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方式的变迁与历史时期鄂西北的移民缘由
——以十堰市所辖地域为例
周尚兵
1994年，鄂西北原郧阳地区与十堰市实行地市合并，更名为十堰市，辖有郧县、郧西、竹山、竹溪、房县、丹江口市、十堰市等五县二市。在历史时期，这一地区是著名的移民区。
人，是社会文化与经济生产的承载体，移民居住地与生产区域的变化，对于社会文化与经济生产的影响深远。首先，移民改变了文化的时空分布，对迁入地与迁出地的影响都不容忽视，长期积累的文化积淀可能会因为大量的移民迁出而所剩无几，而大量人口的迁入则会迅速改变一个地区的文化风貌，十堰地域的文化风貌确曾因移民涌入而迅速改变，旧志称郧阳之地，其民“男耕女织，有古淳之风，但信鬼不约，惟知务农。渐因流寓鳞集，以至风俗侈靡。自创府以来，衣冠辐凑，礼乐兴行，士风因之丕变……陕西之民五，江西之民四，德（安）、吴、楚、山东、河南之民二，土著之民二。皆各以其俗为俗焉”［1］（卷1160《郧阳府部·风俗》）；竹山县“邑中土著外，附籍者有秦人、江西人、武昌人、黄州人，各有会馆。聚处日久，俗渐相同”［2］（卷7,《风俗》）。其次，移民改变了迁入地区的社会经济积累，对当地的经济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有促使生产结构多样化方向发展的，如郧县“其人往往不事商贾，其为工者率来自远方”［3］（卷1，《风俗》）。也有使当地生产环境恶化致使社会走向贫困的，如移民在房县长期开荒的后果是，“山地之凝结者，以草树蒙密，宿根蟠绕，则土固石坚。比年来，开垦过多，山渐为童，一经霖雨，浮石冲动，划然下流，沙石交淤，涧溪填溢，水无所归，旁啮平田。土人竭力堤防，工未竣而水又至。熟田半没于河洲，而膏腴之壤竟为石田”［4］（卷4《赋役志》）。
有鉴于各类型移民对于区域经济、文化的影响深远，有必要对十堰地域历史时期成为移民迁入区的历史渊源进行探讨，本篇拟从自然资源与生产方式发展的角度对十堰历史时期的移民渊源进行初步探讨，以便明瞭区域经济、文化的累积存量，进而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来促进区域文化、经济的良性发展。
一、鄂西北十堰市的地域环境、自然资源
十堰地域的纬度位置在31°15′N至33°16′N间，在汉江上游地区，恰好处于秦岭、大巴山两大山脉之间，居于秦巴山区东部。汉江干流横贯十堰市诸县市，堵河、金钱河各支流蜿蜒流淌于其间。受白垩纪末期及第三纪、第四纪所发生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影响，造成了汉水流域丹江口以上的上游地区，多高大的山体，只是在局部地区才有平坝及小盆地，以及一些丘陵地貌。山区丘陵及盆地，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当地的社会生产形式与生产规模。
十堰地域历史时期的动物、植被状况，文献记载极少。位于丹江口市之北的河南淅川（114.4°E，33.1°N）下王岗遗址发现有猕猴、黑熊、大熊猫、豹、虎、苏门犀、亚洲象、斑鹿（梅花鹿）、水鹿、狍子、苏门羚、孔雀属、鳖属、龟科等30多种动物遗存，尤其在第九至第七文化层，发现动物种类多达24种，是该遗址动物种类最多的时期，其中适宜温暖气候环境的动物有7种，占29%，也是暖环境中生存动物最多的阶段。同时，发现的竹炭灰也是这一时期最多，炭灰还可看出竹的纤维。较上的第七文化层（仰韶文化晚期），还发现有30座房基，房内有的地方还铺着有竹片编织物的痕迹。现在下王岗虽然还有小片竹林，但其规模远不能与当时相比［5］（P41）。表明丹淅之地在数千年前远比现今温暖，而且这一带有茂盛的森林和野生竹林，并有稀树草地、灌木丛和水生植被等［6］（P30）。据陕西商县紫荆、西乡何家湾和南郑龙岗寺等遗址的考古研究表明，“从陕西南的三处遗址和下王岗遗址看，它们均靠汉水水系，动物遗存中有相当一部分相似类种，……，秦岭南北等地的野犀分布是连成片的。”［7］（P63）这表明了当时秦巴山区各区域共同的暖湿气候环境。
乾隆五十年（1785年）《竹山县志》卷十一《物产》：载有貘、猿、猴、兔、鹿、獐、麂、羚羊、麋等动物各类，同治四年（1865年）县志与乾隆县志所记略同。据考，志中所称“貘”者，即今之大熊猫也。反映出19世纪中叶以后，竹山一带仍有大熊猫分布［8］（P234）。笔者在竹山、竹溪两县调查时，乡村老者多有提及在大办钢铁之前，本地森林密布之时还能碰到熊瞎子、狼等动物，现在已见不到了。大熊猫生活的地区，受海拔高度直接的影响较小，受食物条件的影响较大。大熊猫栖息地区的植被类型，主要是冷杉、云杉林或常绿阔叶、落叶阔叶林区，林下丛生箭竹、刚竹、黑竹、龙竹和拐棍竹。
文献与考古研究表明：“华中、西南亚热带林包括广义的秦岭、大巴山、四川盆地、贵州高原、江南山地丘陵、浙闽山地丘陵、南岭山地、两广山地北部、长江中下游平原及云南高原北部、中部和青藏高原东南部等地。这一地区在距今8000年前以栲属、冬青属、杨梅属等常绿阔叶和松、杉等常绿针叶为主，并杂有少数枫香、柳、乌桕等属落叶阔叶混交林。距今5000多年前，平原是落叶阔叶与常绿阔叶混交林，还有水生、沼泽等植被存在；附近山地丘陵，由松属组成森林。乔木以铁杉、栎、枫香、桦、冬青、榆、柳等属为多，还有杉科、柏、枫杨、桤木、漆、栲、乌桕、油桐等属。灌木有蔷薇科、大戟属等。蕨类以水龙骨最多，里白属次之，还有海金沙、凤尾蕨等属。反映出南北过渡类型特点。”［7］（P8）从保留至今的鄂西北神农架原始森林区的生物群落的状况来看，历史时期鄂西北的植被属于北亚热带植被应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至到明清时期，鄂西北山区还是“林菁蒙密”［9］（卷11，《开设郧阳》）、“猿、鹿多”［10］（卷225赵贞吉《郧陌追祀抚治大理少卿吴公记》）、“古木参天，丛篁遍地”［11］，反映出北亚热带植被的特色。总体而言，鄂西北的森林茂密状况持续保存到清中叶。
由暖转冷是近8000年来中国气候冷暖变迁总趋势，根据其变化特点可分为四个时代，即温暖时代、相对温暖时代、相对寒冷时代、寒冷时代①。大致距今8000-2500年（持续约5500年）是我国历史时期气温最高阶段，在最温暖时，亚热带的北界曾到达黄河下游以北的燕山南麓、桑干河流域的阳原盆地北缘一线。在温暖气候下，公元前1000年以前，喜暖的野生犀牛生活的最北界达到今河南安阳，在公元前900至公元前200年，其生活北界在秦岭淮河一线南北移动。在距今2500-940年（即公元前510年-公元1050年）的相对温暖期，亚热带气候北界南移，野象、野犀等分布北界都移出黄河流域，进入华中区，主要生活于今鄂西南、湘北一带。在距今940年-540年（约公元1050-1450年），进入相对寒冷时代，野象和野犀都难以在华中区（长江流域为主）一带立足，进而南迁到华南区（珠江流域为主）一带。
历史时期鄂西北的气候变迁与全国范围内气候的变迁同步。在鄂西北腹地的房县樟脑洞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有大熊猫、东方剑齿象、犀、鹿、麂、牛、羊等动物化石［12］（P26），前引鄂西北北缘丹淅之地的下王岗遗址中有喜暖湿的苏门犀、亚洲象、鳖属、龟科等动物种群遗存。这足以表明在温暖时期，鄂西北的气候状况是非常暖湿的。在温暖期之后的相对温暖期，鄂西北的气候转冷，喜暖的野象、野犀已不能在鄂西北生活，而南迁到了今鄂西南与湘北交界地，向南移撤了近3-4个纬度。在相对寒冷期，湖北省冬半年的寒冷程度较前两时期为重，在这样的背景下，鄂西北的气候也不可避免地由温暖转向总体上干冷，寒冷年的频率明显缩短。而在著名的明清气候寒冷期，鄂西北不仅寒冷程度加大，而且适于生产的季节缩短，“山内气候，有与外间不同者，南山、大巴山、团城之属，积雪至夏初方消，至八九月间，又霏霏下雪矣。十月以后，土结成冰，坚滑不可行。陟高者用锄挖磴，扳援树枝而上。”［11］农历八九月即飞雪结冰，于现代鄂西北殊不可见。气候寒冷于农事影响较大，“溪河两岸早麦，三月已有熟者，低山之麦，以五月熟，高山之麦，则六七月始熟。包谷种平原山沟者，六月底可摘食，低山熟以八九月，高山之熟，则在十月，包谷既熟，其穗倒垂，经历霜雪，则粒更坚实。山民无仓收贮，往往旋摘旋食。”［11］
综上所述，即使在历史时期的明清寒冷期，从鄂西北地区的植被状况来看，仍然反映出北亚热带植被的特征，原生植被保存完好，还适合大熊猫等对生态环境较为敏感的动物生存。因此，历史时期鄂西北的生态条件较佳，具备接纳移民的自然条件。由于生态环境较佳，动植物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就有人类在此居住，从事经济开发。考古所发现的郧阳早期智人应是本地最早的原住民之一，此后，陆续有外来移民移入。
二、生产方式与十堰市历史时期的移民
在纯粹依靠大自然赐予的采集和渔猎经济阶段，本地区良好的气候条件、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能为原住民与外来移民提供足够的动植物食物，如同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一样，先民们是沿着水源、追逐食物而不断流徙，良好的生态环境与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就成为先民们天然的移入地，蛮、苗、巴等族各支系就是这样沿着汉水干支流、追逐着食物迤逦来到了鄂西北，成为鄂西北最早的移民②。
当整个人类不再唯一依靠大自然的恩惠而从原始农业与畜牧业中获取生活资源时，鄂西北仍然是移民的家园，在鄂西北考古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类型，表明鄂西北深受南北文化的影响，来自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来自长江中游尤其是汉水下游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且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已深入到达鄂西北汉水支流南河、堵河的上中游谷地［13］。在人类早期，迁徙与移民是文化传播的根本手段之一，鄂西北成为南北文化的交汇地，应归功于移民们的贡献。而遗址中残存的果核与大量动物骨殖，表明采集与渔猎仍然是当地居民重要的生存资源，于此可见，本地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是吸引移民前来的重要的物质基础。
在没有掌握施肥技术之前，随着土壤肥力的下降，土地的产出降低，所居住区域的农业不足以为部族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稳定而充足的食物，而且一个区域的动植物资源在一定时段内，其提供能力是有限的，采集与渔猎也不能为增加的人口提供稳定的食物补充。因此，部族在一个区域生活一段时间后必须另寻沃壤，这就使得早期农业表现为徙居式农业或者称为巡回式农业。史籍中常见有农业部族频繁迁徙的记载，其原因即在于此。在掌握休耕与施肥技术之后，农业部族迁徙的记载消失了，发展成为定居农业，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鄂西北地区是否有农业部族迁入抑或是本地部族迁出，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不得而知。但据《竹书纪年》的记载：传说中尧部落的一支曾迁入丹江流域，并发展于均、房之间，也许是这种徙居农业的表现之一。只可惜为传说，未为确证。楚人沿着丹水从陕西商洛迁入到丹淅之地，再迁襄宜平原，也是早期游徙农业的一种表现。春秋时期，立都于今竹山的上庸古国，是由梁徙荆之国,而介于巴与秦、楚之间③。
在掌握施肥技术并发展成为定居农业后，农业民族“安土重迁”的心理与价值观逐渐形成，自发的大规模迁徙不再发生，只有在天灾人祸或政府组织的情况下，以家族或家庭为单位的规模性迁徙才会重现。如东晋南朝时期，因战乱，鄂西北成为移民移入区，为安顿移民，共设置了16个侨县，移民多为商洛地区及南阳之人。在今商州一带的西晋上洛郡民户的外迁有两个方向：一是向南大约经今金钱河谷到达安康、旬阳、郧西一带，一是向东南沿丹江而下，到达丹江中游地区［14］。
精耕细作的农业已能为居民提供足够的食物，采集经济几乎退出舞台，山区动植物已不具备以往的吸引力，富裕的平原成为移民的首选居住地。相比于其它地区，少平地而多山地的鄂西北在很长的时间内，不再是移民移入的首选区，直到明清时期，鄂西北才又成为生存性移民的首选地：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荆、襄流民。
YYSZXB33鄂西北再次成为大规模移入区，首先归因于良好的生态环境，直到清代，鄂西北的森林密布，“三省老林，就其最深广者而言，楚则二竹（即竹山与竹溪县）、兴（山）、房、巴、归（州），环绕数百里也。”［15］（卷十四《艺文下》严如煜《老林说》）其次，在明清时期引入的红薯、玉米等作物突破了地势的限制，可于高山之上种植，“荆、襄一带，山林深险，土地肥饶，刀耕火种，易于收获”。［10］ （卷39,王恕《处置地方奏状》）能为移民迅速提供生存、发展所需的食物资源。再者，鄂西北此时尚属地旷人稀，能为移民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楚魏间滨河处淤田，往往弥望无际，其开垦成畦者，动辄千亿，真天地间未辟之利也。”“襄江道中，沿堤上下，芦荡不知几千顷，土色青黄相错，地形亦不漥，此吾乡腴田也。不知何故，弃不树艺，竟作樵渔汤沐邑。海内旷土，总不如湖广之多，湖广真广哉。”［16］究其实，湖广旷地并非指江汉平原，主要是指川、陕、豫、鄂四省边界的丘陵山地，“荆襄地连河南、川、陕，延蔓数千里，山深地广，易为屯聚。”［17］（卷93，成化七年七月甲午）
较好的环境吸引了各路移民蜂涌而至，“陕西、山西、河南等处饥民流亡多入汉中、郧阳、荆襄山林之间”［17］（卷260，成化二十一年正月）。“流民之入山者，北则取道西安、凤翔，东则取道商州、郧阳，西南则取道重庆、夔府、宜昌，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11］。由此，荆襄山地在明清时期已成为著名移入区。由于移民众多，明政府不得已为之设府治理，“成化初，荆、襄寇乱，流民百万。……宪宗命原杰出抚，招流民十二万户，给闲田，置郧阳府、立上津等县统治之。河南巡抚张瑄亦请辑西北流民。帝从其请。”［18］（卷77《食货志一·户口》）
大量流民进入鄂西北，其谋生手段主要是开垦山林，“……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椽，上覆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否则仍徙他处。故统谓之‘棚民’”。［11］大规模的流民垦荒给鄂西北的生态环境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森林遭到无节制地砍伐，水土流失，以此之后，鄂西北不再为沃壤，转而成为移出区。“开山之法，数十人通力合作，树巅缚长绳，下缒千钧巨石，就根斧锯并施。树既放倒，本干听其霉坏，砍旁干作薪，叶枝晒干，纵火焚之成灰，故其地肥美，不须加粪，往往种一收百。”［11］
上述垦种方式谓之“畲田”，亦非始自明清棚民，有文献可考的鄂西北“畲田”记录应始于唐代，“其民……至今安于山僻，男子烧畲为田，妇人绩麻为布，以给衣食，少纵学之士”。［19］（卷86《房州·风俗形胜》）宋人王禹偁过秦巴山区，记载“上雒郡六百里，属邑有丰阳，上津。皆深山穷谷，不通辙迹，其民刀耕火种。大抵先斫山田，虽悬崖绝岭，树木尽仆，俟其干且燥，乃行火焉，火尚炽，即以种播之。”［20］（卷8《畲田词·序》）但唐宋时虽行烧畲，有些地方并已达到悬崖绝岭树木尽仆的程度，幸而历来鄂西北人口稀少，如唐代房州“邑舍稀疏殆若三家市”，因而垦荒规模并不大，对生态环境幸未造成根本性的破坏，在宋代，鄂西北均、房二州之地仍被誉称“均房七百里，山蓄岭崎富”［19］（卷189《金州》）。而且至到明清以前，鄂西北气候尚称暖湿，植被自我修复能力强，虽有垦种，在迅速的自我修复情况下尚不致于出现“山渐为童”的状况，因此，在明清大规模流民入山时，鄂西北生态完好，旷地甚多，“老林未辟之先，狐狸所居，豺狼所嗥，而虎祸尤多。土著人少，所种者不一二，招外省客民，纳课数金，辄指地一块，立约给其垦种。客民亦不能尽种，转招客佃，积数十年，有至七八转者，一户分作数十户，客租只认招主，并不知地主为谁”。但随着明清时期流民的移入，大规模的开垦开始了，房县：“房居万山中，林木阴森，刚卤交错。自国初以来，日渐开垦，小民择高陵大阜，凡可树艺处，几至无地不毛”。［4］（卷4,《赋役志》）竹山：“幅员宽广，昔时土浮于人，又山多田少，水田十之一，旱地十之九。近则五方聚处，渐至人浮于土，木拔道通，虽高岩峻岭，皆成禾稼”。［2］（卷7,《风俗》）大规模开垦的结果是森林逐渐消失，原生植被被种植植被取代。“旧传郧、襄上游大山长林……近日老林在郧阳者无多。”［15］（卷11《策略》）种植植被的根系短疏，且又不是多年生植被，不如原生植被“草树蒙密，宿根蟠绕”，因此，种植植被不能如原生植被那样涵护水土，“至四五年后，土既挖松，山又陡峻，夏秋骤雨冲洗，水痕条条，只存石骨，又需寻地垦种。”［21］（卷25,《风俗·山内风土》）形成不断开垦的恶性循环，当此之时，我国适逢历史时期最寒冷期，气候干冷，生长期缩短，植被自我修复能力差，即使不遭外力破坏，已处于生态脆弱期，何况原生植被遭此狂垦大厄，遂一发不可收拾，生态再也无法回复如初，是以自此之后，鄂西北水旱灾害频仍。
在森林未垦伐之先，林木涵护住雨雪，不致淋漓成灾，“……而下结为均州之武当山。巴山老林，跨川陕两省，周遭千余里。老树阴森，为太古时物，春夏常有积雪。山幽谷暗，人入其中，蒙蔽不见天日。”［11］森林与人民生计之间的关系，《山西通志》卷66中的记载说得极为透彻，“正德前，树木丛茂，民寡薪采，山之诸泉，汇而为盘陀水，流而为昌源河，长波澎湃，由六支、丰泽等村，经上段都而入于汾。虽六七月大雨时行，为木石所蕴于流，故道终岁未见，其徒且竭也。以故由来远镇迄县北诸村，咸浚支流，溉田数千顷，祁以此丰富。嘉靖初，元民竞为居室，南山之木，采无虚岁。而土人且利山之濯濯，垦以为田，寻株尺蘖，必铲削无遗。天若暴雨，水无所碍，朝落于南山，而夕即达于平壤，延涨冲决，流无定所，屡徒于贾令南北，而祁丰富，减于前之什七矣”［22］。斯可为鄂西北前车之鉴乎？！
据1953年的统计，秦巴山地22个林区的面积共有1191577公顷，森林覆盖率只有13%。鄂西北郧县、郧西、房县、竹山、竹溪、均县6县的林地面各共为145万亩，而宜林荒地却有1600万亩，荒山超过林地面积10倍有余。而且直到50年代初，秦巴山地的农民仍在采用广种薄收的方法，也仍然有烧山的习惯。［23］（P52，P75）大办钢铁之后，童山濯濯。生态环境未见有好转迹象，鄂西北成为移出区。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实施生态农业工程，在鄂西北实行“封山育林”、“退坡还林”，通过“以粮代赈”的策略推行“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的生态还原计划。笔者在以往丛竹密布、森林参天的竹山、竹溪游历期间，见“以粮代赈”的成绩斐然，农民们已接受了种树换粮食的做法，宜林坡地大致都种上了树木，且属于经济林木，期以岁月，昔之大山长林，再现有日矣。山区并非贫困的代名词，若有良好之生态环境，当能再现“山蓄岭崎富”的盛况。
总之，就自然资源及生产方式而言，鄂西北在明清之前，动植物资源丰富，呈北亚热带特色。地广人稀，生存、生产环境较佳，所以，直到明清时期，鄂西北都是移入区。随着明清移民的大量涌入，进行规模性垦荒，生存环境开始恶化，水旱灾害频仍，鄂西北逐渐成为移出区。
［注释］
①关于历史时期中国气候的总体变化，主要依据
②
③庸由梁州迁徙至竹山之地立国，梁州之域，今汉水上游以汉中盆地为核心的区域。详参
民族迁徙考》，载《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6、7合期；亦参何光岳《庸国的兴亡及与楚的关系》，载《求索》198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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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尚兵（1968－），男，湖北公安人，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讲师，史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