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３年４月，外贸部领导的由香港华润公司管理的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在香港的派出机构五丰行，接到在年内购买原糖４７万吨的任务。五丰行没有像过去那样直接出面到国际市场大量采购，而是委托香港商人出面，先在伦敦和纽约砂糖交易所购买期货２６万吨，平均价格每吨８２英镑左右。然后立即向巴西、澳洲、伦敦、泰国、多米尼加、阿根廷购买现货４１万多吨，平均价格每吨８９英镑左右。果然，市场一看中国购入大量砂糖，立即作出强烈反应。从５月２０日开始国际市场开始传出中国大采购消息，纽约、伦敦砂糖市场现货、期货立即应声大幅度涨价。到５月２２日涨至每吨１０５英镑。五丰行因为购买砂糖现货任务已完成，从５月２２日起至６月５日将期货售出。除中间商应得费用和利润６０万英镑外，五丰行还赚２４０万英镑。
既完成了采购任务，又赚了大钱，这样的事情办得再漂亮不过了。但五丰行的干部却轻松不起来，甚至像犯了错误一样忐忑不安。因为这件事在当时看来有三大问题：一是交易所，那可是老祖宗讲过的剩余价值分配的场所，就像我们今天讲到赌场一样声名狼藉；二是期货，买空卖空，低价买高价卖，那不就是搞投机嘛三是通过中间商，找资本主义商人来为社会主义企业投机赚钱，这更会让一些政治敏感的人觉得一点“社会主义”的味也没有。
７月１４日，当五丰行总经理惴惴不安地向陈云汇报了通过私商在交易所利用期货购买部分原糖的情况后，陈云不但没有责备，反而大加赞赏，说：过去有时只顾完成任务，价格越涨越买，吃了亏还不知道，这是不行的。我们既要完成任务，又要争取有利价格使自己少吃亏或不吃亏。陈云为了给五丰行撑腰，打开利用交易所的大门，经外贸部核心小组讨论后，１０月１０日，陈云代外贸部起草了《关于进口工作中利用商品交易所问题的请示报告》，报送国务院。
在这份报告中，陈云简要报告了五丰行经中间商在交易所利用期货购买原糖的情况。随后建议利用交易所做买卖。有一定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试做。在陈云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外贸工作中的期货开展起来了。陈云格外重视，外贸部开始做期货和进行出口商品价格调整时，每周开会，陈云每次都到会，和大家认真讨论研究方案。
陈云的这两项建议给国家带来了巨大利益。１９７３年，仅通过黄金买卖和开展期货交易，外贸部门很快就赚回了３０亿美元，比上一年出口总额２６．４亿美元还多近４亿美元。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亲自为过去多次在“冒进”中被批为“右倾”的金融等部门“恢复名誉”，强调：“消息灵通、反映灵敏的是：财政、金融、商业部门。在这些部门中可以看出大局。”这个观点，充分体现了他对财经工作的高度重视。（转自《湘潮》）
《对话》节目中郭鹤年先生讲述了糖期货故事的国外部分：1973年4月郭鹤年先生在香港宝华大厦12层会谈了两位五丰行的经理，答应帮助购买30万吨糖，另外还有期货交易。郭鹤年先生用了策略，自己1973年5月参加日内瓦国际糖会，暗地派人去巴西购糖，同时大量买入世界各地交易所的糖期货。也许在上述情况下，有了我们上面图中的前面三根K线。
也许这正是这段历史揭开了新中国参与和建立期货市场新篇章！
向新中国的期货前辈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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