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烟关键在于戒除“烟瘾”
目前，我国每年归因于烟草死亡的人数约为120万，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飙升至350万。昨天，中外专家关于中国烟草使用与烟草控制联合评估报告——《控烟与中国未来》在京发布。报告指出，以百分制评价我国对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关键政策的执行情况，我国平均得分仅为37.3分。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履约情况处在100多个公约缔约国的最末几名。（7日京华时报）
控烟效果微弱，吸烟率居高不下，不只是履约排名靠后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烟草已经成为中国人健康的“第一大杀手”，因吸烟致死、致病的病例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而据北大教授李玲称，2005年，因吸烟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高达2526亿元，相当于GDP比重的1.4%，而当年，烟草业上缴的利税总额为2400亿元。两者相抵，烟草业的社会净效益为负126亿元。2010年，这个数字扩大到618亿元。因而仅从经济效益来讲，也是个得不偿失的黑色产业。
毫无疑问，旗帜鲜明、不遗余力地控烟，应该成为全国、全民的共识和行动。而我国多年来之所以控烟效果不理想，甚至烟民和二手烟受害者不降反升，养分在于“烟瘾”难戒。
一是烟民的“烟瘾”难除。其实，广大烟民未必认识不到吸烟对健康的危害之大，不少人选择了彻底告别烟草，更有很多人也曾下决心戒烟，可终因或意志力不强，或抵挡不住诱惑，或依赖性过大，继续在吞云吐雾。当然，这其中更有一个烟草文化的问题，熟人递支烟，办事递上烟，红白喜事发发烟，在某种意义上，卷烟已经成为人际交往的“介绍信”、“通行证”。因而，要控烟，首先需要广大烟民拿出勇气，跟长期的吸烟习惯和传统的烟草文化说再见。
二是政府的“烟瘾”难除。国家5年控烟最终爽约，可以说也是对烟草财政依赖性过强、缺乏坚定决心的结果，尽管近年来这种依赖较早些年有所弱化，但来自烟草行业的显性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依然不可小视，特别是对于烟草大省来说更是举足轻重，在这个对GDP崇拜相当流行的年代里，政府缺乏控烟热情热情和积极性也就不难理解。有道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政府真正替民众的健康素质着想，拿出“戒烟”决心，控烟未必是个无法破解的难题。
三是烟企的“烟瘾”难除。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本能，烟草业存在的暴利，往往令烟草企业无视国企应有的社会责任，罔顾民众为此付出高昂的健康成本和政府、社会支付的巨大医疗成本，抵制来自政府和社会的控烟行动。烟草包装越做越精美，变相烟草广告无孔不入，推销经营机制日益强化，这些已经成为控烟的最大阻力。因此，没有烟草产业的转型，烟草经营的暴利不除，就很难遏制烟草的发展冲动。
四是官员的“烟瘾”难除。在我国这样一个烟草大国，控烟无疑需要全民行动，而这其中的关键是政府官员、党员干部做表率。可现实的现形是，不少官员本身的“烟瘾”就相当大，甚至于把抽品牌烟、高档烟看成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曾经喧嚣一时的周久耕天价烟事件就是个很好的例证。而在“三公消费”盛行的今天，公款烟、接待烟等的存在，也使得官员从内心里不情愿告别这一“烟福利”，少数地方政府机关反而成了禁烟“特区”。戒烟，从官员做起显然相当必要。
由此可见，不仅广大民众要从珍视健康生命的角度自觉革命，更需要政府从民生福祉的高度大力推进，从制度、法规和体制等多个层面入手，下决心戒除经济发展中的“烟瘾”。“烟瘾”一日不除，控烟则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