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朗朗在奥巴马招待胡锦涛的宴会上演奏《我的祖国》引起轩然大波，另外，大陆富豪陈光标在台湾发钞票，也引起争议。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不同语境对话的问题。
什么是语境？通俗说就是语言环境，包括语言因素，也包括非语言因素，如上下文、时间、空间、情景、对象、话语前提等与语词使用有关的都是语境因素。
由于每个人在不同的环境成长，所以，对待同一个事务或对象，不同的人理解和解读就有很大落差。经典的例证是鲁迅先生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所以，一个发言者到一个新环境，自己的语言就可能引起误解或歧义，传达出的信息不是本意。
那么，不同语境成长的人，要对话怎么办呢？
一是需要像《让子弹飞》里张麻子说的那样，要“翻译”一下。不同语言的人要对话，需要翻译才能理解相互的基本含义，这只是技术层面的指标，但很多语言是无法用技术解决的，比如中国人很容易理解的“阴阳”、“气”，就很难翻译，因为涉及到了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深层次问题。
再比如，今天的国人和五四前（或者身在现代但思想仍停留在五四前）的国人如果对话“离婚”题目，一方认为离婚是个很正常、很普通的问题，另一方却认为女人必须三从四德，根本无法达成一致。这是历史文化的问题。
朗朗理解的《我的祖国》只是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只是艺术，不涉及政治，而很多思想停留在上世纪的人理解为---这首乐曲代表《上甘岭》所传达的雄赳赳、气昂昂“打败美国野心狼”，美国一部分人理解为“中国威胁论”的音乐表达…..这是心理层面的问题。
陈光标发钱，有的人认为是慈善义举，大陆人有的认为是显摆，而台湾人有的认为是显富的暴发户心态，有的认为“嗟来之食”伤害了接受者的尊严，有的认为是富人的楷模。这也是心理层面的问题。
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必须依据一个双方共同认可的标准来对话。
为什么要标准呢？
比如，美国人毫不吝啬颂扬一个人，把罗丹、斯皮尔伯格等任何取得让人尊敬的成绩的人都可以称为“伟大”，那怕是个普通的搬运工呢，但中国用这个词只能给国家领袖中的杰出领袖人物，有两个例外的刘胡兰和雷锋，也是时代和政治的原因。
再比如，西方人意识里浸润的自然科学DNA有标准和逻辑，全球的麦当劳都一个味道，做厨艺放多少盐、放多少油，都可以量化到克，甚至谈恋爱kiss一次要耗费多少大卡热量都可以测算，所以他们用规范和流水线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也很好统一传播语言，但中国语境的DNA遗传却习惯“大约”、“中庸”，人人都理解“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道理，人人都感觉得到熬中药、煮肉用砂锅和铁锅的味道相差万里，人人都有自己的“仁义礼智信”标准，所以中医有南派北派，所以江湖有无数山头派系。
所以，如果不同语境的人对话，就必须统一在一个语境的标准下。
那么，采用谁的标准呢？
这就要看进入谁的语境，或者谁的实力可以吞并对方。英语通行世界作为标准语言而不是玛雅人的语言，这就是范例。
怎样使用标准呢？
比如，采用IBM 的BLM（Business Leadership Model 商业领导力模型）作为规范，就可以把公司取得工作进展叫“里程碑”，而不是以往理解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工作才敢于称作里程碑。
三是发言者要入乡随俗，就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就是用新环境的语言发言而不是自己的语言，也就是用新环境中听众能听懂的语言传播本意。
于丹、易中天的成名，并不是他们比很多优秀的研究大师专业或博学，甚至许多注解是错误的或争议的，而是他们掌握了面对当下语境的“翻译”技巧，因为这个时代和这个环境下，大众不需要太高深、太专业的国学和传统文化知识，而是故事和通俗。
通俗是什么？“通”就是打通、传达到；“俗”就是吃五谷杂粮的人，就是大众。
通俗是这个时代的现实，这就是严肃文学、严肃艺术被冷落的根源，尽管很无奈，但发言者要发言就必须妥协，因为，发言者必须面对这个语境。
而且，很多大师，讲解其专业的艺术、科学、文化时，反而很通俗，也正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深入浅出”的奥妙，所以他们才是大师。
比如，指挥大师中的大师卡拉扬，一反音乐会中需要观众保持安静的做法，第一个在
现场让观众随着老约翰·施特劳斯的《拉德茨基》进行曲的节奏集体鼓掌“和声”。一向严肃而高高在上的大师，和大众的距离一下子变得那么亲近。
语境的确是个鸿沟，所以，只有学会“翻译”才能搭建桥梁。当然，这是《让子弹飞》中黄四郎说的“比喻、比喻、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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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4/forum_lx110128a.shtml
天府评论：http://comment.scol.com.cn/html/2011/01/011025_83202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