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一)
从北京到庐山
王先金 编著
第六章 “反冒进”周恩来检讨再检讨
“大跃进”毛泽东鼓劲又鼓劲
(2)
周恩来陷入了苦闷
1957年1月，毛泽东召开小范围会议，座谈1956年经济工作。陈云、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都发了言，一致认为1956年经济建设上“冒”了。薄一波列举了基本建设投资过多、挤了市场等十种表现。毛泽东作了记录。他实际上不同意“反冒进”。
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开始点名批判“反冒进”，到1958年初召开的南宁会议上达到了高潮。自那以后，陈云被错误地认为“思想右倾”。薄一波等几个管经济的同志都感到有压力。1月17日晚，毛泽东约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三人谈话，毛泽东打开窗子说亮话，说：“批评主要是针对陈云同志的。”陈云被事实上放到了一边。
党内围绕着1956年经济工作中是否存在急躁冒进问题的争论中，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对急躁冒进是不满意的。但是，究竟以什么方针来进行建设，毛泽东还在思索中。到1957年秋天，国际上波匈事件已经过去，国内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超额完成。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又着重考虑到建设方面的问题，观点也更加明确起来。这年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庆典，接着又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沉思中的周恩来
在莫斯科期间，赫鲁晓夫很有信心地对毛泽东说：“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苏联老大哥要在15年内超过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这使毛泽东感到十分兴奋，也使他感到了压力。于是，他回答：“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
毛泽东处于一种兴奋状态。他对这次会议非常满意，加上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毛泽东这时确实感到胜利在我们一边，提出东风压倒西风，超英赶美。他从莫斯科给国内打电话，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说以后再也不要提反冒进了，搞社会主义就要冒一点。
1957年秋天以后，毛泽东头脑中急于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主观意识再次强烈起来。
要想加快建设速度，在全国迅速形成“大跃进”的局面，就必须在全党统一思想。首先要统一的，就是领导层中的认识。在毛泽东看来，要统一认识，前一阶段的反冒进是一个大的障碍。他早就搁置在心中的对周恩来等“促退委员会”人员的不满，开始大面积地释放出来。
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了以《做革命的促进派》为题的动人心魄的讲话。
然而周恩来在这次会上，仍表明这样的主张：“既要反对在改革突出不合理的制度上缩手缩脚的保守倾向，又要反对不顾职工觉悟程度和实际困难、冒昧从事的急躁情绪。”他所坚持的仍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毛泽东对此极不满意。
毛泽东把这件事与反右派联系起来，他说：“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此言一出，谁还敢继续“促退”，谁还敢说“促进”是“冒进”？
1957年11月6日，赫鲁晓夫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的报告中正式提出15年内赶超美国的口号。同时还宣称：“我们有一切根据宣布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
当时，正在苏联进行访问的毛泽东，也不甘落后，先后两次会见英国共产党领导人波立特和高兰，向他们调查英国的钢产量和发展前景，并于11月18日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中国在15年内赶上英国的宏伟目标。
毛泽东从莫斯科回国后，先后召开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批评“反冒进”、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致使各省市区的生产指标一再加码，完成任务的时限一再压缩。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中国开展起来了。
到了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后，周恩来陷入了苦闷：一种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深深苦闷。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与毛泽东是多年密切合作的伙伴，是志同道合的战友。然而自从反冒进以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上，周恩来总感到在一些方面自己与毛泽东的思路有一些距离，或者说跟不上毛泽东的节拍。
毛泽东的“强国梦”
2008年4月，杨奎松发表了《毛泽东的“强国梦”》一文，分析了1958年大跃进的成因及影响。现摘录如下：
大跃进其实就是毛泽东的一个“强国梦”。当然，这还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梦，它也是当时举国上下想要创造人间奇迹的集体雄心的写照。从毛泽东到许多中国人心里，始终有一个结打不开，即一方面自豪于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和历史，一方面又深陷在上百年来贫穷落后受人欺凌的悲情之中。新中国的成立，使毛泽东等从内心里发出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欢呼，但是，在当时条件下，中国人民真要想在国际社会上挺起腰杆儿来，却并无底气。毛泽东搞大跃进，正是这样一种情绪和环境交互刺激的产物。
美国的敌视政策对毛泽东的心理形成强烈刺激
严格说来，中国近代的政治领导人大都具有极强的民族主义情绪。读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的文章都不难看出这一点。但毛泽东的雄心更大，他还要把他心目中的中国变成世界的榜样力量。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两周，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驳斥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毛泽东在怒斥艾奇逊居高临下地声称中共没有美国援助一样不能解决国内民生问题的同时，满怀信心地写道：“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从这些话里面，人们已经可以清楚地感觉到，1958年大跃进中那个豪气干云的毛泽东了。
1950年上半年统一大陆的作战刚告结束，就爆发了朝鲜战争，美国政府突然在台湾海峡部署了第七船队，使得毛泽东计划中的统一大业无法最终完成，这自然成了毛泽东心中永远的痛。这件事再度让毛泽东感到了耻辱。他随后力排众议，坚持出兵朝鲜对美作战。
随着1953年3月18日斯大林去世，朝鲜战争迅速停战，苏联新领导倡议和平共处，基于现实力量对比的考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曾经设想过与美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但是，一年之后，中国外长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受命主动与美国代表团团长接触，遭到冷遇，再度刺激了毛泽东。他明确表示对当初的决定感到后悔，说：我当时指示在日内瓦会议上和美国人接触，这与我自己一贯的想法并不一致，看来还是原来的想法好，即坚持和美国斗争，不和美国政府发展关系。 庆祝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成立
为了教训傲慢的美国人，在日内瓦会议刚就朝鲜和越南停战达成协议后，毛泽东就下令宣传解放台湾，并炮击金门，通过制造紧张局势，给美国人以教训。这一强硬步骤在一定程度上使毛泽东看到了成效。半年多之后，原本拒绝与新中国进行外交接触的美国政府，终于改变态度，与中国建立起了大使级会谈这种外交沟通渠道。尽管美国政府并不愿与中国方面讨论台湾问题，但至少，傲慢的美国做出如此让步，还是让毛泽东感到了某种满足。
从1955年起毛泽东就憋着一口气想要赶超美国
毛泽东在中美两国大使的交涉过程中看得很清楚，如果不使中国迅速强大起来，中国就永远也不想要让美国在台湾问题以及联合国问题上做出真正的让步。他这时与印尼总统苏加诺有过一段谈话，苏加诺提出：中国应当早日加入联合国。毛泽东说：“慢一点好。”苏加诺表示不解。毛泽东忿忿地解释说：“问题是台湾。只要联合国里有一个小小的台湾，我们就不进去。一万年也不进去。”他进而赌气地说：“我们是弱国，不是强国。美国怕苏联，但是不怕我们，它知道我们的底子。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不是一个强国，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六亿人口。人家看我们不起，而且他们手里还有一个大东西，叫做原子弹。我们连一个小的都没有。要让人家承认你，接受你，就只好挨人家的白眼。” 1958年广东番禺人民公社成立大会
1956年，中国宣告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苏联人当年用了12年的时间恢复经济，又用了7年时间才完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中国只用了3年时间恢复经济，不到3年时间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种速度，再加上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创造的种种“奇迹”，使毛泽东越来越看不惯周恩来等人照搬苏联经验的做法，他坚信中国在经济建设上也一样可以创造奇迹。因此才有了“反‘反冒进’”，批判了周恩来。
实际上，发动大跃进，还有两个契机。一个是苏联于1957年底提出了15年左右在经济上赶上美国的计划,这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他马上就提出了一个15年赶上并超过英国的计划，借此推动他此前一直在鼓吹的赶超美国的大计划。另一个是美国政府因为对中美大使级会谈早已失去了兴趣，因而在1957年底试图逼迫中方自动中止会谈，毛泽东被美国政府的这种轻蔑态度激怒了。
因此，1958年上半年，处在推动大跃进的亢奋之中的毛泽东，做出了一系列新的决定，全面推动和部署大跃进运动，他公开放言：“我就不信，搞建设比打仗还难？！”
接着，毛泽东又做出了炮击金门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