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感调查：是谁折断了爱的翅膀？

文/管益忻

今天，看到一则关于幸福感的调查报告显示，公务员、国企员工的幸福指数最高为各个社会群体中居首；而城市户籍居民的幸福感也高于外来人员。另外，包括房奴在内的有房一族的幸福感要高于租房一族，甚至连住在单位集体宿舍中的工薪族的幸福感也要比租房一簇的幸福感高。从上述调查结果中部分人群幸福感的分值之高于其他人群这现象中，可以洞视到我国现行的政策乃至制度对部分人群的人为倾斜。

就说公务员、国企员工之幸福指数最高这一点吧，有网友评论道：“什么都‘补’，幸福感当然高了！而平头老百姓是什么都‘奴’，幸福感又从何谈起？！”也的确是，谁要是当了公务员，像住房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就都一一得到解决，甚至各类的奖金与福利更是层出不穷。国企员工，尽管还是“企业员工”，但这里个“员工”的福利待遇自是非国般企业的员工所望尘莫及的。这就难怪他们的幸福感分值最高了！

如果说公务员和国企员工的幸福感源于国家财政这个强大后盾支撑的话，那么，之后的户籍居民的幸福感之高于外来人口，所反应出的则是基于城乡二元结构制度的另一种资源倾斜。我们都知道，户籍居民之所以被放在与外来人口相对应的一个组团而凸现出其幸福感之高，主要是指那些流动人口比较多的大中城市的户籍居民而言的。在我们现行的制度框架下，户籍居民不但会因为继承、分配或者保障的原因而轻而易举的获得住房，连教育、医疗、社保等一切与日常生活甚至是安家立命紧密联系的支出，几乎都借户籍身份而进入不同城市、不同城区之国家财政“给补”的行列。由此可见，人们热议的住房、教育、医疗这“三座大山”，相对于外来人口来说，具有城市户籍之居民所受压力就要小得多了！

当然，即使同为户籍居民，相对于租房一族来说，有房一租的幸福感更强一些。这个“强”除了反应户籍差别带来的福利不同之外，还反射出我国住房租赁制度对承租人权力保护上的缺位。不过，还应同时提出的是，同为大中城市租房的人中，多数也还是外来务工人员，以及部分单位解决不了住房的白领阶层。

近来，有学者用这样的分析来概括中国农民的历史境遇：计划经济年代国家是靠工农产品剪刀差，以产品低价形式掠夺农民。现在则更演变为以土地低价进一步靠城乡价格差来掠夺农民，这才是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试问，那些曾经为中国的工业化做出巨大牺牲而今天再为中国的城市化作出更大牺牲的农民工兄弟们，他们已经陷入并将更深陷入的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令人惊愕的困境呢？！

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就要到了，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就要回家了。从城市回到乡村，他们将会感受怎样的幸福感落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