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对印度现存问题的看法

中国学者认为：

印度的非政府组织比中国多几十倍，但印度方方面面的工作与中国的差距都很大。从表面上看，印度公民社会非常活跃，但从我的实地了解来看，相当一部分组织被黑社会控制，甚至就是黑社会的组成部分。我去印度的贫民窟观察过，贫民窟里有很多非政府组织，它们可以呼风唤雨，控制着贫民窟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不少组织是真正在为劳苦大众做事，但也有出于其他目的的组织，如专门负责偷电的组织，从某个地方把电偷偷地接过来，再卖给贫民窟的居民。还有负责贫民窟安全的黑社会组织，你要交保护费。为什么印度改造贫民窟这么难？因为贫民窟里的人都组织了起来，而这些组织中相当一部分受黑社会控制，黑社会又与各级政客勾结，贫民窟永远是各级政客的票仓。孟买市中心通向孟买国际机场的大道旁有大规模的贫民窟群，印度政府想拓宽这条公路，但几年下来了，条件谈不妥，一些劣质公民社会组织与政客利益结合在一起，轻而易举地“绑架”孟买市民的整体利益，阻碍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这是印度民主体制在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一个严重瓶颈。[1]

印度的成就和困难，就像中国的成就和困难，都是规模巨大、引人注目的。区别只不过在于。印度的弱项．往往就是中国的强项，比如在道路、桥梁、厂房等基础建设上，在外国直接投资额、制造业、产品出口额、初等教育、识字率、政府扶贫、婴儿存活率这些方面；而中国的弱项，又往往是印度的强项，比如在表达自由、文化多元、高等教育品质、软件设计、金融市场、服务业这些领域里。[2]

   印度学者认为：

       印度的改革进行了二十年，但其经济改革进程表中大量任务均未完成，政府机构改革的待完成任务则更重。

经济自由及经商环境  社会公共开销随着经济的繁荣而增加。改革年代的创新措施包括下述内容：农村就业保障计划；将大幅度提高对贫困地区食品补贴的、即将颁布的食品安全法；扩大教育范围的教育权利法；农村健康计划；针对农村基础设施及城市问题的特殊计划；针对较贫困社区、世袭社会等级阶层及宗教群体的计划措施。社会公共开销从2006-06年间至2009-10年间由占GDP的5.49%上升至的7.27%。然而，这些计划措施因规模严重的腐败、浪费和流失而受到阻挠。那些本应免费的公立学校和医疗中心基本不能发挥应有的功能，于是越来越多的贫困人群转而投向付费的私立学校和医生。强大的各类工会组织使得公立学校的教师、公立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以及其他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无法让人信赖；旷工现象普遍，本应免费的服务依旧需要贿赂才能提供。因此，其行政管理机构需要重大改革以确保其各类服务的提供者对其服务的对象负责。

营养状况  印度国民的营养指数在全球范围内处于最差水准。印度的数个邦/省的80%以上人口受贫血病影响。印度全国的儿童中46.7%处于营养不良状态，体重与年龄比偏低，其状况比任何一个非洲国家都差。家庭健康状况普查结果表明，暂且不谈GDP的高速增长，1998-99年间以及2005-06年间、儿童营养不良的状况丝毫没有得到改善。然而，印度国家营养监测委员会（National Nutritional Monitoring Board）的数据则显示有些改进。根据国际标准，印度儿童的体重和腰围指数严重偏低。令人不解的是营养不良和贫血病也影响到高收入人群。尽管收入提高但卡路里摄入量下降——穷人们喜欢美味可口食物而不愿意从基础食物中摄取卡路里。营养是一个比饥饿还要严峻的问题，因此接下来的改革内容包括营养教育和含维生素、铁、碘之食品配方的普及。

技能短缺 印度的所有行业领域、包括农业和建筑行业，均在抱怨劳工短缺；事实上其最大的瓶颈是技术工人的短缺。政府的公立学校体系令人可悲，成千上万的人离开学校时基本上还是文盲。无论是政府官办还是私立的大学在数量和质量上均不能令人满意。印度若想真正驾驭或享有其人口红利，则需在教育和职业培训领域做巨量改善。就学券（school vouchers）计划有助于父母选择让小孩上私立学校或大学。政府应该允许盈利的学校存在（现阶段尚不允许），同时应降低外国大学进入印度的门槛。

法律、治安及司法 警察及法院名声狼藉，被视作腐败和不公正的源头。一个法律案件的办理可拖延十几年，许多罪犯因老而死时才由法院驳回所有上诉而判定其各项犯罪事实。印度法院的案件积压致使许多法律纠纷根本得不到解决。印度政府批准并预算支持的法官职位为17641，而实际现有法官总数为14576位。换言之，每一百万人口有10.5位法官，而印度政府的设定标准为每百万人口有50位法官。联合国标准：每一千人拥有警察数量为2.2，而印度的每千人拥有警察数量不到1。

         政客们滥用权力实施逮捕和迫害以保护利益圈内的不法分子并压制异见群体。印度大部分农村几乎没有警察、法院或各类形式的行政维权机构；贫困人群抱怨，仅有的警察都被富有的地主或商人买通了。这正是毛（泽东）主义分子在边远地区出现的原因之一；他们占领了法院、并实施速成、粗糙的司法实践，填补了由政府缺位而造成的空缺。

         就信守合同的状况而言，据世界银行统计，印度的全球排行在183个国家中排第182位，令人惊叹。印度经济被称作奇迹，但真正的奇迹是印度能在充满瑕疵的制度基础上使其经济快速发展的手段。有一点可取的是：虽然法院的民事诉讼案可以拖延十几年，但印度法院对政府仲裁措施的督办可谓迅速高效；此点受到所有工商企业，包括外资企业的高度评价。

腐败 这是印度今天最热的政治话题。政界及官僚体系中与日俱增的犯罪和腐败现象、经过数载积累激发了公众对腐败的公愤。这是一个与新兴的激进中产阶层相关联的结构性动向，并被多数电视频道宣传引述和放大。公众认为：政治等同于经商；政客都是百万富翁；这种舆论正在影响印度的政治，并将对竞选结果直接产生负面作用。这是一个有希望的迹象。

         多数调查结果表明，人们认为腐败状况在恶化，各类政客，警察和官僚就是最大的罪犯。

据透明国际组织（TI）颁布的政府清廉指数（CPI）提示，似乎印度公众的愤怒远超过腐败实际恶化程度。178个国家的政府清廉指数排行中，印度据第87位，中国排第78位，其排行落后于中国，但远远领先于孟加拉（第134位）和巴基斯坦（第143位）。实际上，印度在过去数年间其政府清廉指数（CPI）有所提高，由2002年的2.2提升至2010年的3.3（10分制）。这也许是由于印度政府在数个领域里（例如：产业许可证、进口许可证、垄断部门的出入港许可证、外汇许可证）放宽管制而消除了腐败机会的结果；反过来恰好冲抵了政治资源分配领域里（自然资源、房地产、政府合同）腐败的上升趋势。然而，这三个领域明目张胆的腐败上升趋势致使政客们腰缠满贯、民众更加愤怒、舆论谴责更加激烈；人们认为所谓改革是一个骗局，只是让政客及其经商的裙带关系更加富有。其实这是由于改革开放程度不够而引发的问题之一，即：给政客们留下过多可自行支配的空间和官商串通的机会。

基础设施 未来数年发展的重大障碍是基础设施不足，而这与腐败有关。道路、能源、港口、铁路和电信均与三大腐败领域——自然资源、房地产、政府合同——紧密相连。国家尚未允许煤矿私有化，保留该资源为特定行业专用。未经政府许可，农业用地不可以专为非农业用地，供产业或服务业使用；如此治理方式却给商业回扣创造了巨大空间。在上述领域里，印度需要更加开放透明的治理程序，并须消除政治特权。仅打造一个廉洁的政府还不够，必须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才行。

政界的罪犯 在2009年的大选中，542个席位中有150个席位被那些有犯罪记录的政客获得， 其中包括杀人犯、强奸犯、和盗窃犯。2004年的大选中有此类犯罪记录的政客人数为128人。在立法机构里的相关情形也一样糟糕。法院对民事案情判决的无能表现意味着恶棍们可以用钱和黑恶势力免罪。这又进而演变成政治影响力的一种肮脏形式；政党与恶棍们沆瀣一气，由恶棍参政拖延其所面对的诉讼案件。政治道德的恶化与巨额腐败的势头和民众对此愤怒程度的上升紧密相关。可以针对此事采取各种改革措施，包括建立独立职能机构，诸如近期提交的“洛克帕尔”（Jan Lokpal Bill）法案，设立拥有“牙齿”[3]的反贪调查机制，对部长级及高层政客的贪腐情况进行调查。另一个手段是：对每位被选用的法官而言，就其所审理的所有案件颁布法定先后排序规定。如果恶棍们发现主案法官在依照排序提高案情审判实效而不是在有意拖延时，他们就会失去参政兴趣，因此政界也将会干净许多。[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