伐似乎已“时不我待”：到2015年，中国城镇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说明城市化“成效显著”?还是会成为中国城市难以承受之重?

　　城市化本身没有错。可是，当贫困县的“新城”建设最终成为了“烂尾楼”，当强拆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愈演愈烈，当拥堵的交通让城市人愁眉不展，当良田在轰隆隆的城市化浪潮中成片消失……没错，此时此刻，是时候停下脚步，回头来检视一下中国城市化该怎么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