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二)
刘少奇挨批 林彪外逃
王先金 编著
第二章 红色风暴 (3)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根据江青提供的材料，对文艺界作了异常严厉的批示。但在1964年1月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文艺工作会议”上，刘少奇非但大事化小，把毛泽东急于解决的“主义之争”，说成“就是颂古非今的问题，还有颂洋非中的问题”，并再三赞扬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的“意见好”。周扬的意见是：文艺界的问题大多数是认识问题；大跃进时期领导文艺的方式简单粗暴，现在不能仿效。江青在会上当即反驳：“资产阶级对我们的东西更粗暴!”可是，几乎没有人理睬江青。邓小平说：我完全同意少奇、周扬的讲话。这样一来，文艺界就只需改进工作，而没有掀起批判风暴。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在江青提供的中宣部整风报告草稿中指出，文艺界如不改造，“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吸附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发动政变的舆论基地。
毛泽东那时还有一条“在文艺界培养新的知名人士”的指示。这就使江青萌生了她自己来当“新的知名人士”的野心。从此，她就抢着出风头。
对于江青在上海秘密策划批判《海瑞罢官》的事情，刘少奇不知道，彭真也不知道。中央一线及其前沿机构，都被蒙在鼓里了。彭真获悉连刘少奇也不知道江青组织撰写评《海瑞罢官》后，以十分惊人的勇气和持续抗争，代表中央一线领导集体，进行了顽强抵制。
1965年11月，《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两天，毛泽东即离京赴沪，以坐镇上海的姿态，亮明了他对《评［海瑞罢官］》的支持态度。
当毛泽东得知彭真、陆定一命令中央和北京各大报不转载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时，大发雷霆，怒斥中宣部、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江青在上海打电话到北京，直截了当地质问林默涵：“看到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怎么样？”
毛泽东批准发表《评［海瑞罢官］》，是企图挑起一场政治批判，借此扭转“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等人否定“三面红旗”的“修正主义”路线，并杜绝翻庐山会议的案，以触动“党内走资派”及其社会基础的大“整风”，重新确立毛泽东的旗帜与地位。
1966年6月18日，毛泽东在极秘密状态下，住进了韶山的滴水洞，前后待了11天。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给江青写下一封分析林彪，并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信。1966年6月，毛泽东还写下了一首《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毛泽东终生信奉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斗争哲学”。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他仍领导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然而，1959年至1961年的特大经济困难造成严重后果，他个人的领袖威望也因此受到损害。敏感的毛泽东判定，神州开始“有事”了。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他“已经看出问题了”。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71岁生日这一天，他难得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设下宴席，请中央领导和一些劳模出席，在宴会上，毛泽东严厉斥责中央领导同志，使他们如坐针毡。
这几年，毛泽东越来越感到，刘少奇等所做的一切都背离了他的“路线”。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时》时，他已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他断定，革命正在衰退。刘少奇等注重生产、常规、秩序的务实做法，与他永不歇止的革命激情逐渐产生了矛盾，这愈益激起他的革命危机感也促使他萌生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念头。
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只是一个试探气球，不出所料，彭真果然出面为吴晗讲话。毛泽东不动声色。1966年2月，在武汉东湖，毛泽东与专程前来汇报《二月提纲》的彭真等谈笑风生，彭真等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将大批判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但是，一个月后，毛泽东在杭州彻底否定了《二月提纲》，5月，更挖出“彭罗陆杨定时炸弹”—— 正所谓“青松怒向苍天发”，毛泽东之发怒挟以雷霆万钧之力，“修正主义者”“不听话”者，则“败叶纷随碧水驰”。
1962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经过不断升级的中苏论战，特别是经过“四清”运动，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中国有出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他认定，中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而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他还认定，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他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1965年8月11日听取罗瑞卿汇报时的插话)就在1965年八九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从此以后就不断讲这个问题。
防止出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成为毛泽东晚年思考和担心的焦点。怕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出发点和主观动机。有一次他对身边的护士说：“我多次提出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要是按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 刘少奇 毛泽东
毛泽东觉得时不待我，就在他73岁那年毅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用什么办法才能够彻底解决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阴暗面的问题，毛泽东想了很多，也想了很久。他说：“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毫无办法。”
他又说：“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们了。”
毛泽东在1967年2月和9月两次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都谈到了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情况。
2月3日接见时，毛泽东说(大意)：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是没有公开化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那时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不斗争，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或几十年，我们就可能改变颜色。这篇讲话没有发表，不过那时已看出一些问题。1961年到1965年期间，为什么说我们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好呢？说的不是客气话，说的是真话。我们过去只抓个别问题，个别人物，1953年冬到1954年斗了高(岗)、饶(漱石)，1959年把彭德怀、黄克诚整下去了。此外，还搞了一些文化、农村、工厂的斗争，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们也是知道的，但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也进行了一些准备。1965年11月对吴晗发表批判文章(指批判《海瑞罢官》)，在北京写不出，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这个摊子开始是江青他们搞的，当然事先也告诉过我。文章写好后，交给我看。她(江青)说：只许我看，不能给周恩来、康生看，不然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也要看。刘、邓、彭(真)、陆(定一)是反对这篇文章的。
9月接见时，毛泽东又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的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上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
文化部大改组
1964年底三届全国人大后，换届的国务院，沈雁冰（茅盾）不再当文化部长了。周恩来和陆定一商量，由陆定一兼任文化部部长。
1965年7、8月间，中央对文化部进行了大改组。这年4月7日，中央免去了文化部领导齐燕铭、夏衍的职务。之后，南京军区第二政委肖望东被任命为文化部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随同肖望东调来了一批干部，如南京军区政治部秘书赵长河任办公厅主任、舟嵊要塞区政治部副主任聂鸣九任政治部副主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刘宗卓任政策研究室主任等。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调来文化部任第二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同时，中央还任命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辛初为副部长，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颜金生为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留任的有林默涵、刘白羽、胡愈之、徐光霄、徐平羽、李琦等。
由于领导层的大换班，因此有了“新文化部”之称。又因为南京军区调来的干部相对多一些，也有南京军区接管文化部之说，还有人说文化部被“军管”了。对退下来的一些人，最后确定送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周恩来对他们的安置很关心，多次听取汇报，从住房到生活、学习条件，作了许多具体指示。像周扬、夏衍、阳翰笙等，中央准备在社会主义学院给他们盖小楼，让他们长期学习，看来有在此颐养天年的意思。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些设想没有实施。
在当时的“突出政治”的气候下，部队的人就成了首选，另外再配上一些地方干部。肖望东是井冈山的，又是红一军团的，经过长征，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经验丰富，能力较长，南京军区的政治工作搞得比较活跃。对这一点，周恩来在1966年11月中旬对文化部群众组织的讲话中说得很清楚。他说，调这些同志到文化部来工作，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艺术工作的领导。对于新干部的表现，周恩来说，调肖望东到文化部工作，是因为南京军区的政治工作搞得比较活跃，创作演出了优秀话剧《霓红灯下的哨兵》，现在看来他搞部队工作还可以，搞文化工作不太合适；石西民在柯庆施领导下能做一些工作，独当一面还不太行；赵辛初在湖北是管农业的书记，让他搞文化工作也不是适合的人选；颜金生搞政治机关整顿和建设有一定经验，但搞文化工作也不合适。周恩来的这番话，也是针对江青对这些干部的恶意攻击和污蔑，作出的说明。
1966年底，全国局势更加混乱，文化部也乱了，周恩来曾对肖望东提出，让部队来的同志回部队吧。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同志没有回成。
文化部的新领导班子，工作不到一年，受冲击却达三年多，甚至影响到不少人以后的人生道路。
毛泽东赞扬海瑞精神
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上，许多同志都提到自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之后，不少人由于怕招惹是非，不敢说真话；1959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则出现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更使一些干部不敢讲真话，对许多问题报喜不报忧。因此，应该提倡一种敢说话、敢说真话的风气。
会议期间，毛泽东观看了一出有“南包公”美名海瑞出场的湘剧《生死牌》。也许是受到大家会议期间发言的影响，也许是受到《生死牌》的触动，毛泽东细读了《明史．海瑞传》。在4月5日大会最后一天，毛泽东讲了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故事：海瑞这个人骂皇帝骂得很厉害，说“嘉靖是家家皆净也”，并把这句话写在给皇帝的奏折里，结果触怒了皇帝，被投到监狱之中……并评价说，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高明多少。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毛泽东提倡大家要学习海瑞一片忠心而又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他还特地提议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海瑞，写些文章。
这时，毛泽东大力提倡“海瑞精神”，号召大家就“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种种失误大胆陈言。他说：“明朝皇帝对臣下严酷，廷杖至死，还是堵塞不了言路。无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因此，要学习海瑞精神，敢于批评嘉靖。”毛泽东还说：“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骂嘉靖是‘家家皆净’，还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上疏里，很不客气。皇帝看了，几次丢在地上，又几次拾起来看一看，想一想，觉得海瑞这个人还是好人。但终究把他关起来，准备杀掉。有一天，看监人忽然拿酒菜给他吃，他很奇怪，便问看监的老头，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到他曾建议彭德怀读《明史.海瑞传》，又问周恩来看过没有，周恩来说看过了。
毛泽东还表示：“我的缺点，你们也要批评，现在搞成一种形式，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
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提倡海瑞精神。他对周恩来说：“我们又不打击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明明看到不正确，也不批评斗争，这是庸俗。不打不相识嘛！”会后，文艺界的一些人都建议找专门研究明史的吴晗写写文章，好好地宣扬海瑞精神。
同时，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曾多年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胡乔木也找到了吴晗，请他给《人民日报》写一篇有关海瑞的文章。吴晗受命之后，很快就写出《海瑞骂皇帝》一文，发表在1959年6月16日《人民日报》上。
上海会议后，彭德怀到东欧访问前，专门读了海瑞的事迹，有半月时间，那本《明史》常置案头。
1959年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召开。在大会的闭幕式上，针对彭德怀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怀疑，以及对1958年以来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的质询，毛泽东有感而发，他说：
“现在听说海瑞出现在你们那个里头，海瑞搬家了。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市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海瑞吗？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那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
在此期间，吴晗又写了《论海瑞》一文。刚参加完庐山会议回来的胡乔木看了这篇文章后，除了提出一些意见外，还把毛泽东在庐山会议讲的提倡“左”海瑞，不提倡“右”海瑞、是真海瑞、不是假海瑞的谈话同他说了。吴晗根据这些意见把文章作了修改并且加上了一段反对假冒、歪曲海瑞的话。修改后的文章发表在1959年9月21日《人民日报》上。
1959年下半年，北京京剧团团长、著名演员马连良约吴晗把海瑞的事迹编成一出戏。经再三请求，吴晗才答应。他说：我不懂戏，也不大看戏，特别是京戏。
剧本原名《海瑞》，在1960年底彩排时，改为《海瑞罢官》。
《海瑞罢官》一剧公演后，毛泽东亲自看了该剧。他很高兴，并接见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同他一起吃饭，请他唱海瑞，并说：戏好，海瑞是好人。
1962年，共产党内在认识上出现了分歧，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给包括彭德怀同志在内的错划的右倾分子平反。在同年7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一方面承认“19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但另一方面又说：“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1959年反右倾运动不能一风吹。准备把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看一看。”
彭德怀的信是指1962年6月间，彭德怀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封长达8万字的信，在信中，彭德怀对庐山会议问题等一些重大历史问题提出申诉，要求组织专案组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审查。毛泽东在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联系到彭德怀的信，他尖锐地批判了“翻案风”、“单干风”和“黑暗风”。至此，毛泽东改变了原先提倡赞扬海瑞的态度。
早在1944年，吴晗写了《由僧钵到皇权》一书出版后，缓解了家庭经济的困难。到1946年，吴晗着手写作《朱元璋传》。1948年，吴晗到了达石家庄解放区，曾把《朱元璋传》稿本呈送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处在得天下的前夕，广招天下名士。吴晗是著名的明史专家，又是著名的民主人士，毛泽东自然感到高兴。他礼贤下士，在百忙中认真阅读了《朱元璋传》稿本，并亲自两次约吴晗晤谈，最后还就对此书的意见写了一封信交给吴晗以示郑重其事。
毛泽东对吴晗《朱元璋传》的评价有“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的评语，同时也有“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的批评。
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吴晗再一次将重新修改的书稿呈送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又提了意见。他针对修改本提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晚年应该写得好点。 毛泽东接见吴晗
一本普通的历史人物传记，引起毛泽东如此关注，并不多见。
江青在一次军委扩大会上讲话时说：“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
江青为什么要对《朱元璋传》进行批判呢？除了她脑中的极“左”思潮外，也有个人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约吴晗晤谈。有一次在谈及边界问题时，吴晗说：在封建王朝有不同的朝供关系，有的地方交租不便，不纳粮，不当差，有的不朝供。江青在一旁插话，她讲得不对，吴晗向她解释，她不听，吴晗和她顶撞起来。这个顶撞导致晤谈中断，不欢而散。又一次，毛泽东请吴晗吃狗肉，畅谈明史，江青不知趣地从中插话，吴晗纠正了她的说法，江青听了不高兴。还有一件事是江青不好开口说出而又怀恨在心的，就是《朱元璋传》中写到朱元璋“不许后妃参与政事”，“规定皇后只能管宫中嫔妃之事，宫门之外不得干预”，“宫人不得与外边通讯，违者斩”。这对于怀有野心，到处伸手干预朝政，甚至想抢班夺权的江青来说，当然是十分犯忌的。
上述几件事构成了江青讨伐吴晗的原因，她一旦有了上方宝剑，第一个讨伐的目标必定是吴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