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育的几个问题的思辨
朱永新是一位很活跃的教育家，兼任中国教育学会的副会长，他的在人民微博的“热门关注”名列前三甲，从他在苏州市当主管教育的副市长起，我就开始关注他的言论和见解。不久之前朱永新在央视国际频道《文明之旅》做了一个专访，题目是：《快乐学习 幸福成长》，这也是朱永新长期主张的教育理念。这档节目我看了好几遍，深深感到这些年朱永新是进步了。回顾2004年两会期间他客座强国论坛时关于“小升初”直言不讳的说了：“与其这样，不如按照分数，把对命运的把握权交给孩子。”对比之下是大大的进步了。其实，2006年《义务教育法》修订之后他在强国论坛解读《义务教育法》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改变。这些年朱永新继续进行新教育实验，带领志愿者深入贵州贫困地区，确实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也是众所周知。就这个访谈而言，讲得确实很不错，孩子的成长确实需要快乐，教育也需要有快乐，学习也需要有快乐，这样的成长必然是最幸福的。
朱永新的这个访谈涉及了的许多问题，都属于今天教育中争议激辩的问题，也是我长期以来一直的思考的问题，中国教育为什么而相诟病，就是受到这些问题的困扰，有些问题是一定不能够回避的。
一．全面发展还要不要？
全面发展作为教育方针被提出来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半个多世纪中始终争议不断。最早的讨论可以追溯到1956年《人民教育》针对“全面发展问题”展开了四个月的讨论。这个讨论虽然没有结果，但确定了全面发展和“因材施教”是不能或缺的。而此后的争议也从来也没有间断。
朱永新在访谈中认为：“一个完整的人，并不意味着我们过去所片面强调的是一个所谓的全面发展，全面就意味着平均。”这段话究竟什么意思？“过去所片面强调的是一个所谓的全面发展”让人费解。我还真没看懂。
实施全面发展之后国内出现平均发展的倾向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有过批评，当今国内也有学者说全面发展导致了全面平庸。“高效课堂”的倡导者李炳亭也在质疑：“当我们在讲学生全面发展时，‘其个性发展’如何解决？”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称《纲要》）仍然坚持全面发展的方针，于是我们必须认真讨论究竟要不要全面发展？
全面发展的确切的说就是“人的全面发展”或者说“个性全面发展”意思应当一致的，对于一个学生而言，个性是一个人心理和生理的特殊性。“因材施教”是传统教育的精华，“因材施教”和个性发展一脉相承，可见个性发展和“因材施教”是人类对于教育的共识。
“全面发展”不是平均发展，是对人的发展的最低要求，这是共性，它存在于个性发展之中，也就是说每一个具有个性发展的孩子决定了他们在德、智、体、美诸方面全面发展的共同特点。
“应试教育”是用一把尺子高度去要求所有的学生，这是抹杀个性的，导致今天的教育缺少个性。被忽视的是“因材施教”，这也是为什么要坚持“由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的缘由。这种价值取向要求教育培养公民，这就是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的核心问题是教育的共性，它存在于教育的特殊性中，让所有的受教育者都要成为遵纪守法，有文化，身体健康，自食其力的公民，这是教育的最低基准，也是不能或缺的。
对于每一个学生个体而言，教育没有预先设定的目的。而是要看学生发展中，生活与社会经验的积累以及个人心理和生理特点所体现的兴趣所在，这样才能充分展示学生的个性，这是个性发展的精髓，也是因材施教的真谛，全面发展的完整的含义是这种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没有学生个性的发展根本谈不上全面发展。
如果出现平均发展的倾向，说明被忽视的是个性发展，这是对全面发展理解的缺陷。争论了几十年，焦点就在这里。说到底全面发展是要张杨个性，个性发展决定了全面发展的高度。
二．评价是教育必须做的功课，选拔不是教育范畴的问题
朱永新说到：“什么是好的教育？教育不能为了分数为了考试。”
朱永新对这个问题回答得相当精辟，可是今天教育就是围绕分数高低进行，并以此作为对教育评价的依据。于是国内许多教师，校长呼吁我们应该改革教育评价制度。
问题出在把教育和选拔混淆为一件事，或者说选拔是教育的一个结果，这就颠倒教育的本质。说得具体一点，升学的选拔是以分数为依据的，是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进行录取。片面追求升学的教育必然把教育的目的锁定在考试，以及考试的分数。于是高考就成了指挥棒，教育不是遵循其规律，而是遵循指挥棒的指挥。
教育评价，无论个体还是整体的评价都应当属于过程，更多的是未来的结果，而不是现在时，是一个“结果的认同”。关注评价过程，强调评价过程中要给予个体更多被认可的可能。而不是简单的用一个或者几个量化指标可以表达的。
现在面临的是素质教育与高考选拔的矛盾，这是教师和学生负担加重的重要的原因，既然教育评价是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那么教育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区分一类人”，考试分数排队式的评价要不得。如果“区分一类人”成了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评价的基本问题被搞颠倒了，教育的基本问题被颠倒了。因为教育评价和选拔有本质的区别，选拔是要“区分一类人”，教育评价并不要做这种区分，而是不同程度的认同，尽可能做更多的肯定认可。
教育评价中也需要考试，这是检查学生对知识把握的情况，并非是“区分一类人”。
中国教育受高考的指挥，这在中国家喻户晓，于是教育评价总是不能摆脱分数的评价，不能摆脱高考这个指挥棒，教育评价总是在做“区分一类人”的评价。譬如说优秀学生，必然是成绩优秀，其它就不定一定评价了；差生必定是学习成绩差，这种评价就往往是片面的，是唯分数论。对于高考，《纲要》提出的“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路子是积极的，重要的问题是教育过程要告别“唯分数”的评价，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教育评价走出“区分一类人”的误区。
我在研究杜郎口的经验时也发现，杜郎口也是月月有考试，被称为月考，而且也是考评教师的依据。而我在高中读书的时候一学期就两次考试。期中、期末，平时不考试，也没有那么多练习册，教辅教材。
考试不能不要，习题也不能不做，如果把考试作为评价的唯一依据，或者让升学考试去引领教育，那么“以教为中心转变为以学为中心”和“由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就一定难以实现。
“结果认同”更多的是一种主观评价，过程评价，多元评价，师生共同参与的评价；是主观的认同，定性的认同；不是定量认同，不是用分数表达评价的结果，这样才有可能强调评价过程中评价给予个体更多被认可的可能。
因此，中国教育能不能实现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教育本身能不能摆脱“区分一类人”的评价束缚，这是一个难题，如果不解决，也无法实现朱永新所倡导的“教育不能为了分数为了考试。”
朱永新在访谈中说：“教育本来是跟做官分开来的，现在把教育与做官联系在一起。所以教育就变成了取仕的一个重要来源。那么这样很多和教育和做官和科举没关系东西在学校教育，本来我们像孔子时代教六艺，六艺：礼、乐、诗、书实际它都有，但是后来慢慢都没有了。……还有其他很多东西都远去了。”
这段话告诫了所有教育者要明白：“选拔不是教育范畴的问题”。今天的应试教育实际上就是把教育和选拔合二为一，这种教育是退步了，几乎退到科举制度的后期，和“学而优则仕”一个路子。
三．教育资源均衡的根本问题是走出名校、名师的发展路子
朱永新在访谈中说：“我觉得要尽快的解决学校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因为你要衡量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城市的教育好不好，不是看他最好的学校有多好，而是看他最短的那块板，最差的学校怎么样？中国如此之大，就是解决最短的那块板。在北京在其他地区也好，把最差的学校办好。”
这段讲话受到全场热烈掌声。这段话之所以精彩，因为他说出了行政管理学的最基本原理，政府的职能往往是被颠倒了。政府天天忙着搞评优、创优就是本末倒置的事情。政府的职能就是依照法律管好最低的要求，用句行话说就是管好“准入制度”。
办学校有准入标准，教育部关于评估的文件中有一个合格评估（鉴定），这就是办学校的准入标准与评估办法。在同一个文件中又出现评优评估，这就本末倒置了，教育资源有差距，特别是同一个城市出现重点班、校，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评优评出来的。教育部虽然发禁令，不准搞重点，于是又出现示范学校，实验学校，只要有评优，就会制造差别，也就永远解决不了“择校”问题。从传统的教育观念上讲有哪一个家长不愿意把孩子送到一所好的学校去接受好的教育？
教育评优评估把中国搞得学校疲惫不堪，怨声载道，作假比比皆是，真是劳民伤财！
朱永新说：“把最差的学校办好”真是说到点子上了，政府不要参与评优，而是要更多的扶持条件差的学校，这样才能使得教育公平。
不久之前我说了：“‘名校’会毁了中国教育。”
这句话不是空穴来风，“高效课堂”倡导者李炳亭在哈尔滨的一个演讲 “‘高校课堂’质变”中说到：“三年内中国会教育重新洗牌，名师退出舞台，新的名师站上舞台，这就是‘高校课堂’质变。”有人“磨刀霍霍”，要用另一种名校取而代之，这还是在人为制造教育资源不均衡。
由于名校的存在，择校就必然成为家长们的选择，学校、教师乃至家长的期盼就是培养高分学生，这是名校情结的要害。有教育学者说择校在中国20年难以消除。基础教育为名校而名校，如此下去，20年之后还是原地踏步。
教育资源均衡有一个最低的要求，就是符合教育部的办学许可规定，现在不均衡，有差异，说的是两个问题，其一是一些学校根本达不到教育部的标准，特别是农村学校；其二是一些学校远远超过教育部的标准，始作俑者就是地方政府的教育机关，公开的秘密就是多收费，而且是“周瑜打黄盖”，顺理成章，如果这就是制造名校最终的目的，鼠目寸光的功利化必然葬送教育。
2005年教育部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把均衡教育资源提到议事日程，6年之后却越演越烈，这能不让人揪心？
教育公平以及消除“名校”情结只有一条路——解铃还须系铃人。就按照朱永新的办法做：“把最差的学校办好”一定就会有成效。
四．“知识改变命运”确实害人不浅
朱永新讲到了科举制度的进步意义以及其弊端，这个问题他说得非常好。
有一点值得讨论，朱永新说：“其次它（科举）对选拔人才，尤其是帮助贫贱家庭背景的孩子，能够看到一个希望，像范仲淹，欧阳修，刘禹锡，白居易，他们家庭背景都不是高官背景，也推动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繁荣。”
范仲淹，欧阳修，刘禹锡，白居易这些人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显然这些人读书并不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知识改变命运”现在很流行，正如朱永新说的那样：“现在所有的教育，都是为了上个好大学，因为只有上个好大学，才能找个好工作，然后上个好大学就要上个好高中，然后上了好高中就要上好初中，要上好初中必须上好小学，要上好小学，要上好的幼儿园对不对？所以整个教育就为考试而存在，就变成为考试而存在。”
说来说去还是为了自己的改变命运，一个国家的国民如果缺少幸福感，那么这个国家就不会太平，只有全体国民命运的改变，国家才可能实现民富国强。
知识是什么？知识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知识是力量”，知识是人类改变世界的力量和财富，若如用知识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显然是狭隘了。人类用知识改变世界的同时也在不断改变自己的价值取向。
昨天有一个网友说：“知识在我们这里，似乎改变了自身存在的意义。”这话精辟。
我在撰写这篇帖文时苹果公司前首席执行官乔布斯辞世，震惊了整个世界。正是这样一位被业界评价为“创造天才”的人物，在与癌症抗争数年后，并没有改变胰腺癌的厄运。奥巴马评论说：“乔布斯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看世界的方式。”由此也改变这世界，这就是人生的价值。
一个国家的教育如果仅仅是为了改变学生命运而生存，这个国家是没有前途的。
如果说现在农村的孩子上大学，特别是上一流大学的困难越来越大，这和改变命运无关，是由于教育不公平所造成的。
有一个误解必须澄清，学生压力过大自杀事件屡屡发生，压力固然来自学业，也来自就业。难道不是“知识改变命运”在催命？如果看不到360行行行出状元，如果看不到社会公平之下做什么都一样幸福，那么“知识改变命运”就会成了催命的小鬼。
五．完整的教育是是学校、家庭、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
朱永新说：“家庭和家庭教育一样重要，教师家长学生一起成长。”关于家庭教育朱永新讲得很透彻，家庭教育确实很重要，不管其背景，家庭赋予孩子的教育，将受益终身。
当今教育界也有人把教育改革悬于“课改”一棵树，并提出“高效课堂”。关于“高效课堂”已经没有必要更多的口水与其争议，如果没有家庭教育，仅仅靠课堂是解决不了教育的根本问题。
朱永新说：“中国教育最大的成就就是穷国办大教育。”但我们不得不反省今天的寄宿制学校，小学一年级就寄宿，家庭教育怎么办？寄宿制政府省钱了，却让一些孩子家庭教育并不完整。义务教育法并没有规定寄宿制，只规定就近入学。最终弊端会显现出来的，那么谁来对这一做法负责？
杜威提出的是：“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陶行知不是照抄照搬，而是把这句话翻了个筋斗：“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这些观点到现在都不过时，而今教育不仅缺少家庭教育，更缺少让学生进入社会了解社会、观察社会，并更多的参与社会活动。因为社会对学生的教育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一样重要，一个都不能少。
笔者并非教师，枉自评论朱永新的观点，看起来有点自不量力。实际上我学习、观察、研究中国教育凡20余年。国庆节期间，我和我的朋友反复讨论，终于写出这些文字。我们都是圈子之外的人，中国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圈子外的人敢说真话，而圈子里的人，如果陷入功利的陷阱，那么他们除了说假话之外，只会盲从，并不会思考了，也许这就是旁观者清了缘故。
不过，朱永新这次访谈还是说了不少真话。
二〇一一年十月八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