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论语之六十六 尧曰第二十
本篇在《论语》中有特殊地位。其中第一章与《论语》全书的风格都不一样，不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而是夏、商、周三代圣贤的语录和历史资料。第三章所记与以前孔子的言论有所重复，带有总结的意味。
·为什么孔夫子要“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20．1【原文】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 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悦。
【读解】最后一章“尧曰第二十”，只有三则。这一章是讲道统和法统，中华文明的道统和法统在什么地方？古代文献所能追溯到的最早时代是尧舜时代，其重要文献是《尚书》里的“尧典”和“舜典”。我们也不要去疑古，好像说“尧典”、“舜典”是汉代人编的或者是战国人编的，不是从当时流传下来的。当然，在尧舜时代可能没有纸张，但绝对有文字，那时的文字不论是刻在龟甲或木简上，还是刻在竹简上，过了四五千年早已朽烂了，没有流传下来。但是，这种文献，特别是如此重要的文献，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原来的竹简坏了，再写在新的竹简上，大家都是口传心授，一代代地传，一代代地授，所以用不着去怀疑。难道非要在哪个山包包里挖出个古墓来，说这个是大尧之墓，那个是大舜之墓，那边是大禹之墓，里面挖出了甲骨文、钟鼎文等，所有的文献记载都写得明明白白的才算证据确凿，这个是妄想。无论有也好，无也好，不能否认先秦文献给我们留下来的史料，因为在孔夫子时代，他整理史料时就把这些文献都整理进去了，孔夫子是见过原文的。中华民族的道统发源于哪里？为什么说孔夫子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关键就是这几段。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阙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什么是“天之历数”？按常规来说，天之历数就是历法。早于尧舜，从黄帝建甲子算起，距今约五千年了，有人说是四千六百多年前，有人说是四千八百多年前，就已经有历数了。黄帝时代是农耕时代，其实，中华民族早在神农氏时代就已经进入农耕了。伏羲氏时代是游牧时代，伏羲（犧）两个字本身就有游牧的意思。既然是农耕文化，就要有二十四个节气，春种秋收，夏长冬藏这个自然规律是违反不得的；特别是在黄河流域，四季分明，不能误了农时，非得把历数看好，掌握了历数，就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当然，这个历数还不仅仅是指节气历数，实际上它还代表了阴阳、日月运行之数，而且还包括了政治统筹之术，这些都可以称为“天之历数”，“天之历数”在谁的手里谁就是天子。当然，按传说的注释，这个“历数”是尧舜上下帝位的传递，但这样解释就把这个道统和法统的授受过程的神圣性降低了，虽然外表上说得过去，但文化内涵却失去了。
所以，尧到了晚年禅让给舜，就说了这么几句话：“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阙中。”——天下的大命已经落在你身上了，你要执著于信，而且还要中道而行。这里“允”作“信”讲，始终不迁，言行相符，就是信，也就是“仁义礼智信”的“信”，对于“信”，我们一定要牢牢地把持住，不能放松；而且要行中道，不能左不能右，不能偏不能倚，不能过也不能不及。如果能做到这样，则治理天下始终能恰到好处，不违岁时。“四海穷困，天禄永终”——如果你把握不好，那么四海之内，普天之下就陷入了一种穷困状态，你的气运也就完了。正所谓“天视我自民视，天听我自民听”，老百姓就是天，所以不能使天下老百姓陷入穷困，一定要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如果你让老百姓陷入了穷困，那么上天给你的禄位就永远地结束了。我们也看到了历史上“天禄永终”的事实，商取代夏，夏朝的天禄就永终了；周取代商，商也就“天禄永终”了；汉取代秦，秦的天禄也就永终了；然后，唐宋元明清，只要改朝换代，前朝的天禄就永终了。要避免自己的子孙后代丧失政权，穷途末路，就要做到“允执阙中”，要正确地把握中道，用仁义、忠信的治国法纲来料理国家，才能够天禄永继，皇图永固。后来，舜禅让于禹时，也说了这番话命禹登位。
下面，“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 ，罪在朕躬。’”四川广汉三星堆里有个青铜的雕像，是一个人披头散发，被五花大绑的样子，三星堆的学者都说不清楚这个人物形象代表了什么意思。我有位同学也做这方面的研究，通过他的考证，认为这个雕像塑的是成汤。因为成汤时期，天下旱了八年，他把自己捆绑起来作为牺牲，祭献给上天，他祈祷上天，把一切过错归在他自己身上，老百姓无罪，老天爷可怜可怜天下百姓，下雨吧，给老百姓解脱苦难，让老百姓有饭吃。我这位同学考证说，这个人物是成汤，古蜀王应该是承袭了这样的渊源。我觉得也是言之有理，比好多学者的结论更有道理，毕竟他把三星堆文化和中原文化联在一起谈，不是把三星堆文化说成是什么波斯来的，什么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来的，什么伊拉克来的，不是。当然，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的专家、学者们都莫衷一是，说不清楚，还没有最后的结论。
尧舜禹过了之后就是成汤了，成汤说了这番话。“履”是他的名字，他说：“我这个不中用的人啊，我用黑色公牛（玄牝是母牛，玄牡是公牛）作为祭祀，在这里明明白白地禀报光明而伟大的天帝。“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这里的“后”不是皇后的“后”，在上古时期，有“神农氏”、“轩辕氏”、“夏后氏”等，“后”是比王、皇、帝更早的一种称谓。到了周以后才把“后”变成王后的“后”，汉以后有了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的称谓。在西周以前，“后”常作王和帝来讲。
成汤在大旱九年的情况下，除了把自己作为祭献品来祷告皇天上帝，这次他又把公牛作为祭献来祷告，并禀告天帝：凡是有罪的人，我都不敢擅自赦免。作为您的臣仆，我的罪过也不敢隐瞒掩盖，因为你心里是早已明白的。我自身有罪，我的罪跟四方的老百姓没有关系，若是天下各处的人有罪，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吧。只有古代圣君才有这种胸怀啊。以前皇上下罪己诏，其源头是在成汤这里。因为在这之前，还没有谁下过罪己诏书，成汤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下罪己诏书的帝王，他把天下的责任、一切过错都归到他一个人身上，自己承担责任，让老百姓解除痛苦。
下面这句“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 在予一人。’”是周武王分封诸侯时说的话。当年，周朝大封各方诸侯，让有德的人、有功的人都得到了封赏，得到了富贵。尽管周天子分封诸侯，有相当一部分是姬姓，是他的子孙，周王室的子孙封了天下的一半；但另外还有一半甚至一半多封给了前代帝王的子孙，如尧、舜、禹、汤的后世子孙，他们都有封国。姜太公姜氏封到齐国，楚国人封到楚国，我们四川的蜀王也受到了周天子的册封。 所以说，“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赉”是赐予的意思，把富贵赐给有功德的人。“虽有周亲，不如仁人”——我虽然有至亲，但比不上有仁德的人。“百姓有过， 在予一人”——如果老百姓有过错的话，那么罪过在我一个人身上，希望老天爷降罪于我，不要归罪于百姓。
这是一个优良传统。从政的人要善于引咎思过，不要把什么过错都推到老百姓身上，动不动就说：“哎呀，一方刁民，无可救药。”要知道老百姓有万般过错，也是因为政府教化无方。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过一本书——《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书写于1845年左右，当时整个德意志还有七八十个诸侯国，还没有统一，比起强大的英吉利、法兰西，显得可怜巴巴的。马克思在文章中有个结论：德国之所以有如此糟糕的政府，是因为有如此糟糕的人民。他没有把一切罪过归于政府，老百姓同样有责任。其实，老百姓有责任，政府更有责任，这个关系是不二的。如果老百姓都很有文化、很有教养、很有胆略，那么从老百姓中涌现出来的国家干部一定是优秀的。
所以，全面提升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综合素质，让全民的文化修养都得到提高，中华民族才真正有希望，才真正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些出国回来的人说，到美国、欧洲去，看看人家多有教养，多有文化！中国虽然被称为礼仪之邦，反倒是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样行为不端，那样规矩没有。这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忽视社会文化建设、社会道德建设带来的弊端。尽管现在政府也在不断地加强社会文化建设、道德建设，但是要想全面达到更高层次的改变还是很艰难的。“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对领导来讲，要有这种心胸，这种气魄，不要有了麻烦就朝底下推，那样不好，要敢于承当责任。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这句话就是孔夫子说的了。以前很多奸商都是搞小斗出大斗进，秤盘上粘一块磁铁来坑人。现在，农贸市场的一些农民兄弟，卖青菜也要做点手脚，得点不义之财。权就是秤砣，量就是量具，但“谨权量”不仅仅是指度量衡方面，在司法、行政各个方面也需要一种权量。“审法度”，即对法度应该公正公平地料理。“修废官”——有些官职是合理的，有些官位是不应该被废弃的，都应该把它重新恢复起来。如果明确了权量的标准、法度严密、恢复已废弃的官职，那么“四方之政行焉”，全国的政令就会通行，不会有障碍了。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读懂这句话，要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尧舜时代是天下万国，到了商周时，天下大概还有一两千个国家，周武王分封时还有八百诸侯，到了东周时期，估计还有一百多个诸侯。但到了战国，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只有十二诸侯年表了，也就是说，只剩下十二诸侯国还存在有文字记载。那么，为什么要“兴灭国，继绝世”呢？现在，我们继承这样、那样的文化遗产，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是不是“兴灭国，继绝世”呢？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保护文化的丰富性，保护历史的积淀，可以说就是“兴灭国，继绝世”。我们不能说一种文化兴起了，就把以前的文化抹杀了，这也是不可能的。孔夫子说“温故而知新”，我们就是要认认真真地继承祖先们留下来的宝藏。不然的话，忽视了这个宝藏，亿万家产不知道享受，不知道继承，那就太愚蠢了。
“举逸民”，什么是“逸民”？“逸民”是指那些被有关部门所忽视了的有才干的人，也就是隐逸的人才。每个时代，从春秋战国到清代，很多有才干的人是被破格录用的。他们既不是贵族出身，也没有经过科举考试，但他们确实非常能干，比八旗子弟、贵族子弟还能干，这些人可以称为“逸民”。逸民者，不在政府编制之内，不是吃皇粮的人，他们可以不听你的政治指挥和调遣，不需要早九晚五地去上班，不拿薪水。但“逸民”里有优秀的人才，这种优秀的人才要把他抬举、提拔出来。如果做到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这三点，则“天下之民归心焉”，老百姓就会归心于你。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和干部任命制度，比起以前来确实显得有点僵化了，要让一个人才脱颖而出很艰难，人事部门、组织部门一级级地通报上去，这样审那样核，真的是很麻烦。
当年，唐太宗李世民要求在朝官吏每人写一篇关于时政得失的文章，常何是武将出身，不会舞文弄墨，见皇帝要他写文章，十分着急。马周正好在常何那里当清客相公，得知这个消息，便本着报恩的想法，主动提出替常何写这篇文章，常何很高兴，便让马周代自己写。常何把马周代写的这篇关于时政的文章呈给了唐太宗，唐太宗看后，大吃一惊，他知道常何不善长文才，怎么能写出这么透彻的文章来，就问常何文章到底是不是他写的？常何为人诚实，没有冒功，就老老实实地对皇帝说：“臣没有这个本事，这是臣的门客马周代臣写的”。唐太宗一听十分高兴，并马上召见了马周，之后，马周被破格录用，就凭这篇文章，当上了御史大夫。历史上这种事情很多，梁漱溟先生当年没有考上北大，也是他的文章引起了蔡元培校长的重视，蔡元培亲自跟他说：你考不起大学，但教大学可以嘛，当教授可以嘛！当今社会还有没有这种事？哪个人考不上大学，却能在大学里当教授，这么几十年可能都没有出现过这种事情。现在，各个部门的组织程序太麻烦了，真正优秀的人才要脱颖而出，确实不容易。首先要看你是不是根正苗红，是不是久经考验，跟左邻右舍的关系如何，都在考察范围内。再说，现在领导干部的权力也不能跟以前相比。以前，一个总督、一个巡抚，或一个刺史、知府都有破格提拔人才的权力。现在，若是省长、书记要想破格提拔一个平头老百姓，恐怕也没那么简单，必须通过组织部，一级一级若干阶梯地审核。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尽管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事情，但并不普遍，现在就更不容易了。希望通过这几年的体制改革，会有那么一天，使那些优秀的人才能够破格而上。当然，现在也有令人鼓舞的消息，像神舟五号、神舟六号的科研人员平均岁数不到三十岁，很多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绕月工程、“嫦娥号”上天，科研人员平均年龄也不到三十岁。这批青年人上去了，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国防建设的发展就有希望了，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我们也期待“十七大”以后，我们的政府越来越健康，越来越优秀。
“所重：民，食，丧，祭”。孔夫子又说，作为政府部门首先应该重视老百姓，用孟子的话来说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要把老百姓放在第一位。其次，要重视粮食问题。粮食问题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战略，当年毛说“以粮为纲”，“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如果国家没有粮食了，或是国家囤积的粮食不多，那执政者无论如何是坐不稳，睡不着的。所重除了民、食外，在古代，丧礼、祭祀同样重要，因为丧礼、祭祀是凝聚家族、宗族乃至国家、社会的重要形式。我们现在祭孔，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把海内外的中国人都凝聚在孔夫子的名下，团结所有的炎黄子孙。不然，我们搞祭孔做什么呢？所以不要小看祭祀的功能及其文化功能，这对民心的凝聚非常重要。
下面孔夫子又说：“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悦”——作为政府，对老百姓应该永远像爸爸妈妈对孩子一样，宽厚一些，不要太苛刻，这样自然会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历史告诉我们，秦政苛严，老百姓起来造反；汉政宽仁，老百姓就拥护。而且，执政党在老百姓中讲信誉，自然会受到民众的依傍；勤敏自然会有功绩；公正、公平，老百姓自然欢喜。
·作为大人君子，要“尊五美，屏四恶”
20．2【原文】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日：“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 择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 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 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 “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 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读解】这一则是子张向孔夫子请教，怎样就可以从政了？孔夫子说要“尊五美，屏四恶”——要尊崇五种美德，摒除四种恶政，就可以从政了。子张又问：“这五种美德指的是什么呢？”孔夫子又说：“君子惠而不费。”——君子给人恩惠却无所耗费。回想粉碎“四人帮”后废除人民公社，在农村实行土地联产责任制，政府耗费了多少钱呢？没有嘛，但农民和整个社会迅速得到了实惠。再如开放市场经济，国家并没有为那些个体户出资，但同样迅速解决了大量城市长期的失业问题，并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国家也增加了税收。
下面的因时间关系就简单说了，“劳而不怨”——让老百姓为他劳作出力而没有怨言。“欲而不贪”——自己有追求，老百姓也有追求，但大家都不陷入贪婪的状态，既能够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又不会激发人们过盛的贪欲。“泰而不骄”——自己日子过得舒坦，发财了，发福了，升官了，却不翘尾巴，不骄傲。“威而不猛”——自尊自重，很有威严，但又不露凶相，不咄咄逼人。这些，在《论语》上面的章节里都有相应的介绍，就不多说了。
子张又问：“什么是惠而不费呢？”孔夫子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老百姓能得到利益的地方就让他得到利益，并不需要你给他钱，只要把政策放开了，不干涉老百姓获利的行为，老百姓自然就得到利益了，这就是给人恩惠而无所耗费，不需要你出一分钱。“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选择合适的时间让老百姓去劳动，谁又会抱怨呢？如果春耕的时候拉壮丁，老百姓肯定会怨气冲天；秋收的时候让老百姓去服徭役，老百姓肯定也会怨气冲天。如果是农闲的时候，动员老百姓去修工程、修水利，他们会自觉自愿地去，谁也没有怨言。所以，应该注意这个时机。“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如果我们经常宣传“仁义礼智信”，宣传仁德，造成强烈浓厚的社会氛围，那么贪欲自然就少了，谁还会去贪什么呢？“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无论民众人多人少，人贵人贱，事大事小，都不敢去怠慢他们，这就做到了安泰而不骄傲。“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君子整顿自己的衣冠，目光尊严地远视，庄严地使人望而生畏，这就是威而不猛。
子张又问：“何谓四恶？”孔夫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政策的法令没有交代清楚，百姓不知法而犯法，事先不对民众进行教育，在大家都不晓得规矩的情况下，画地为牢，惩罚他们，滥杀无辜，这就叫做虐。所以说，教化第一，惩罚第二。“不戒视成谓之暴。”——事先不进行告诫，却要督察他们所取得的成绩，这就叫暴，横暴，蛮横无理。“慢令致期谓之贼。”——本来有一个工程，上面不火不急，没当成一回事，三年五载一过，却突然让你限期完成，也说是说，政令松懈，限期紧迫，叫做“贼”。后面一句很有趣，“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这里把有关部门挖苦了一下。“犹之与人也”，同是给予别人东西，对老百姓出手吝啬，小家子气。“谓之有司”，“有司”是指管理财物的职能部门，但也不仅仅是指管理财物的部门，笼统地说，是指具体的主管部门。说老实话，历朝历代要让政府的主管部门拿点钱出来，都很难，“有司”从来都是吝啬的。让一些慈善团体、企业单位捐点钱出来，说不定还大方一点，要让政府部门拿点钱出来，确实比较难。这也是自然的，因为政府部门要统筹兼顾，不可能这件事大方，那件事也大方。它都是算了又算，既要统筹兼顾，又要综合平衡，落在具体某件事情上的钱肯定不多。孔夫子这句话说的有点酸，“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衙门吝啬得很，要想让它拿钱，不要指望吧。
·立身处世的三个支点
20．3【原文】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读解】这一章是《论语》全篇的总结, 并且是压轴之章，非常重要。孔门学说的依据是尧舜文武之道，但最切实的落脚处就在命、礼、 言这三个支点上，说到底，还是立身处世的学说。
关于“命”的问题，在《为政》篇里，孔子自述“五十而知天命”；在《季氏》篇里，孔子说“君子有三畏”，其中第一畏便是“畏天命”，而“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孔子所说的命，按照我们的理解，既指宇宙的自然规律，也指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变迁规律，最后，还包括个人由于所处环境和时代趋势而造成的命运、归宿。所以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如果你不知道这些，没有自知之明，你怎么可以把握住自己呢？话说回来，孔子自己不也是“五十而知天命”，到了半百之年，人生都走过了大半历程才知道自己的归宿的吗？又何况我们这些人呢？
命的问题，我反复讲了许多，要知命谈何容易。如果没有相应的知识和经验，没有专门的，长期的对命的思考和体验，真的不知命为何物。我反复说过，人有两种命，一是自然生命，就是生老病死的过程；二是社会生命，就是贵贱穷达的过程。若再加一条精神生命，就是 喜怒哀乐的过程。这三条相互区别，又浑然一体，共同构成了我们命的实质。命的运行，就是在生老病死、贵贱穷达和喜怒哀乐中展开的。人们总是向往着生，而回避老病死；向往着富贵喜乐，而回避哀怒穷贱，但人生哪有这样如意的事呢？不如意的事往往十居七八。所以，人们都有对美好命运的追求，而回避颓丧的命运。怎样达到这样的目标呢？因各人价值观念不同，对此的评判和取舍标准也不同。儒家提倡杀生取义、舍生成仁的大丈夫精神，有一种高于世俗的价值观念，并为之作为进德修业的准则。另一方面，道德观念高尚的人和道德观念平庸的人，在命运的展开途中，自然会有不同的景象，就是《周易》所说的“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命运就在这里分野了。所以，大人君子有大人君子的命运轨迹，匹夫小人有匹夫小人的命运轨迹，其中的景象就不言而喻了。作为君子，求仁得仁，求义得义，而不会斤斤计较于贵贱贫达，这是知命者的境界。不知命的人，则惶惶然被动于命运的运行中，不论怎样去专营折腾，都处于一种可悲的地位中。
我也反复说过，身心性是承载命运的三个支点，而特别以性为重要，君子有君子之性，小人有小人之性；智者有智者之性，愚者有愚者之性。因其价值观念的不同，其取舍就天壤而别了。我也常说，所谓命，不外是自己百年中选择取舍的轨迹而已，所以，命在这里不是很清晰了吗？其中就没有什么神秘性了。
关于“礼”的问题，在《泰伯》篇里孔子已强调过“立于礼”，在《季氏》篇里教儿子孔鲤时又说过“不学礼，无以立”，所以，其观点是一脉相承的，都是认为个人立身处世离不开礼。这里的礼，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不是指什么具体的礼仪、礼节，甚至也不仅仅是指礼制，而是包括所有这几方面在内的传统礼义，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传统文化”概念。既然如 此，一个人不懂得“礼”，怎么可能在这世界上立身呢？更不用说做一番事业和成就来了。
在前面的学习中，我们已经对礼有较为熟悉的感觉了，这里再补充一点，礼必须合理，礼必须知位。无理的人必然不懂礼，而在行为上表现出无理和无礼；不安位、不守位的人，也必然会有失于礼。在这里，礼和命又是息息相关的，礼是一个人修为的外在表现，是一个人心性的外在表现；礼的历程，也是自己命运的历程，也就是自己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必然表现形式。“不知礼无以立也”，的确需要每一个人加以重视，孔夫子之所以用此对他儿子单独教诲，值得我们深思。
最后说到“言”的问题，这方面的论述，在《论语》里更是不少，比较典型的如《学而》篇的“巧言令色，鲜矣仁”；《公冶长》篇的“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都是说的一个人的言语和实际品德的关系问题。 所谓“万丈深潭终有底，只有人心不可测”，语言与内在品德，语言与实际行动的问题一直苦恼着孔子及其弟子。“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识别一个人的言语，多少还是可以识别一 个人的，正如孟子所说：“偏颇的言语，你能够知道它片面在哪里；夸张的言语，你能够知道它过分在哪里；诡辩的言语，你能够知道它荒谬在哪里；躲闪的言语，你能够知道它理屈在哪里。”（《孟子·公孙丑上》）这就算知道一个人的言语了。反过来，“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如果你不能识别一个人的言语，那么，你就不能真正认识这个人，而很可能被他所蛊惑，所蒙骗。这就是孔子再次强调“不知言，无以知人也”的道理所在。
语言有其无穷的魅力，有的人一说话就能够吸引周围的人，有的人不善于运用语言，一说话就得罪人，进而给自己带来麻烦，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语言的背离。
语言中存在着很多的“秘密”。我们能不能洞悉这些“秘密”？这些“秘密”究竟是什么呢？语言既有它公开的一面，也有它不公开的一面。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自己平常说话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说半截藏半截，可以说任何时候都是如此。怎样在公开的语言背后听懂别人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那些内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分析的基本功，我们也需要煅炼和加强我们这种说话和听话的基本功。
《易经·系辞上》云：“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在我们学习《易经》的时候，就已经对此做了一番简单的阐述，这里再次提出来，就是要明白我们麻烦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很多都是由于语言这个因素而引发。“君不密则失臣”，古代皇帝在面对国家大事、人事背离上，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失去他的忠臣。“臣不密则失身”，臣子如果在语言上不谨慎，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复杂关系，有的人事关系可以公开，而有的人事关系则不能公开。在工作中，有些关于工作的话可以对外面讲，但也有很多工作中的话不能拿到外面来讲，如现在常说的政治机密、商业机密、人事机密等等，也就是说语言本身也要讲究一个“密”字，佛教称之为语密。
儒家非常讲究语言密守密用的功夫，我们怎样对语言进行如实的感觉呢？首先就要回归到我们的心上来。“语言是有声的思维，思维是无声的语言”，这是一百多年来众多语言学家反复使用过的话语。我们为什么会如是说，因为我们是如是想的，我们所说的都是心里所想的，把心里的念头通过有声的形式表达出来就是语言。
但语言又不仅仅是思维的产物，它有时还要受到情绪的左右。当我们受到七情六欲的煽动、燥动，语言的刚、柔、缓、急就会受到影响。大家可以想一想，一个神闲气定的人说话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一个气急败坏的人说话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处在狂怒之中的人说话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失败者或失意者说话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所以我们的思维、语言除了平常的精神活动、思维活动之外，还深深地受到我们情绪的干扰。我们怎样在语言、思维之中排除情绪对自己的干扰，使我们的语言表达更缜密、更科学、更规范、更得体，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应该修炼的基本功。
语言需要清晰，对于所表达的情感、事物、交流的内容，首先需要自己有一个清晰的思维过程，有了这么一个过程，才能够使用清晰的语言将其表达出来。如果自己的思维逻辑清晰，那么自己的语言所表现出来的逻辑也就会很清晰；反之思维是混乱的，那么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也是混乱的。很多人说话吱吱吾吾不知所云，为什么不知所云？一方面不少说话者本身在思维上就是迷糊的，另一方面说话遮遮掩掩，一问三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但他是否真的不知呢？也不完全是，只是不愿意给你讲而已。
作为我们自己而言，姑且不用去管别人如何表达语言，关键是我们自己首先要擅于表达语言，要擅于驾驭自己的语言。怎样驾驭自己的语言？怎样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语言？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高深的学问，这里我只说出一些目的和要求。
在善于驾驭自己语言的同时，还要善于倾听别人的语言，即善听。不如此，则何以“知人”？人与人的交流为什么总是非常困难，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不愿意当一个好的听众。当别人刚说了两句话的时候，他就似乎已经把别人后面要说的都懂完了，马上接过话头，要么赞成、要么反对、要么补充、要么节外生枝，总之大部分都是在误解别人语言的基础上表达意思。这种由此而发生的误会和教训太多太多，所以一定要善听，真正的交流必须建立在善听上，让自己静下心来，排除自己心里的成见，排除自己心里的杂念，认真老实地听别人倾诉，这也是一番乐事。
我经常遇到这么一种情况，当我讲话较多的时候，别人对我不感兴趣；当我不讲话或言语较少的时候，别人却对我非常尊敬。有时和朋友们在一起，话多之人未必能讨好，而寡言少语者往往能得到意外之喜，这是我个人的经验。以前我话多且杂，结果走到哪里都不讨人喜欢；后来懂得了当说则说，不当说就不说，于是不说的时候多了，说的时候少了，结果自己的处境反而逐渐有所改善。
这是人与人之间交往中普遍存在的怪现象，其实原因很简单，每个人都有表现自己的欲望。张三和李四打交道，张三通过充分表达他自己的思维和语言，表明他自己存在的价值，于是他有了一种成就感。如果李四在他面前扮演好听众的角色，那么张三就会觉得李四是他的朋友。如果李四和张三争论或是不愿意听张三胡扯，那么张三就会觉得“话不投机半句多”，轻则彼此之间产生隔阂，重则成为仇人。什么叫言语投机？就是当好听众就投机了。因此要善听，要善于扮演听众这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当然语言也分“阴阳”，我们谈到了要善于当听众，你只有听懂了别人的话，才能够真正地与别人交流，所以要将心比已。我们要看到语言“阴阳”这个方面，说好话不费钱、不花成本。佛教讲欢喜布施，只要让别人高兴，什么好话都可以说；但若不能善于对此有所把控，就很容易成为说大话、开空头支票的人，那就属于欺骗，而别人得不到你所给予的承诺，就会产生怨恨，从而给自己带来麻烦。
以上这些都是从浅层的意思上进行阐述，而从深层的意义上来讲，语言本身不可能完全把我们心里所想的表达出来。为什么呢？人与人打交道，有时候心里如是想，而一旦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意思。《易经·系辞上》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书的确不尽言，但是为什么言不能尽意呢？前面不是才说了语言是有声的思维吗？这是因为一方面语言对心意的表达本身就有一定的局限性，另外一方面则是有些心意本身就不可能表达。
我们的念头无时无刻不在转动，这些转动的念头很多都见不得光，是不能随便说出来的。比如某男看见某位女士，心生欢喜之心、爱慕之意，但肯定不可能随便就去对她说：“我喜欢你、我想你”，这类话根本不可能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而只能绕圈子说一些不相干的话来表达对此人的好感，与你内心实际的想法，相差岂止十万八千里。见到某位老板，你想和他搞好关系，以便能得到他在物力上的帮助，但是当你真正见到他的时候，肯定不能说“你把钱拿一点来给我用”，于是在语言上就要扭曲，拐个弯，谨慎措辞，而心里真正的想法又是如何呢？
对外边的人是如此，对自己亲近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恋爱中的人彼此之间又有几个说真话的呢？肯定都是说让对方高兴的话，生怕说出刺激对方的话。父子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总之人与人之间莫不如此。
语言如同冰山之一角，底下还有一个巨大的被掩藏在水下的冰块，是我们所不能见到的，这实际上就是语言的实质。语言有它的倾斜性，也有它的虚伪性。尽管语言有些时候信誓旦旦，堂而皇之，但我们一定要明白语言永远有它欺骗性的一面。比如说今天这茶好不好喝，我们今天去干什么事情等等，这些工作和生活中相对具体数量化的语言，都谈不上什么隐瞒；但一旦涉及到情感上、利害上、人事上，包括名誉、是非上的很多事情，在语言的表述上就会大打折扣。涉及到这类话题，特别是敏感话题上的语言都具有欺骗性、虚伪性，用现在的话来说，称之为外交式的语言，外交式的语言就是四平八稳，不知所云。但这些都是理性强、自我控制能力和语言控制能力强的人才能做得到，而更多的人在这方面都显得很薄弱，于是就会给自己或者他人带来麻烦。
因此，我们一定要对语言本身有一个全面的考核。这个语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从前面所说我们已经知道语言很复杂，知道语言首先与我们的情绪有很大的关系，情绪的阴阳刚柔决定了语言的阴阳刚柔；欲望追求上的顺顺逆逆又决定了情绪的阴阳刚柔，进而影响了我们的思维和语言。另一方面，语言又和我们自身修养的关系密不可分，语言实际上是当事人的知识、阅历、见地、道德等的综合表现。在这些方面火候越老道、修养越高，那么就表现为他对心和环境的观察、分析、判断与驾驭能力的高低。我们注意观察，就可以发现什么样的人会说什么样的话，如《水浒传》中李逵与武松之间的话就不一样，与卢俊义的话也不一样，和宋江、吴用等人的语言也不一样，各有各的特点。我们看《三国演义》、《红楼梦》，就会发现不同层次的人说话的感觉都不一样，皇帝有皇帝的语言，太监有太监的语言，宰相有宰相的语言，县官有县官的语言，师爷有师爷的语言，秀才有秀才的语言，商人有商人的语言，富翁有富翁的语言，强盗有强盗的语言，穷人有穷人的语言，市民阶层有市民阶层的语言。我们常说“财大气粗”，有钱了，说话时气粗；“官大气雄”，官大了气粗不好，因为官毕竟要文雅一些，当领导为民做主的，气粗了不好，但是气还是要雄。这些语言都跟自己的身份、地位、阅历、见地、道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所以我们对与语言要充分从这几个方面来审查，一个聪明的人、善于分析观察的人，他一定善于听别人讲话。有的人声如钟鼎，我们看到很多为官之人，当他发言的时候，他会不由自主的气从丹田而发。真正生意做得顺的人，你一听他说话就是底气十足。声音还有轻悦、悠扬、喜气融融等等之分。
在相法里，还将声音分为金、木、水、火、土五音。有的人声如洪钟，则金音很重；有的人声音轻悦、悠远而有丝竹之声，则木音重。以前我听某人讲话，此人形象不敢恭维，一脸苦相，但是他发言的声音，确实轻悦高远，讲话抑扬顿挫，从音相上看也是很优秀的。有的人说话斩钉截铁，话不多但每一个字都让人感觉能把铁钉子都咬得断；这种人平时不说，但一说话就能感觉他的智慧和杀气，一般在下面听这种人讲话的人，都会不寒而栗，毕恭毕敬。
我在北京时往往都是用最纯正的四川话与别人交流，经常会有人对我说：“冯老师你用普通话嘛，你的很多话我们都听不懂”。我则问 ：“同样是四川人的邓小平讲话，你们听得懂吗？”他们说听得懂，我又说：“我和他在语言上有什么差别吗？为什么你们就听不懂呢？”他们自己也觉得奇怪，但是却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我说： “我明白，因为邓小平讲话的时候，大家都会竖起耳朵听，并且全神贯注，这时候你所有的精气神都集中在他的语言上，你整个思维活动、语音自我调节系统全部都在为他服务，所以能听得懂。但是我讲话，大家就可以掉以轻心，满不在乎，以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来听，那当然就不容易听懂了。”这其中的道理也就显而易见了。
如果我们听一个人说话，中气足，底气足，有穿透力，此人一定在富贵之中，一定在顺境之中。有的人气急败坏，罗罗嗦嗦，境遇肯定不会很好。《易经·系辞下》的语言就非常到位，如“将叛者其辞惭”，一个人如果要背叛你或者要当逃兵，那么在他的言语之中就会透露出惭愧、惶恐不安、不好意思；又如某人向你借了钱，本来说好今天还，结果没钱还了，于是他那种惭愧、羞愧、不安，马上就可以在他的语言之中感觉出来。“中心疑者其辞枝”，如果我和你交往时心里对你有所怀疑，那么在彼此之间语言交流的时候，我的语言就会东一下，西一下，支支吾吾，闪烁其辞；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就是不和你谈论正题。
“吉人之辞寡”，吉利的人不会轻易暴露自己的内心活动。古人形容刘备是“喜怒不形于色”，但仅仅是“喜怒不形于色”还不行，还要“喜怒不形于语”。“喜怒形于色”一般还不会有什么事，但是若“喜怒形于语”就比较麻烦了。我脸上表现出不高兴，但是嘴上不说，别人就无法给我定罪，但若在语言上把不高兴说出来就比较麻烦了。法律上从来没有说过，如果法官心情好就可以给某人减罪，如果心情不好就给某人加罪或无罪判成有罪，至少目前在法律上还没有对人的面目表情进行评判。但是，法律或风俗却可以通过对人的语言进行褒贬；因为语言一旦说出来后，就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用佛教的话来说就成了“现业现前”“业行于言”,就成了“业”了。所以吉利的人平时一定很少说话，很少表态，很少暴露自己所思所想,这样他就不会成为别人射箭的靶子。我不表态，你就不会知道我在想什么？那你还能有什么可以用来攻击我呢？所以语言少的确会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
“躁人之辞多”，急躁的人、心里没有定性的人一定语言多，一天到晚夸夸其谈，费尽口水，但言不尽意，听这种人说话往往不知其所云。我们说话是为了交流，是为了达到我们工作和生活中的某个目的；如果没有目的性随便说话，那么对自己是一种浪费，对别人也是一种浪费。因为谁说话都不可能一直一个人自言自语，否则别人会误以为此人是一个神经病。鲁迅先生曾说“浪费别人的时间就等于谋财害命”，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你浪费了别人的时间不就等于谋财害命吗？但为什么说“躁人之辞多”呢？首先要知道什么是躁人，那是指对自己的情绪无法自我把控的人。如果对自己的情绪能够自我把控，也就能对自己的语言进行把控，当说则说，不当说则不说。当止则止，不当止而不止，称之为不智，所以对于“躁人之辞多”还有很多方面值得点评之处，不要仅仅局限于“辞”而已。
平时我们在与别人交流的时候，要经常检点自己的语言，是多还是不多，如果多了，就要想办法使自己的语言减下来。对某件事情，能够用一句话表达清楚的，决不用两句话来说，这是一个语言修养的问题，一定要养成正确的语言习惯。此外语言不要情绪化。不要因为自己今天高兴了，就什么话都对别人说，那只有在人数较少、且彼此之间感情较好、时间也相对空闲的前提下，才可以这样做；在人比较多、时间又短的情况下，就要善于使用最简洁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我们前面反复说过多次，一个人不知命，就会胡作非为。什么叫命？安分守己就叫命，“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命有自己遵循的轨道，自然生命就是生老病死，社会生命就是富贵穷达、是是非非，我们要明白这些含义。“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如果不懂得什么是自然生命，也不懂得什么是社会生命，那么你就没有资格成为君子。“不知礼，无以立也”，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适当的礼法制度、民风民俗，我们要遵守，法令法规也要遵守。如果不遵守礼法规矩，那么你在社会上就没有立足之地，要想事业有所成就，不可能。你都不容于社会，还成就什么呢？所以“不知礼，无以立也”。这个“礼”我们也多次讲过它丰富的内涵，怎样把握这个“礼”，使我们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大家要好好地思考思考。“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人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其实，语言也是心灵的窗户，而且不仅仅是心灵的窗户，更是心灵直接的流露。我们怎样通过语言来知人？我在“貌言视听思”里面，对听、言以及如何知人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解答，希望各位朋友有时间把它拿来看一看，读一读，体会体会。到这里，论语就讲完了，七个多月来，大家能坚持来听，的确很难得，也鼓励着我把论语讲完——应该是共同完成了一次对论语的学习，谢谢大家！
（《走近论语》全文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