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幽发微与断章取义
“阐幽发微”语出《易经》：“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作为认知方式或者认知过程，其意思是将深奥而隐含的思想阐发和挖掘出来。就经济思想研究而言，阐幽发微可能代表某种境界；从前人的经典中挖掘出适于解释今天现实或者验证现代学说的思想，应该是洞察力的一种表现。达到这样的境界，要求研究者既熟练掌握现代经济学，还要具备关于思想史以及经典著作的相当素养以及一定的学术想象力。不过，即使具备相同的学养，面对相同的经典，不同研究者的解读也会有不同的认识，这涉及到解读或研究的视角问题。研究视角可能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价值相关性”有关。我们相信任何研究者对经典的解读总有特定的目的，特定的目的决定了特定的视角，而特定的视角又决定了特定的认识结果。于是，阐幽发微就可能面临客观性或者真实性的问题。现代的研究者对经典的解读是否吻合经典作者的愿意，解读者在多大程度上在表达了原作者的思想，又在多大程度上只是借经典来阐发自己的思想，这似乎是一个问题。
实际上，解读经典只是解读者表达自己思想或者观念的一种形式。客观性或者真实性归根结底只是一个伪命题。斯密已经死了，不管你怎么说他，他是奈何不了你的。美国左倾经济学家迈克尔.佩罗曼在其《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经济学的一种诠释》中，就别有用心地将斯密诠释成一个重商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的坚定维护者被描绘成自由主义的反对者，没有比这更歪曲更丑化更耸人听闻的了。但斯密死了，佩罗曼怎么说都无所谓了。在学术或者学说的市场上，一种思想或者理论的生命力不是取决于其客观性或者真实性，而是取决于其市场竞争力。思想或者学说的市场竞争力又取决于其引导或者迎合学术潮流的能力、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贴合度、其对主流或者强势阶层的维护或辩护能力，等等。对经典的解读也是这样。一种解读成为真理还是谬误，不是取决于解读的客观性或者真实性，而是取决于这种解读最终被学术市场接受的程度，取决于它是否构成主流思想或学说的支持力量，是否构成主流阶层利益的辩护力量。从如此现实的角度理解问题，如果对经典的解读是一种有价值的研究方式的话，不可避免的断章取义也就具有合法性了。
约翰.海尔斯（？—1571）的《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中讲到各类知识的作用时有这样一段话：“要是任何一位统治者或顾问都没有读过哲学，特别是教导举止行动的那部分，那么，会有什么样的正确态度，会有什么样的秩序井然的正直国家呢？……道德哲学所忽视的是国家的那一部分呢？难道它没有首先教导每一个人应当诚实而有利地控制他自己吗？其次，它还教导他应当怎样英明地管理他的家庭；第三，它指明一个城市、王国或其他任何性质的国家无论在承平时期或战时都应井然有序和治理有方。哪样的国家可以不必保有一位精通这种学问的统治者或顾问呢？这涉及到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如果执政者咨询和听从许多精通这门科学的人的意见，国家就会有条不紊，很少有人能理直气壮地表示不满。所以那位天才的哲学家柏拉图说，要算国王是一位哲学家或一位哲学家是国王的国度最幸福了。”（伊丽莎白.拉蒙德 编：《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P41）
要从海尔斯的这段话中解读出他对确立经济学在正式的学科体系中的地位的努力是不容易的。至少，海尔斯的表述即使不是很晦涩，也不是那么明确；即使联系前后文，也很难得到清晰的线索。但是，在经济思想史学家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的解读中，海尔斯的这段话表现出他对在正式的学科体系中为经济学寻求合法地位的一种努力，他将有关财富管理的学问置于正式的学科“道德哲学”之下，使其成为“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从此经济学就有合法的学科地位。斯皮格尔说：“海尔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知悉将其新创思想条理化的必要性，因而试图为其思想在科学的等级体系中找到一个位置。……海尔斯毫不犹豫地宣称，经济思想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他以此确立了一种传统。英格兰思想中最有才智的头脑纷纷遵循这一传统，从洛克和休谟到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亨利·西奇威克和约翰·内维尔·凯思斯。通过令哲学家对于世俗事务的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负有责任，柏拉图式的使哲学家成为国王的理想得到了最接近的实现。……倡导经济学成为道德哲学的分支，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英国经济思想的卓越发展并且与大陆的政治哲学鲜明地区分开来。”（亨利·威廉·斯皮格尔： 《经济思想的成长》(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P72）
由于从海尔斯的文献中得不到明确的关于确立经济学学科地位的解说，我们只能说是解读者斯皮格尔希望找到关于经济学学科地位确立的历史依据，而在海尔斯那里，有着解决这个问题的线索——尽管这个线索很模糊。斯皮格尔认为是这样，海尔斯也就只能这样了。当然，我愿意承认斯皮格尔的这种解读，愿意相信约翰.海尔斯为确立经济学的学科地位作出了努力。因为这种努力对于经济学提高其学科地位，彰显其学说影响是有价值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就算斯皮格尔的解读有着断章取义的嫌疑，也还是可以接受。
更加意义重大的阐幽发微和更加明目张胆的断章取义来自罗伯特.巴罗对大卫.李嘉图（1772—1823）的解读。在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之第十七章“农产品以外的其他商品税”中，有着这样一段关于举债或者征税的影响的论述：“如果为了一年的战费支出而以发行公债的办法征集2000万英镑，这就是从国家的生产资本中取去了2000万英镑。每年为偿付这种公债利息而征课的100万英镑，只不过是由付这100万英镑的人手中转移到收这100万英镑的人手中，也就是由纳税人手中转移到公债债权人手中。实际的开支是那2000万英镑，而不是为那2000万英镑必须支付的利息。付不付利息都不会使国家增富或变穷。政府可以通过赋税的方式一次征收2000万英镑；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必每年征课100万英镑。但这样做并不会改变这一问题的性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6 年版，P208）在这段文字中，如果要说存在关于“等价”意思的话，我相信李嘉图说的是——政府为筹措战争经费，采取一次性征税或者发行公债，其经济影响是相同的或者等价的。这种“等价”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政府为战争筹措经费，无论征税还是举债，都使生产资本减少相同数目；（2）为公债支付利息，不会使国民财富增加或者减少，也就是说，公债并不比征税更好或者更坏；（3）无论征税还是举债，都减少居民的消费支出，征税和举债的区别仅仅在于一次性还是多次性减少居民消费。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李嘉图的阐述中有着“等价”的含义的话，指的是征税和举债对国民经济都有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是等价的。罗伯特.巴罗的解读却不是这样。
罗伯特.巴罗是当代最杰出的宏观经济学家之一，是理性预期学派的创始人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理性预期学派是作为凯恩斯主义的反对派走上历史舞台的。在凯恩斯经济学中，相对于征税，举债对经济具有扩张作用。更一般地说，凯恩斯主义相信宏观经济政策对于熨平经济周期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巴罗早期也是一位凯恩斯主义者，但到了七十年代，他的研究趣向逐渐转到了凯恩斯主义的反面。从李嘉图的著作中“发现”“李嘉图等价假说”并将其扩展到理性预期经济学的研究中，是巴罗完成其研究转向的一个重要努力。他于1974年发表的著名论文《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提出了“李嘉图等价假说”，为理性预期学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前面说过，从李嘉图的文献中，确实可以读出“等价”的含义。但是，巴罗从李嘉图上述文字中读出的“等价”，却与李嘉图所说的“等价”大相径庭。巴罗的“李嘉图等价假说”认为，在完全资本市场、代际利他及公众理性的前提下，举债融资或者税收融资并不影响实际经济变量。以举债融资对消费的影响为例：举债虽然会相对增加消费者的当前收入，但消费者不会增加当前消费，所以凯恩斯主义所期待的举债的扩张效应不会出现。原因在于，即使消费者当前收入相对增加，但具有理性预期能力的人们会预期到未来税收的增加（因为举债不过是移动了征税时间）；况且消费者具有代际利他的行为动机，也就是说消费者会考虑到他目前的消费或者储蓄行为对其后代的影响而且其关心后代的生活，或者说可以从后代人的消费中得到某种效用满足；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收入相对增加，消费者也不会增加消费，而是会增加储蓄以应付未来的税收负担。可见，巴罗所说的“等价”指的是税收融资与举债融资在都不影响实际经济变量的条件下的“等价”，这与李嘉图所说的征税与举债对经济运行具有相同影响的“等价”完全不同。
在李嘉图进一步的分析中，他似乎相信从长期来看税收和举债的影响并不“等价”，举债有着对经济的更大的破坏力。李嘉图提出的两个理由是：（1）举债融资“这种办法会使我们不知节俭，使我们不明白自己的真实处境。假定战费是每年四千万镑，每人每年应为这笔战费捐纳一百镑。如果立即令其缴纳应缴款项，他就会设法迅速从收入中节约一百镑。但在举债的办法下，他就只要支付这一百磅的利息，即每年五镑，并会认为只须在支出方面省下这五镑，因而错误地认为自己的境况还和以前一样富足。如果全国人民都这样想，并这样做，因而只节约四千万镑的利息即二百万镑；那么所损失的就不仅是把四千万镑资本投在生产事业所能提供的全部利息或利润，并且还有三千八百万镑，即他的储蓄和开支之间的差额。”（2）举债还会导致资金外流，“每一个纳税人都想规避纳税负担并把它转嫁到别人身上。终至使携资外迁、另觅可以免除这种负担的国家的念头变得难以抗拒。”（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6 年版，P210、211）
可见，巴罗对李嘉图的解读有着更加明显的断章取义的嫌疑。不过，巴罗的阐幽发微式的解读即使缺乏客观性或者真实性，也不影响它对于经济学尤其是理性预期经济学的影响。实际上，巴罗所阐述的“李嘉图等价假说”成为他最重要的经济学理论贡献之一，也成为理性预期学派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理性预期学派在经济学界的地位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巴罗的“李嘉图等价假说”也成为最有影响的宏观经济学命题之一。而且，在理性预期学派清算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李嘉图等价假说”也是最有力的武器。在最近几十年的宏观经济学文献中，巴罗关于“李嘉图等价假说”的那篇论文有着最高的引用率。
从经典文献中“阐幽发微”是经济学研究的一种有效方法。对理论经济学来说，解读经典以挖掘有助于解释现实或者验证及深化、扩展现代理论的思想，可能是理论发展所必须的。从韦伯的“价值相关性”来看，解读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对题材进行取舍或者对原作者所阐述的含义进行扩展，也有其合理性——只要这种选择或者取舍符合经济学的逻辑，符合经济学发展的趋势。当然，如果功利地或者现实地理解问题，只要这种解读能够吻合学术发展的潮流，能够贴合主流意识形态，能够迎合主流阶层的利益辩护要求，就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愿意赋予“断章取义”至少是中性的评价。不过，即使断章取义事实上不可避免，了解并贴近经典作者的意图还是必须的，这不仅关系到诚实和尊重，还关系到解读本身的价值。随意的断章取义显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纯粹的挂羊头卖狗肉就意味着这种解读与经典毫无关联。当然，这种基本的学养对于从事“阐幽发微”的经济学家来说应该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