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孔子的这句话是我们中国人的常用语。孔子有一个“正名说”，当时孔子所生活的时代，诸侯侵伐兼并，乱臣贼子横行，新社会秩序尚未建立。面对这个混乱局面，孔子提出了“正名说”。“正”就是拨乱反正，通过正名建立社会秩序和伦理关系。

　　孔子所说的正名，不同于西方。西方的正名之“名”指的是概念，正名就是下定义，明确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明确概念内涵所反应的对象的本质属性，旨在把握的是名（仅仅限于概念之“名”）的意义的真假。而发源于儒家的 “正名”并非是要强调什么真或怎样客观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共相，它更注重符号或词语在它所使用的情境中所体现出来的伦理意义，以及词语使用者的责任或义务与行为是否名实相符。

　　儒家的正名，首先是确定“名”伦理含义，没有确定性的含义，必然导致言、行、思的混乱。其次是，将名所代表的责任与义务的伦理主张合法化，并用名定位人的角色，使人做出一项伦理承诺，达成名与实的相符。这过程实质上就是通过作为伦理承诺的“名”，将伦理主张内化到人的身份中，嵌入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之中。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的治理方式，即“德治”与“礼治”。

　　中国作为一个礼俗社会，重视德治与礼治。这向来是管理人士所批评的。不错，德治与礼治确实不利于企业的规范化、制度化、正规化，也容易导致企业中重人情，轻规则，重做人，轻做事等毛病。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规范化、制度化也是有毛病的，比如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层组织：僵化，缺少弹性和灵活性，对市场变化的反映慢，信息传递受阻，员工做事中把手段当成目，创新意识受到束缚等等。

　　所以，德治也好，法治也好，都只是人们的一种管理方式，哪一个都不是绝对的真理。德治只是与法治不同，法治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德治就是不可取的。关键是在解决问题时，你如何看待德治，并把德治转化为一种力量和优势。

　　丰田就是这么做的。这要从丰田模式的入口“人财”说起。所谓人财，是指人是最大的“财”，要把人当成“财”。人财机制包含两个要点：一是全员敬畏客户，追随客户之心，满足客户需求的天职意志；二是尊重员工，投资员工，释放和整合全员的智慧，为客户创造、提供价值的组织执行力。简单而言，人财就是将智慧转化为客户价值和财富的。

　　那么，我们就要问：人财凭什么能实现？首先命令机制不是万能的。当一个员工处于一种被要求、被命令，被压制的环境中，当他的努力只是为了完成一项不得不完成的任务时，他就不可能真心全意的面对工作，他的负面心理就不可能让其沉浸在思考之中，也就是说他没有内在价值的驱动，无法产生“心流”。那么，智慧与创造力就无从产生。甚至，还会产生逆反和对抗的情绪与做法。

　　其次，利益机制也不是万能的。因为智慧是受内在价值驱动的。当你试图用金钱交换智慧时，那甚至是对智慧的一种侮辱。拿Linux操作系统来说吧。众多程序员高手参与Linux操作系统的编写，是为了自由软件的精神和梦想，他们完全可以利用编写Linux操作系统的时间赚很多钱，但是他们没有那么去做。如果要付钱，他们很可能是请不起的，他们也自然不会做。

　　这都体现了法治体系的失灵。所以，在解决智慧激励的问题上，是需要引入德治与礼治的方式的。丰田激励员工释放智慧的方式正是如此。在丰田“人德”的概念。所谓人德，就是公司的发展要给员工带来利益与“善行”的提高。

　　人德，就是把产品质量和客户价值定义为一个“个人道德”的问题，把工作场定义为一个修炼个人道德素养的场所，而为客户提供产品，不断改善产品品质，就是修炼道德素养的过程。而工作不仅仅是为了工资，为了养家糊口。

　　所以，丰田的产品是注入了员工的道德与灵魂的，而产品只是道德的一个载体。如果产品除了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物理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就是对客户的一种伤害，就是一种不道德。由此，员工不断的释放智慧，自动自发地追求产品品质的改善和客户价值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