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雪和我的情感问题
何鑫业
哥伦比亚人出门时，倘若见到一只乌鸦，便不管走出多远，都要回家换一顶帽子。哥伦比亚人喜欢戴宽边的类似牛仔的礼帽，他们通常备有好几种颜色的帽子，以备换用。我在北方，曾经见到过一棵栖满乌鸦的大树，那棵大树光秃秃的，即使很近地去看，那乌鸦也实在太像树上的阔叶了，既一动不动，也一声不吭，像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伪装在树上。到了冬天，整个世界都成了白色的，惟独乌鸦不会受其影响，仍然保持它无与伦比的本色－－黑得像中世纪的修女一样，充满神秘和美丽。南方的雪下一阵便不下了，但也有乌鸦在雪地里出没，逢到这样的时候非要出门，祖母便会在左手的中指和食指上各咬一口，算是避了乌鸦的邪，这和哥伦比亚人的换帽子非常相像。唯一不同处是，中指和食指长在自己身上，可以随时咬，用不着半途折回。
小时候，每逢下雪，便穿得棉筒筒的，站在门口呆呆地看下雪的光景。那雪粗看是散的，其实是一致的，看着看着就觉出它的团结一致，奋不顾身和有计划有步骤来了，似乎有一个宏大计划在漫天飞舞的雪中。那时候，祖母已经卧床不起，用她自己的话说，等雪停了，太阳出来，便要归去。我冷冰冰地站在堂前的地上，觉得这雪下得好大，寒气好冷，雪光好耀眼。有几次，我兀然穿着棉鞋冲出雪地，朝左面看看没有一个人，朝右面看看没有一个人，很远很远的地方都没有人，觉出了其中的不妙。
后来根本没有一只乌鸦，也根本用不着咬手指，祖母便在这一年去世了。葬礼在雪中进行，像电影画面一样，我什么也没记住，只记住了人群走过后几乎消失的雪。
祖母去世的那年，是1960年。打那以后，我一直没有开心过，一直被许许多多问题困扰。由于年纪太小，没有力量，总觉得这些问题出自祖母去世那年的雪天，现在要弄清楚这些问题，也非要在雪天才行。这样，下雪对于我，就成了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会在那一天恍恍惚惚，也会在这一天莫名其妙地走错路，做错我平日里绝不做错的事。这种状况可以维持好几天，它轻易地使我区别于那些蹦蹦跳跳的人、主张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人。换句话说，这几天，我更像一只青蛙、一头羊、一匹恍然失语多年的马。我常常对我自己说:“今天会下雪吗?”过一会儿又说:“去年的今天好像是下雪的！”转身又说:“我真盼望下雪！”等到雪天过去，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年复一年，想法便越趋于复杂了。我知道，再下去便没有弄清楚那问题的可能了；我也知道，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惟独只有对雪的态度与大众不同。
直到1990年的冬天，那时候祖母已经去世30年，这一天，下雪了，旧居窗前的石阶上站着一位女子，她的脸盘像祖母一样，圆圆的。她在窗外隔着玻璃，一边用手比划，一边用祖母家乡的话大声喊叫。我没顾得上穿大衣便走了出去，她说她从绍兴来，有一封厚厚的信需要交给我，说完便扭头走了。交我手里的是一只牛皮信封，里面根本没有信，也没有任何带文字的东西，只有一把铜钥匙、一只银的小掏勺、一根钩绒线用的弯针和一支别发用的簪。这些完全用金属打制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至今仍然搞不清楚。但我知道，我失去了一个机会，对雪天的期望从此可以结束了。那位送信的女子，应该是我一生中很重要的人物，可惜我将她忽略了。
现在，似乎应该请这位女子原谅，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常人，哪里能知道，有这么深的玄机藏在1990年的雪天里；又哪里能知道， 这些金属的小玩艺儿，兴许是来替代我对祖母和雪的期望的。因为，无论如何，这年头，下雪的日子将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