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出现了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与出口、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持续下降等结构失衡问题（陆铭等，2008）。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资源错配造成了巨大的生产损失（Hsieh and Klenow, 2009）。对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以下简称“就业弹性”）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和资源错配问题的成因。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所选择的生产技术是在一定的要素相对价格下最大化利润的结果。就业弹性反映了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较高的就业弹性意味着一单位的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给定其他条件，较高的就业弹性还意味着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劳动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的成果也更多为劳动者所分享。在1994~20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年均9.9%，而与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发展阶段类似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就业弹性明显偏低（见表1），因此，人们认为中国出现了“高增长低就业”的现象。不仅如此，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就业弹性出现了持续的显著下降趋势。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的16年(包括1994年)就业弹性与非农就业弹性的算术平均值分别为0.32与0.51，分税制改革后的15年就业弹性与非农就业弹性的算术平均值分别为0.11与0.26，分别下降了66%与49%。如果这一趋势得不到扭转，那么，经济增长虽然能够创造税收和政绩，也能够带来较多的资本收益，但却较少地体现为就业和居民福利的增长，甚至加剧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以及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持续下降等结构失衡问题。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特别强调地方政府行为对就业弹性的影响。在政绩考核体制和税收最大化的激励之下，地方政府偏好大规模投资，而大企业往往也是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企业。同时，当政府直接推动经济增长时，也倾向投资于更为资本偏向的项目和基础设施。基于城市级的数据，本文发现，地方政府干预的确通过两个机制降低了就业弹性，其中，直接机制是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中的基本建设支出具有资本密集倾向，间接机制是通过招商引资政策提高了引进企业的资本密集度。因此，只要地方政府官员持续面临着经济增长上的激烈竞争，或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不断增加，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动机就一直存在，于是，地方政府支出与GDP的比值持续提高，就业弹性就会持续下降。这本质上就是一种过度的资本深化现象，也是中国经济存在资源错配的成因。本文在政策上的含义是：如果要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必须减少政府对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的干预。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总结有关中国就业弹性的特征事实与相关解释；第三节论述地方政府干预影响就业弹性的动机与机制；第四节是本文的模型和数据介绍；第五节是本文分析结果；第六节是简短的结论。

　　 结论：

　　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了较明显的下降，而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就业弹性也明显更低。针对这一现象，本文指出，如果是在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密集度主要取决于要素的相对价格。而在中国，政府干预却使经济增长中的资本密集度与现阶段的资源禀赋相偏离。本文的经验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显著提高当地的就业弹性，但是，政府干预将削弱外资的就业创造能力。同时，具有生产性的省级政府基本建设支出与GDP的比值每上升1个百分点，城市就业弹性下降0.089。从趋势上来看，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加剧了政府规模的膨胀，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地方政府干预程度的持续上升可以为就业弹性的持续下降提供合理的解释。

　　本文的研究说明，对于政府推动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方式，需要从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出发，予以谨慎的再审视。而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如果要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必须减少政府对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的干预。

　   陆铭、欧海军，2011，《高增长低就业——政府干预与就业弹性的实证研究》，《世界经济》，即将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