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两极分化解决的根本之道其实已经不用我们再去探索，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无数的仁人志士一直在寻求的救国之道的根本就是建立一个幸福的平等社会，梁启超和孙中山，他们的分歧在于土地是国有还是私有，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最后解决这个问题是回到梁启超的土地公有制上，这是中国百年革新的历史结论；中国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土地问题，土地决定了社会的公平和国民的生存平等，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1997年以后，我国的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打破了土地公有制度的基础，尽管在名义上土地是公有的，就像国有资产是国有的一样，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土地是集体所有、地方政府所有、实际管理者所有，这样在公有制的表面掩盖的是土地和国有资产的私人所有，只不过这些私人被掩藏在农村集体、地方政府和少数企业管理者的貌似公有的名义之下。公有的最大特征是权属归全体国民所有，收益归全体国民所有，任何小团体和个人都不能因为管理权而将收益甚至是权属买卖的决定权纳入小团体手中，而中国目前的问题恰恰就在于此。无论是地方政府在房地产上推波助澜、还是国有企业资产转移和贪污腐化、还是城市农民一夜暴富后失去土地而重归贫穷、社会两极分化、官僚和权力结合、买官卖官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都是与土地以及国有资产的高管私人化等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社会出现了两极分化的集团以后，社会政治权力往往是被少数掌握的财富的人所决定而不是所谓的人民决定，这一点西方的民主政治已经做出过充分的证明，而中国共和国的历史也从反面也证明这一点：一个社会的政治在所谓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一定是由两极分化的财富集中的一极所控制，而政治决定社会规则和国家权力为谁所有。解决两极分化，西方的民主社会治理方式其实并没有解决问题，解决社会公平的道路我们还需要自我实践中继续寻找。

    在既定的政治条件下，消除两极分化和社会公平是一个历史的动态平衡过程，没有绝对的公平，一切的公平只有在阶级的相互斗争和妥协中达成，而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要保证不同阶级存在和诉求自己的利益的权力，借用政治和权力保证一些阶级能够获得社会发言权而另一些阶级被剥夺利益发言权，这是不公平的开始，因此，一个政治制度不能保证社会公平，但是没有一个保护人人拥有发表自己利益诉求的政治制度则社会就不会有公平，只有保护所有阶级的存在并对自己的利益诉求有公平的权力的社会政治制度就是一个好制度，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显然没有达到这样的要求，而中国的封建世袭制度显然离这个目标更远。

    当然，我们还有一种方式来实现定量化的社会公平，就是收入均衡，这可能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社会实践。你的收入高，我们就征你重税，你的生意做得好，我们就用税收来剥夺你的利润，你住的房子好，我们就征收你的物业产权税，不是吗？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社会毕竟有各种不同的人，收入高低不是两极分化的原因，更不是这些高收入者、成功企业家、投资者拉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和不公平，现在社会发展有问题了，我们不去找原因而是找替罪羊，让百姓解气，但是问题的根本还是没有解决，反过来，掠夺这些高收入和成功企业家难道就合理吗和公平吗？钱和财富是不能左右社会政治和社会分配的，决定社会公平和贫富悬殊的问题肯定不是这些被告税收打击的人群，权力与财富结合才能制造社会不公，也才能掩盖社会不公，也才有资格找替罪羊，其他任何力量是做不到的；二是，国民收入数量上的绝对均衡并不能根除不公平和贫富差距，只会增加这种差距和不公。

    在数量化公平的模式下，我们的经济会怎样呢？首先，所有社会的问题解决会集中在税收问题上，用税收来调节社会公平，这是最冠冕堂皇的说法，事实上，官僚们一定会这样做，因为官僚是靠税收维持其存在的，这是经济基础；其次，将社会财富通过税收、市场交易和持有环节收回到政府的口袋里，形成国富民穷，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成为国民的大管家，依靠政府的良心来实现社会收入和财富的均化，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因为觉悟还没有这么高，因为中国现在的社会文化尤其是官僚思维还是一种封建农业文化在主导，公平的维护者也许正好就是破坏公平者。第三，是通过貌似神合的市场，进行资源分配和财富掠夺，强迫国民为机构的责任损失买单，比如中国股票市场的融资再融资，就是不见效益，将中国股市办成一个政府的第二税局。看看中国期货、股指、股票、债券市场，哪里有市场存在的迹象？当我们看到市场不公的时候，你最后都能找到监管者的影子，何等可悲啊。中国的问题是税收收入越多，政府掌控的资源分配权越强，腐败的机会越大，行政效率越低，最后是社会越发不公平和分配两极分化越严重，因为税收使用无效率，税收不断超越经济增长速度才是中国社会分配不公的最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