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平

在新华网上，看到了汪洋书记有关“要重视研究孙中山思想”的讲话。党的高级干部提出上述理论研究指向，表达了对当前政治现实的理论思考。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注重研究孙中山思想，其学术含义和理论方向是正确的。不过，我们也同时看到，当前中国理论界和党校学术的突出问题并非是现阶段理论指向不明确，而是在坚持运用现阶段理论思想时很难处理的问题是：走现实道路的理论着重点其与《共产党宣言》之间的理论关系，还有党的完整理论体系其与面向国际传播的关系。初级阶段党建思想理论的复杂性，主要就表现在现实理论与长远目标、本党理论的坚守与面向世界的传播——这两个“两者之间”如何接轨上。

过去许多年，中央为了抓住机遇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上述复杂思想理论关系上主要采取了“不争论”的做法，应该说邓小平的这种执政魄力是极其成功的，有他才有30年较快的发展局面。当然，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不争论”不等于放弃研究，而研究也不等于只能专注于现实需要的思想理论。尤其是现实的特色理论与共产党的远大理想，本党的理论坚守与让全世界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这两大研究领域的长期忽略，一是导致中下层多数党员逐步迷失了党的信仰，二是造成西方各国常用集权专制和赤色暴力来看待中共发展史，给世界霸权留下了可乘之机。

为此，愿为汪洋书记的想法以这篇博文做理论回应。

首先认为，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其理论涵盖性很好，它可以包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信仰。科学发展观不仅涵盖政治与经济的协调关系，同时包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本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当然，科学发展观作为发展纲领并非一定要包含执政党完整的政治纲领，尤其是最终达成的奋斗目标。把这一理论空间留给党章，是科学发展观的聪慧之举。孙中山思想的核心是：民权、民主、民生。它主要阐明了中国发展前程中政治与经济的协调关系。民权，即民族权力，也就是主权问题。早在国民党建党之前，孙中山就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权思想，孙先生是把主权完整统一摆在中国前途首位的。他认为，有民权而后才有民主政治，有了民主政治而后才有经济领域中长久的民生保障。三民主义思想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为什么拥有较好政治路线图的国民党，却未能实现中华民权独立统一？主要原因在于蒋介石违背了三民主义。蒋信奉基督和上帝，却要求国民党党员信奉“三民主义”，这是肯定做不到的；所以，那个时期的多数“党国官员”只信奉升官发财，此其一。其二，三民主义与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有着天然联系，信奉三民主义就必须“联俄、联共、辅助工农”——也是孙中山提出的，蒋介石又做不到。在国共两党之间，蒋首先大开杀戒。其三，蒋的一生把总裁专制放在第一位，为达成这一目的，他在战略上又犯了民族大忌，即提出了牺牲民权（主权）的所谓“党国战略”，也就是我们最为熟知的那个“攮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思想。但凡朝纲一乱，政治、军事、经济战略必定短视和紊乱。在有数千年文化渊源的中国，不管你多么伟大，只要敢公开丧权辱国，投降鞑虏，就先失一半人心。首先是敏感的知识界分裂，接着是国家分裂。中华传统文化给予诸多政坛人物的命运正是这种不可逃逸的“定数”。

中华文化的“同化力”极强，它可以容许把外族先改造成“龙的传人”然后统治中国（如元清等汉化统治经验），但它绝不容纳任何非“龙的传人”入侵并且统领这块国土。即使这个国家在积贫积弱、四分五裂、外敌可轻举占领的国难时期，她的文化血脉依然汹涌澎湃，她会在贫弱分裂中幡然醒悟，并再度凝聚力量重新归于大统。孙中山把民权独立和统一摆在中华前途首位，并非偶然。也并非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毛泽东、邓小平为什么在民权独立和主权完整上会表现出同样的寸步不让。

今天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实现了大陆的统一和强盛。民权问题已基本解决，但是，外来渗透和分裂势力依然存在，台海两岸没有统一。此外，在民主政治道路上，我们还只是有一个好的政纲和政体框架，较完善的制度体系建设才刚刚起步。新中国创立60年的前30年，我国经历了由党和政府以“阶级情感”为多数人行政包办“当家作主”的过程，由于是阶级情感包办，就难免会践踏少数人的民主权力（大约3000万人）；后30年，又经历了党和中央政府从各项政策上推动民生改善。不过，三民主义的思想内涵则是把民权、民主、民生视为一体。认为：民权是民主的保障，民生的长远大计则在于民主，它必须依靠民主制度建设来实现。由于我国民权问题并未消除外来干预和分裂风险，才使民主政治进程提速艰难。

三民主义好不好？好。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都是三民主义的信徒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研究孙中山思想可以充实科学发展观。胡锦涛总书记最近明确提出：全党要学会运用辩证思维。我们仔细研究一下民权与民主的辩证关系，两者确实存在着阶段性的同步关系。在国际社会，所有忽略这种关系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先后因民族贸易权金融权无法实现平等独立而深深陷入政治经济发展困境。民主与民生的辩证关系也存在着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封建制历史比发达国家多了300年的中国，早已经失去了民权不受强国干预和压制的发展环境，这使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互动的科学发展，如何做出权衡利弊的决策选择显得异常复杂和艰难，而这一切又都源于孙中山所清醒认识到的中国前途之政纲首先维系于民权独立、民族统一和主权完整牢牢在握。可见，民生需要民主，民主需要民权，民权则更需要好的国际环境。

在民权处于弱势的国际环境中，选择渐进式和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民主政治道路是明智之举。这也是当今中国已经遭遇拉美陷阱而可以避免深陷其中的主要经验。把话讲的更直白一些，当民主政治进程不能以激进方式达成时，强调中共党员干部带着政治情感切实保护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力，坚持用党的政策“包办”民生，这是一种困难中的选择，也是《智慧论》阐述的理性制度与情感关爱可以相互支撑的道理。

孙中山思想描绘出了一切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路线图，他的三民主义是一个跨越国界、跨越姓资姓社关系的政治理论。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在民权牢固的前提下推进民主，在民主进程中实现民生改善。总之，不论是制度保障民主还是情感护佑人权，民权、民主、民生的关系都是既定的。这是否具有现实意义？是的。但是，一个好的政治理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最终目标，国际社会任何国家都需要经历、都要走过为三民主义而奋斗的过程，那么，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究竟是什么？答案只有一个，即实现所有政党所有国家不再为民权、民主、民生而流血、而牺牲、而奋斗。如果300年以后，这个世界仍然有多数国家还在为民权平等问题与强国争斗，那就是对三民主义的极大讽刺。就国际环境而言，一国民主绝不能在“华盛顿”等三只航母耀武扬威的包围下发展民主；就国内环境而言，一国民生也不能总是收获带血的GDP，总在追讨带泪的工薪钱，总是蜗居辛酸的合租屋。

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最终目标，而目标的包容性将直接决定着这个政党及其领导的国家被国际社会接受和认可的广泛性。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共同的长远目标，是永远居于世界霸主地位的“老大”理想。只要有这种追求，它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最多只能在一国实现；而美国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精英，凡是一生不做“霸权梦”的绝对当选不了总统。今天，真正认可并容忍“美国梦”的国家已经越来越少。

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而让共产党执政的红旗插遍全球？（你把红旗插遍了还得为民主、民生而奋斗）这是极左年代对《共产党宣言》的一种误读，也是导致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社会自陷于两极对立的极左理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想，其最本质的内涵有三：一是消灭阶级，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最终实现人民“均富”或“共同富裕”。二是消灭国家机器，也就是当今国际社会所能共同理解的人民最终要实现人民自治。三是共产党自身消亡，党为民权、民主、民生而奋斗的一切目的，是要完成不再为之奋斗的远大目标，共产党使命因此而终结。这是一个漫长的经济发展过程和制度创建过程，它与西方社会过去所描述的共产党就是集权专制和赤色暴力截然相反。相比之下，永远做“霸权梦”的美国，才永远不会放弃国家机器和武力竞争。一国强大起来无非是两种结果：一是到世界各地无事生非，制造分裂，倚强凌弱，引起四面楚歌；二是与国际社会和平共处，平等相待，友好交往，引来四方朝拜。在上下五千年世界文明史中，只有中国曾经浅尝过第二种“大国滋味”，英德美先后依靠扩张战略尝到的是另一种滋味。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是诸多逗号、分号与最后一个句号的关系，是长期过程与最终结果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需要为三民主义奋斗，社会主义社会也需要经历三民主义奋斗过程。差别在于：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这一过程难以避免两极分化的停滞曲折和震荡，过程较长；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或能规避两极分化陷阱，缩短曲折过程。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设定为100年，即20年实现温饱，40年全面小康，60年达到中等发达，100年进入发达前列。这恰恰就是一个个逗号和分号。在这100年中，必须坚决抵制两极分化，同时不要消灭差别才能确保发展效率。如今中国，温饱已经实现，小康已无悬念，如果能够如期实现中等发达，那么，此后迈向发达国家前列将势不可挡。与此同时，美国强加给中国的所谓抢夺资源的“战争威胁论”也将不攻自破。因为达到中等发达意味着已经闯过了15亿人口最高峰，此后人口将逐年下降，资源压力锐减。中国无须倚强凌弱也能过上富足幸福生活。

针对极左路线我们要再次强调：“均富”是目标不是道路，消灭差别是理想不是发展模式，共产主义是彼岸不是致富的桥梁。中国曾经的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犯的是道路错误而不是方向错误。它把目标判定为道路，把理想固化为发展模式，把彼岸景象当成了脚下可以踏实的桥梁。而今天，我们一部分党员干部需要警惕的是：把脚下的路当成了目的地，把必经的弯道当成了方向性指针，把正在走过的桥梁当成了永久的既得利益港湾，因此背叛了党性。学习型政党要求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要学会用理论解释现实，当你的收入差别与普通百姓拉开差距时，一定告诫自己：这种差别是服从发展效率的分配而绝非是服从机会公平的分配。

旗帜鲜明地反对利益差别扩大，反对利益阶层固化，反对依附公权的任何派系做大，反对官商勾结、官黑勾结、官与境外渗透势力勾结，应是走“特色道路”时期中共党员人人具备的基本立场（这是区别于极左年代“阶级斗争立场”的政治立场，这种政治立场是从根本上避免或消除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的立场。中共党员干部若没有这种政治立场那就一定会蜕变成制造阶级斗争的祸首和根源），党建理论首先要从理论上堵死私欲膨胀。

如果三民主义是科学，那么，科学发展观可以包容它；如果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科学，那么，科学发展观也可以包容它。目前中国，很清楚自己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权尚未完整统一，民主需要艰难前行，民生还有漫长之路。相比发达国家多出300年的封建史，导致当今中国改革与发展进程中的各种矛盾盘根错节，民权、民主、民生的相互关系很难实现按照常理有序推进。显然，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依靠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强大的国家机器固守国基，保卫民权，维护稳定仍然是中国政纲的第一选择。美国没有必要因此而散布“中国威胁论”。说“一党制”容易发动战争，如今美国，表面上是两党制，其实在两党之上还有一个“金融党”。这个隐身的“金融党”拥有严密的组织平台和巧妙的集结号令。它依靠联邦储备掌控着全国乃至全球金融命脉，利用参众两院操纵着支配总统的立法权和提案权，并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完成了主控全国主流媒体的入股改造过程。共和、民主两党的精英，应该选谁或不选谁当总统，全在于“金融党”注入媒体舆论的资金取向。美国“金融党”最早发现“舆论权”是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以外可决定国家战略走向和决定总统沉浮的第四大权力。民主、共和两党不过是“金融党”的左右手。民主党占有遍布世界的培育民主斗士的渗透力量和渗透经验，共和党占有随时发动战争的军工企业资源和军备资源。如果针对头号竞争对手的战略策划未定，或者还在继续试探和筹划过程中，那就是让民主党精英任总统，让共和党精英任议长，以便应急关头随时更换总统。别以为继承了罗斯福遗风的奥巴马权力有多大，他已经批准的美国医疗制度改革其所需7000亿美元的开支，“金融党”说这笔巨款需要应对国际社会突然变故，那就必须是奥巴马低头让路。没有人相信已经出台的医疗制度改革突然夭折是民主是民意。资产阶级政党最大优势是善于权衡一己之利，而它最大的毛病是虚伪，从来不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台上台下、公开背后、对人对己说一套做一套。这一切，马克思列宁早就看得清清楚楚。

美国“金融党”同样有它的政纲和目标。它所追求的“美国梦”究竟还能支撑多久？我们不知道。但基辛格知道“霸权梦”早晚要摔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