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中国（三）
1976—毛泽东去世
一九七六年，是中国社会当代史上罕见的多事之秋。主要有四件事在中国社会产生深远的记忆和影响。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位重要开国元勋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二是罕见的特大灾难---河北唐山大地震；三是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邓小平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打倒”；四是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包括毛泽东的后一位妻子江青在内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这年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也是任期最长）总理——七十七岁的周恩来在北京病逝。据孙钢著：1991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伟人之初：周恩来》介绍，“周恩来有三位母亲：生母、嗣母、乳母。三位母亲都把人间最珍贵的母爱给了周恩来，也以不同的性格和人生经历给周恩来的成长以不同的影响”。这位原毛泽东的上级，后来成了毛泽东政治生涯中最忠诚的合作伙伴，是中共党内唯一一位在文革中没有受过冲击的国家级领导人。他的去世影响中外，当年的
受“四五运动”影响，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再一次受挫。毛泽东曾经径直指责邓：“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给他 “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处分。这是邓小平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受到只有在极权统治环境中才会有的不公正的人生待遇。也许这三次遭遇激发了他年青时欧洲之行的灵感，在毛泽东去世后，他一展宏图，重塑中华。
邓小平也是一位有争议的政治风云人物，他独到的战略眼光和开明的思想意识被中国共产党认定为“邓小平理论”并指导中国的改革实践。有关这段历史后续阐述。
同年
据资料记载：
公元1976年7月28日，中国北京时间3时42分53.11秒，
东经118.1度、北纬39.6度，在距地面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为此联合发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报告了这一噩耗，并高度评价毛泽东“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
毛泽东，这位世界东方民族的农民之子，人们称他雄才大略，博古通今，他深知中国社会的迂回历史，熟晓低层人民的求生欲望，他的胆略盖世过人，他的智慧折服众生。中国民间有不少没有读过书的人竟然认为毛泽东并非凡间之人，而是天上星宿下凡。我小时候就经常听到我的五伯父和几位老人同人们说毛不是一般凡人而是天上降下的人民的福星。这完全可以说明并且充分体现神化传教对于不识字者的更为灵验的效用验证。
中外人士评说毛泽东：
“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学习毛泽东》．《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3页。
“他毕业时二十五岁，他谙熟孔子、孟子和中国的伟大文学。他懂得佛教和西方哲学。他学习了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地理。他吸取了中国古典的军事智慧
“毛氏是众所周知的理论家，但他的理论经却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和战争的经验。多数共产党员的思想都是服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有些人因懂得引经据典并且滔滔不绝讲三四个钟头的理论而洋洋得意。毛氏也懂得这一套，……但毛氏对他们谈起自己国家和人民，祖国的历史和文学。他引证《红楼梦》、《水浒传》这一类小说。他熟悉古代的诗人，而他自己就是一个才气纵横的诗人。他的诗具有古代伟大诗人的品质，但其中奔流着社会与个人思想的清泉。”——苏扬：《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266页。
二十世纪初，中华大地风雨飘摇，随着清朝政府的没落，各地群雄四起，社会杂乱无序、一片狼藉。外国列强也乘机非法入侵，尤为称作大和民族的日本军国主义更是野心勃勃，打着大东亚共荣的旗号践踏中华大地长达八年之久，致使泱泱大国，饱受疾苦，民不聊生。有着悠久历史的大中华，虽说内部战乱间隔不断，可不曾容忍外国入侵者瓜分或占有主权。对于当代出现的香港和澳门事例当然可另当别论。近六十年的乱世中国，在后来演变成国共两党互为敌对且互不相让的残酷争斗过程中，毛泽东运筹帷幄，高瞻远瞩，赢得了广大劳苦人民的信任与顶力支持，终于挫败对手，取得胜利。从此，国民党逃迁台湾，在那狭小而美丽富饶的小岛上引领两千余万中华人，继续奋发图强。中国共产党拥有中华民族百分之九十多的领地。自
毛泽东的去世，中国举国上下为之悲痛。由于独特的中国历史，人们总是对独特的民族英豪投以敬仰的目光。当然，人类人文文化的一个共同特征大都体现于此。从社会发展层面看待历史人物，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视域自然会有不同的评述。当初，我同样作为农民群体中的一员，被唯一的一种声音融入心灵深处，形成难以抹去的烙印。毛的去世并未造成社会不安，人们仍然有序地生产。从某种角度看也是社会运转的一种惯性。毛泽东“你办事，我放心”的政治遗属成了接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领袖地位的重要支柱，随即报刊上铺天盖地宣传这一“最高指示”，这对于巩固接班人的领导地位极其重要。在后来的实践中充分体现了过度历史时期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这年的下半年官塘公社（原大畈区所在地）通了公路。通车后不久公社有了一辆旧式吉普车，公社书记去县里开会便有了专车接送。这样虽然相应减少了些用船接送的任务，可并非减少我们船队的工作任务。公社干部下乡检查工作，大队干部到公社开会学习，几乎都是我们开船接送。每次出船只凭领导批条，一切免费。这年10月工资增加到每月17.5元。农村物价没什么变化，农民生活水平也没什么改善。只是人们出行条件较以前相应好些，其它一切照旧，继续尊从毛泽东的既定方针，社会主义革命大生产热潮丝毫不减，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蓝图及各项指标数据伴随国家所有传媒不断传入人们的脑海之中。
1977年8月国家发出恢复高考的信息，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即将从新恢复，一时间新华书店挤满购买高考复习资料的人。这个信息震动了渴求知识青年的心扉，同时也给中国教育方式的转变释放了信号。考试升学、择优录取将成为常态，意味着毛泽东时代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的教育制度将结束，恢复文革前的教育模式。
我同其他热血青年一样，也购买了一套复习资料。当年高考复习大纲从内容看得出，主要考虑考生年龄差异及文革期间中学教材的实际简易程度，初中部分占百分之七八十，高中部分只占百分之二三十，我看过大纲感觉可以一试，就利用空余时间认真复习，重点复习数学、物理和化学，语文、政治、历史和地理只需强记，难度最大的是英语，因为初中英语课只学些简易的日常用语和军事用语（是因当年中苏冲突关系致使中央高层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要准备打仗”全国动员令）。报考条件很宽松，初中文化程度以上或相当同于等学历的社会青年均可报名，婚否、年龄不限。报名后开始填报志愿，先填志愿再考试。各省市招生学校和专业按照顺序排列，所填学校专业不限。记得我当时填报的是北京大学哲学专业，没有填报其它志愿。现在想起当时是那样的无知依然感觉不足为怪。1977年12月，我走进了考场。通山县以原行政区设立考场，我们原大畈区五个公社考场设在大畈中学，约有一百多名知识青年参加高考，据了解参加高考的基本上是历届高中毕业生。当初我感觉是：英语有三分之二没做，即使做的部分不可能全对，强记科目应该能及格，数理化的高中部分几乎没做，初中部分全做了，是否及格无从知晓。结果是没能考上，落榜了。对当年的考试与录取情况记不清楚，只知道我们大队一个也没有考上，第二年大队有两名高中生（都是我初中同学）考够专科学校录取线，但只有一名去读，他学毕业后就一直留校任教；其中一名同学放弃了录取机会继续复读，第二年（1979年）考上了中山大学哲学系，他和我是同一宗族的袁氏后裔，小时候的伙伴、初中的同学、后来的朋友、永久的同乡。他比我大一辈分，是当年九门袁姓也是我们大队自解放以来第一个大学生。后据有关资料得知恢复高考第一年全国约有500多万知识青年参加高考，录取率仅有5%。此后，我再也不可能指望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一切只有听便自然，实乃无回天之力。
那次高考后，我辞掉了公社的公差工作，那是源于一次与小时候一同学酒后交谈，致使我决定独自一人搬迁到我同学的生产队落户居住。小时候我和我那位同学一起在白泥小学读书，后来他所在大队划归另一公社管辖，文革复课期间又各自到所管辖公社读中学。我们自从认识，关系一直不错。我们俩的夫人是一个村的同宗族的同班同学，而且是我同学的父亲推举我做的媒，同学夫人的父亲是我们小学时的教导主任，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批斗，复课闹革命前他回到家乡教书直至退休。我和我的同学第一次上他家时，看得出老师对我们俩读小学时记忆犹新，谈吐间依然如故。我和我同学同一年结的婚，真可谓无巧不成书。我同学与我的祖母是同一“王”姓宗族，听老人传说袁王两姓很久以前有过一次惊动高层官府的纷争事件。十四世纪前迁居通山的袁氏太祖安葬地就位于王姓的土地上，也就是现今我那位同学的生产队管辖地。同学的父亲名叫王忠学，看得出他虽然没有怎么读书，却熟知流传民间的人文典故，他乐于助人，性格开朗，生活乐观，可有时难免口语风趣而调弄旁人，也许因为如此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过批斗。当年我同学的父亲是官塘公社大坑大队副支书，该大队是由原下屋窦与大坑两个大队合并而成，我的同胞大哥是大队党支部书记，此前我大哥就是原大坑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官塘公社党委委员。他也算是县里小有名气的大队支书，他曾经是湖北省人大代表。他也没有怎么上学读书，是一位忠实的农民，他能说会道，性格耿直，他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长达十年。改革开放不久原源起两大队产生争议而得罪了上级领导导致他含冤入狱，虽然出狱后得到平反，但从此他的家境元气大伤，可谓每况愈下，一直很不顺利。我大哥现有七十二岁，他不顾疾病缠身，继续为了生存而劳碌奔波。大嫂读了点书，曾经当过农村小学教师，为了给大哥洗清冤情她不断向上级政府和最高人民法院写申诉信，她的勇气源于当初一位署名袁继华的以个人身份回一封信，那封信用“湖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信封，从湖北省委所在地武汉市寄出，信的大意是：如果实为冤情，就相信党和政府，坚持申诉，终会明了。后来大哥终于平反——党籍得到恢复并从新当上村主任。大嫂几年前患白内障无钱医治导致双目失明，现在自理生活起居，两人的日子过得较为贫苦，我大哥共有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儿女们都各自成立了自己的家庭并有了自己的孩子。大哥比我大十八岁，我从小就没有见过他，长大后见他也没有几次，总之我们哥俩很陌生。当时附近人们对我迁居有很多不同的议论，很显然最多的议论是说我想趁他当支书之势摆脱苦累的农活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借机跳出农门离开农村。这无疑是不可辩驳的合理推断，可我的这一举动实属偶然，初意并非那样，因为我大哥在毛泽东去世前已经是红火的大队支部书记，那时候我与大哥实际没有往来。是巧合也好，是必然也罢，我只好道出真实的记忆。有关我大哥的人生境遇后会记述。
1978年 7月，王忠学支书亲自到我家接我，我们两地距离不到三公里路程，我被安排在他的生产队一地主家的一间屋子里住，从此过起单身生活。王支书一家九口人：五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的大儿子就是我小时候的同学，当年我的这位同学在县化肥厂做亦工亦农临时工。我同学的母亲为人温顺善良，辛劳操持一大家人的家内事务，我住在同学的生产队那些日子，给他的母亲添加了不少麻烦，我的衣服全是同学的母亲或他的妹妹帮我洗，记得我一个人没怎么做饭，基本上是在同学家吃饭。我一去就作为生产队的公差人员参加大队柑橘厂厂房建设，厂房建筑面积大约200平方米。柑橘厂就在我居住村子的对面山上。周边大部分山地上已经栽种了柑橘树苗。参加建设人员包括砖木技术工匠都是各个生产队派出的公差劳动力，统一由各自生产队记工分。我当时不会任何技术，只能跟着工匠师傅做小工，记得有一次不小心从楼上摔了下来，幸好摔得不算很严重，当天晚上找了一位懂得点跌打疗伤的人做了做推拿，休息两天后我又继续上工了。柑橘厂厂房很快就建好了。可后来却没有起到预想的效用。因为随着后来不久农村集体经济的瓦解，农村大队和生产队的公有财物不复存在。
这年的8月，大队卫生室需要培养一名赤脚医生，学校需要增加一名民办教师，还有去公社做临时工一名额，大队要选三名青年脱产参加公差工作。据说公社需要从临时工中选一人学习开汽车的。对我来说，这显然是一个好机会，不言而喻，我有三选一的优势，因为巧合有时也会成真。赤脚医生和去公社学习开车可以随我挑选；民办教师得根据上级教育部门的意见需要考试录用。当时，王忠学支书叫我学赤脚医生，他说当赤脚医生能学点医学知识，是一门实用的技术；大队长说我开过机动轮船懂机械原理，到公社去学习开车最好，汽车司机将来会吃香。最后，我没有采纳两位好心人的意见，自己决定选择考民办教师。理由很简单，教书可以补充知识。学校给了十天时间复习，并提前把考试的范围和提纲内容发给了参加考试人员，我看后感觉有信心考取。当时我不会汉语拼音，就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利用收音机收听拼音广播教学学会汉语拼音。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考了第一名，被大队学校录用。
1978年9月我走上了小学讲台，当了一名民办教师。当年大队有三个教学点，有两个复试教学点：一个只有一、二年级，还有一个有一至四年级。只有大队中心小学有一至五年级，中心小学一个年级一个班，共五个班级。后来大坑大队办起了初中班。我的几年教学生涯很有戏剧性意味：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二年级（当年初中还没有恢复到三年）各个年级时段的语文、数学课程我都教过，还教过多年级复式班。记得当时农村学校公办教师不足一半，大部分是民办教师。公办教师是非农户口，吃国家供应的商品粮，由国家财政定级发工资，属干部身份，在县内学校可任意调动。民办教师是农村户口，农民身份不变，由生产队按同等劳动力记工分分配口粮，每月学校按当地政府部门规定的统一标准发点生活补贴。民办教师只能在本大队任教。学校除了正常的本质教学工作外，还需承担本大队的扫盲任务。扫盲对象主要是农村不识字的农民和因家庭困难确实未能上学的适龄少年，扫盲工作由学校分派给教师任务，公社教育组定期检查并上报各个学校完成扫盲任务情况和相关数据。扫盲工作时间由教师自己灵活安排，基本上是利用课余时间或晚上休息时间上农民家里走过场，至于扫盲实际效果无从评述。后来流于形式的扫盲停止。
大坑大队当年有三所学校共约200多名学生，教职员工11人，大部分是民办教师。公办教师约占五分之二，多半公办教师是文革前的初高中生，少许年轻的公办教师都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推荐上中专的师范专业毕业生。学校只一名校长，一名教导主任，一名事务长，校长一般由公办教师担任，后来也选任民办教师担任校长。无论是校长或是学校其他负责人，都得带班教主课。学校没有脱产教师。学校按照春夏秋冬不同时间段制订作息时间，无论春夏秋冬都有早自习，早自习一般60分钟，每天上午四节课，下午三节课，每节课45分钟。一般每个星期开一次例会，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教师集中办公90分钟，主要是集中备课和批改学生作业。大队一般不插手学校的管理事务，学校的教学工作由县教育局派出机构——公社教育组全面负责，教育组主要工作是传达上级部门的教育方针和指示精神，定期到下面学校和各教学点巡视检查，考查学校的教学工作，考核和培训教师。教学内容及教学方式完全依据国家教育政策方针而定，中国特色的教育理念和传统的填鸭式教育模式无论经历怎样的改良几乎一成不变。人的潜能的发挥、人的个性的展现、人的私权的保护等全然被人们默认的模糊的社会氛围所掩盖。人们对读书的潜在意识为：学而优则仕（官），学而优则贵（富），学而优则名（光宗耀祖）。中国特色的数千年的教与学的思想观念难以改变。
当年的民办教师都是本大队的知识青年，我是大坑大队唯一一位只有初中毕业的民办教师，其他民办教师基本上是高中毕业的回乡青年。民办教师与公办教师只是户籍身份和领取劳动报酬方式不同，在教学工作中并无差别。但公办教师是固定的正式工即社会普遍认可的“铁饭碗”；民办教师却是非正式的“临时工”。特定社会环境预设的户籍身份制度对不同群体人的制约方式较大程度上度制约了人的自由、限制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行为权利，导致人与人的待遇不平等并失去公平的机会。公办教师的工资标准基本按资历——确切的说就是论资排辈——依据传统的思维模式而定，这种模式基本上被社会习惯地承认；民办教师之间的待遇差异不同点主要在于各自生产队的收入悬殊，公办与民办之间的待遇差异因为本属于无历史比较而自然被人们默认并欣然接受。当年大坑大队公办教师月工资40元左右，民办教师工资统一为17.5元。大队给学校划拨一定量的土地作为勤工俭学使用，带家属的公办教师也可借此机会争取一两块土地用于自己种菜。大坑小学约有四亩茶山地，每年茶叶收入可补充教学经费的不足，部分用于减免贫困生学费和书本费，部分用于学校招待费，学校财务无需公开，一般由校长签字报账。学校教职工只关顾自己的工资数额增加或减少情况，对学校公共账务基本不予过问。
那时的农村没有幼儿园，儿童学前教育空白。按政府规定，年满七周岁的孩子为可上学的学龄儿童，每新学年开学前，学校根据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
“改革以前的农民状况可以用一句话来慨括：贫穷、饥饿、没有人生自由。
贫穷到什么程度？1978年前后，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派出几位记者对中国西部农村情况作了调查。1979年全年的农民人均收入，最高是山西吕梁地区，为70元；龙东庆阳第二，为64.86元；延安地区第三，为57.2元；榆林地区第四，为52元；甘肃平凉地区第五，为47.6元；固原和定西最低，同为36.8元。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统计，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1978年，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有三分之一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30年代。”
《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第111页写道：“农民是种粮食的，但自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一直是半饥半饱。1978年，全国农民年平均口粮
我县位于湖北省东南部丘陵山区，农村贫困情况正如
当年，不少农村学龄儿童因家庭贫困未能上学，就是已经上学的在校学生有时也难免因家庭碰上不幸事件而中途退学。为尽量减少贫困家庭学生退学，走访学生家庭便成了农村教师分外的经常性工作。１９７８年１２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举行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简称“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的中心议题就是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据新华社报道）。邓小平在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
中国近代较大的又一次历史性转折在毛泽东去世两年三个月后正式拉开序幕。中外学者把“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大转折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中国官方和民间都认同这一说法。
改革从农村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部分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生产队把田地和生产资料分给农民包干生产，人们称为“包产到户”。据后来公开消息：1978年，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十八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着极大的风险，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这一事件在得到邓小平的认可后，全国农村逐步推广“包产到户”。我们地区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较晚一些，大约在小岗村事件的第三年，生产队把土地和所有生产资料分给农户。当年，我也分得了田地和相应的生产资料，因为，民办教师是农村户口，生产队不再有公共粮食，工分自然被取消。民办教师同样得自己负责种责任田。田地分到户后，不但农民种粮有了自主权，更激发了农民极大的生存热情。农忙季节农民自发的自愿的相互帮活无需政府诱导而井然有序，农村悠闲的生活空间焕然一新，封闭、悲凉、赤贫的农村有望出现光明生机。
1980年我县农村先实行土地分组承包，全县农村普遍实行以生产队统一核算，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各生产队之间因难免的分包不均而导致有些村民不满，甚至出现非理智的纷争局面。
1981年初，连续十年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我大哥开始遭遇人生的不测。源起他得罪了公社党委记并顶撞了县纪委一位副书记，导致他当年锒铛入狱，在监狱里度过五百七十多个日夜。这是一件明显的地方官员滥用公权力公报私愤的典型案例。大哥被抓四个多月后，县法院开庭审理他的所谓贪污行贿案，当年我以家属的身份参加了庭审。当见到两名法警押着大哥进入法庭时，我顿时惊呆了，失去自由一百五十天的大哥面黄肌瘦，满头白发，判若两人，法庭上他目瞪口呆，一言未发。审判长宣布开庭，到庭人全体起立，以示尊重法庭次序。庭审按预定程序由公诉人宣读公诉书后，再由法院为被告人指定的辩护律师作简单形式上的辩护。庭审延续不足一小时。大哥被押回看守所继续关押，我们家属百般无奈，只有无望的回家。时隔不多日，通山县人民法院下达了判决书，宣判他有期徒刑三年，执行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随即他被移送到百余公里外的湖北省沙洋新生砖瓦厂服刑。
案件简要经过：一九八一七月，中共通山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下文撤销他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委员并开除他的党籍，同年十一月，通山县公安局将他逮捕；一九八二年四月，通山县人民法院认定：“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0年，被告利用职权，贪污公款和集体物资计现金和物资折款四百八十九元五角”，并以此为由判处他有期徒刑三年；一九八二年五月，湖北省咸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年；一九八三年六月，湖北省咸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再改判为免于刑事处分。同年七月他含冤出狱。
大哥出狱后，继续向上级党和政府申诉，八年的不断申诉终于应验了素不相识更未能见面的
我第一次能鼓足勇气去找县法院的审判员
虽然对审判长的权威话语感到十分的无奈，但也没有被审判
当初大哥没有请律师，确实也没有钱请律师，完全是自家人来回奔走。两年的寒暑假期间，我带着当年六十多岁的生母前往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每次去省城，都要同时到湖北省委、省政府、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接待处递交申诉状。所有部门都无回复，只收到一封署名袁继华的回信，或许是一好心人见到我们的申诉材料而为。但真实情况却不得而知。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年湖北省高级法院接待处一位叫
后来，虽然不断的向省纪委申诉，但从来未得到回音，几年后的平反说明了什么，也无需再多去想。这个事件对我触动很大、很深，确是个很特别的记忆。
我当时已是有家庭重担在肩的人，每月靠教民办发点工资维持一家人过日子。我1979年结婚，夫人是远房亲戚，倒是非血缘关系。我
记得一次公社教育组组长亲自带队到学校检查工作，工作组人员白天听教师讲课，晚上查看任课教师的备课本，主要检查教案的书写内容是否细致及深广度水准。当时，工作组人员对我讲课的评价给予了赞许，可对我过于简捷的备课方法极为不赞成，总结会上教育组长点名对我提出批评且表述他个人严格的意见。我当时表明了自己意图，讲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毫无理由不按照上面的要求出色完成各项教学任务，但对于怎样备课我认为可以区别不同情况，无需一概而论。备课居然重要，但重在教学效果。作为民办教师，课堂上讲课理应义不容辞发挥教师的组织与宣讲能力，至于备课花去过多时间，应视情况不同而区别对待，所谓不同即是民办教师还得兼做自家的农活，在实际教学工作中大可不必一味强调一视同仁。何况作为民办教师更有必要利用点时间充实点知识含量。”也许是我实际教学效果不落人后，学校也没有当我另眼相待。后来，上级对民办教师的工资待遇进行了改革性的调整，即从原来每月17.5元调到37.5元。即使如此，作为一个四口家庭生活并非宽裕，当年我的儿子就只能由我母亲带养。按照中国民间习俗，我算成家立业了，本应承担扶养父母的责任，可现实令我无能为力，幸好我的父母当年自己还勤劳健康，不但不需我们扶养，反倒不畏年轮增长而继续辛勤劳作是为欣慰的照养他（她）的孙子。这是东方人独特的人文理念一脉相承之精髓。这种理念数千年无以改变。这种人类生命延续的自然血亲利益链并非人类自身所特有。
1983年秋，县教育局效仿教育管理改革，实行校长聘任教师制度，当时，我们学校有四位教师没有被本校校长聘任，我是其中未被聘用者之一。消息一出，大坑大队的干部群众极为愤慨，竟然把校长给赶走了，这一特别事件引起了教育部门的特别注意和无奈。其实，上级教育部门已考虑到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决定民办教师可以在本公社内自由流动，但民办教师若是离家去别大队教书显然就对自家的农活无以帮助，结果是这一改革未能实施成功。这样我又继续在本大队任教。这一年，我已是四口之家的家长。在大哥出狱的第二年我辞去了民办教师这一职业。当我向教育组提出辞职时，教育组组长感到有点惊讶，因为农村当时有很多知识青年都仰慕民办教师这个职业。其实我很喜欢教师这个称号和这个职业，也很乐意做个社会上曾经给予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一高尚称号，而我在几年的教学工作中也饶有兴趣。就是在个人学习方面，当年也是县里第一批参加中等师范函授课程学习且各科成绩一次通过的民办教师。自我感觉当初已超出中等教育所学能达到的知识水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几年民办教师。辞掉民办教师并非有什么特殊原因，完全在于肩负家庭重担的缘故。当然，也不排除当时的社会变革已经呈现出醒目的轮廓而对人的影响。
1984年春节过后，农村实行行政机制改革，撤销了人民公社，废除政社合一体制，建立（实为恢复）乡镇人民政府。毛泽东时代兴起的社会主义高级农村组织——人民公社悄然退出。从而，中国农村改革正式深入前行。
这年秋天，我辞掉民办教师岗位离开了学校，回到了别阔六年的家。当年，农村分田到户已经结束。我一家四口搬回去再无田地可分。当时，我冒着无田无地的大风险，确实也说不清当初是一种什么原动力主使自己。没有田地，意味着没有粮食；没有工作，意味着没有收入。无粮，无钱，一家人如何生活？看来不可思议。但是，自由了。搬回家后，只能靠下河打渔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吃的农家普通粗粮，穿的打补丁衣裳，根本无从谈起生活质量。
当年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号召，唤醒了沉睡的农村大地，唤起了广大农民的自发性，同时开启了新的农业格局。各种专业户和新的经济联合体大批涌现，乡镇企业随之兴起，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逐步脱离土地进城务工经商。这年的冬天，我去了县城，办理了自理口粮进城户口。这个当年虽然只有两万余常住人口的小县城呈现一片春意昂然的景象。当年，与我同岁（出生月份比我小）的堂弟已经加入一家公司，这家公司是由几个农村户口的年轻人合伙成立的，其中领头当过民办教师。这家公司在工商注册的名称是：通山县综合产品经销公司。公司当时有几个特别活跃的刚从部队退伍回乡的青年人。他们白天奔跑业务，晚间穿梭歌舞厅。当年到处都能聆听到港台歌星那欢快的歌声，一种全新的生活在那些年青人身上率先展现。县综合产品经销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工农业产品的经销，实际就是做城乡间的商品买卖。随着新的经销公司型的经济联合体的产生，地方国营商业的垄断格局慢慢地被打破。
这年年底有一天，我遇见了原在大畈区船民社当会计的一位同姓熟人，他当时已是通山县建设银行的一名干部，年龄比我大，却比我小辈分，按照宗族习俗他管我叫 “叔”。我俩见面相互寒暄几句后，他得知我辞掉了民办教师，当时就动员我贷款买台拖拉机搞运输。当年正是改革开放后国家金融政策第一次大范围的松动放开时期，银行放贷无须任何抵押和繁杂的审批流程。当初银行间还相互竟放贷款。在他的劝说下，我同意了贷款购买一台拖拉机。春节过后，也就是
据通山县一九八四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显示：通山县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两个文明一起抓，积极进行各项改革，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好的成绩，全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3232万元，比上年增长20%，增长速度创历史最高纪录，国民经济结构有了较大的调整，经济效益不断提高，重点建设有所加强，技术改造速度加快，社会经济繁荣，市场购销两旺，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但是，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对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不够，乡镇工业起步晚，发展规模小，流动渠道不畅，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低于全国、全省、全地区水平。
统计资料对人民生活的描述：城乡居民收入增加，一九八四年农业总收入8592万元，比上年增长6.5%，人均纯收入243元，比上年增长8.5%，人平增加19元。年末全部职工人数18164人，比上年增加2293人，增长14,5%，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14333人，比上年增加564人，增长4.1%，集体所有制职工人数3831人，比上年增加1729人，增长85.3%，全部职工工资总额1304.8万元，比上年增长16.8%，全年职工平均工资为744元，比上年增长7.8%，人均增加收入56元，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工资总额1048.4万元，比上年增长7.1%，年人均工资760元，比上年增长4.7%，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工资总额256.4万元，比上年增长85.8%，年人均工资656元，比上年下降1.8%。
城乡居民储蓄上升，一九八四年末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达1654万元，比上年增长56.2%，其中，城镇居民储蓄529万元，比上年增长60.6%，农村居民储蓄1125万元，比上年增长65.7%。
城乡居民住房继续改善，一九八四年城镇竣工房屋面积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继续提高，据全县50户农民家庭收支抽样调查，平均每人生活消费232元，比上年增长4.5%，从主要消费品的消费量看都有增长，粮食消费比上年增长16.9%，猪肉消费增长46.9%，食用植物油消费增长26.2%，一些高中档耐用消费品都较去年大幅度增长。一九八四年末，全县总人口319850人，比上年增加9058人，人口结构有了较大变化，非农业人口（含自理口粮进城人口）由去年的26908人增加到51391人，增长90.9%，扣除口径不可比因素增长20%。这是改革开放六年来通山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最显著的一年。
1985年3月中旬我到通山县综合产品经销公司当会计，我本没学过会计专业知识，只是当初公司记账较为简易，基本上只需记清楚收付平衡和往来明细账务，还就是有银行工作人员作指导。这家公司成立只有几个月时间，即在1984年年底，公司两名负责人连带一名银行工作人员被抓，原因是公司开出一张（据说数万元）空头支票到另一家银行套取现金汇票。事发后，当地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三人分别不等的有期徒刑，其中最高刑期达八年的是公司经理，该经理原是一名民办教师，判处五年徒刑的是那位银行工作人员，另一位年轻的退伍军人被判处三年期徒刑。公司出事后，另一名活跃青年接任该公司经理。当时公司账务实际已有银行方面派人管理，原公司会计由于银行的不信任而离职。我接管财务后，银行行长亲自到公司召集开会，我根据银行方面的意见及要求，制订了明确的公司财务管理细则，就这样，银行决定把公司的所有印章交给我保管。或许是我年龄大一点的缘故，对于公司的事务，年青的经理还比较尊重我的意见。公司很快恢复了正常的经销工作，有序开展了业务。
这是我第一次从事公司工作。公司是当时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个新的企业名称，计划经济时期的企业名称一般称为：xx厂、xx矿、xx场、xx社。通山县综合产品经销公司是当年县里第一家由几个农民身份的年轻人自发组建的民营企业，公司业务基本与当时的国营供销社类似，用银行贷款做资本金，到一级批发商场或生产产品的厂矿采购商品物资，再作二次批发或零售给其它经销单位或消费者，从中获得利差作为公司利润。这是商品交换不可或缺的必然的经济运行模式，在计划经济时代只是由国家指定单位代为包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运行模式逐步引入市场理念，商品交易方式或场所慢慢演变为商场——购物中心——超市——广场等。当初，经销公司主要做商品批发业务，后来我建议公司兼做商品零售并与生产特色产品的工厂合作联营，年轻的经理同意我的建议，将建议报告银行并得到了银行的同意。不到三个月，公司扭亏为盈。公司先后合作投资一个木炭厂，在繁华的临街处开租一个集批发零售一体化的中型商品门市部。我给门市部取名为“复兴门市部”。
公司业务虽然做得很顺利，但银行还是有的不放心，每次去武汉进货都有银行工作人员亲自带着汇票一起跟着办理交换业务。记得有一次，县工商银行行长让我到他家去，单独与我谈话，行长姓朱，非本县籍贯，一家人都在通山工作居住多年。他住的一间面积共二十多平方米的套间，前室是个小客厅，中间是行长的卧室，后面隔成个吃饭的小间，在后门屋外靠窗户搭建个厨房。那次行长与我谈话很诚恳，也许行长感觉到公司一批年轻人确实能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但管理人员文化知识水平低，综合素养不高，他希望我能把握经销工作局面，掌管好公司印章，千万注意观察那些文化水平太低的年轻人，不能让他们头脑发热再胡来，避免违法事件再次发生。如果公司能够持续盈利，银行一定尽量支持，并希望我与银行工作人员多沟通，增加相互间的理解。
我完全理解当时行长的一片苦心。可以说，谈话达到了行长的意愿。当时我也明确的告诉行长我会按照银行的要求并配合好各方面的工作，可我到公司只是临时性的，因为我还需要时间参加函授听课学习。在后来的公司运营中公司员工做事都较为小心，没有出现违规行为，确实再也没有发生违法事件。我离开公司时，银行行长特意授权多给我一个月工资，记得当时银行一信贷科长想以此为由，要我负责收回一笔货款作为附加条件，我当即拒绝了那位银行信贷科长的意见。几年后，那位科长当上了工商银行行长，在我以后开办公司与工商银行有关业务往来中，看得出他对当初我没有听从他的意见一直有点耿耿于怀。不用说找他帮忙了，就是该办的正常业务有时也会耽搁。后来，那位行长下岗了。第二年，因国家收紧银根，开始实行改革后第一轮经济调控，这家公司也就被迫停业解散。幸好之前我离开了那家公司，不然不知道会是怎样的后来。说实话，当初我也没有驾驭管理公司的经验和本能。
1985年9月，我听说县里有个国营大理石厂招工，就找到大理石厂，记得那是9月上旬的一天中午第一次去大理石厂：当我刚到大理石厂大门口，两个年轻人正在张贴一张用红色宣纸写成的公告:招工已满，停止报名。当时，我并未因见到那张刚刚张贴的公告就此止步，而是怀着一种新奇感走进了理石厂大门，正对大门约
第二次去大理石厂：大约是在过了一星期的时间，孙科长招呼我坐下稍等，他便去了楼上厂长办公室一会下来告诉我下周再来。
第三次去大理石厂：在未超出的时间到了厂里，孙科长领我去见一位华先洋副厂长，我与华副厂长简谈了一会后他让我第二天上午再来。
第四次去大理石厂：按约定好的第二天，上午八点钟我到达华副厂长办公室，他从抽屉里拿出提前准备好的手写问卷交给我当场做答题，题目内容全部是有关中国省会城市的区位分布及其自然环境特征状况。我很快做完答题交给华副厂长，他接过答题一看，便把答卷递给同室办公的另一年龄较大的乔副厂长（投资方委派），当时华副厂长感觉有点意外的说了句：“哎呀，真还不错。”这种感觉或许是他看到我的简历填写的学历是初中毕业之故，个人简历里只是简单写出当过民办教师，没有填写我曾经教过中学数学和中学地理课程的细节。乔副厂长看过答卷朝我看了一眼没说什么。华副厂长让我一两天内等待消息。
第五次去大理石厂：过两天的下午我到了理石厂，这次是孙厂长亲自出的几道中学数学题让我做，我在他办公桌上做完题立即下楼在石料堆放场地旁交给了他，孙厂长接过去认真看了看，一直没说话。我尴尬的站在旁边等待着厂长回复意见如何。厂长仍然还是一言不发，站在厂长旁边的当时的厂办公室主任见到这一局面随即对我说：“小袁，你先回去吧，孙厂长他是尊重人才的”。办公室主任姓王，叫王定水，当时他是厂里干部中年龄较大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一时冲动，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入狱，几年后恢复了名声。
第六次去大理石厂：大约是九月二十几号的一天中午，我直接到孙厂长家里找他，当时没带任何东西。当年人们只是逢年过节时会带点水果、糖食等馈赠品以示礼尚往来，平日办事或相互见面也就向对方递支香烟作为启动话语的引子。而我又不会吸烟，既没有想到这些又没有钱买礼品，六次都是两手空空前往大理石厂。我坐在他家等了不到十分钟，孙厂长回来了，他的爱人已经做好了饭菜。我先与孙厂长打招呼，他一面拿碗盛饭，一面回话。意思是我可以找人事科报到了。真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可以成为国营工厂的一名员工，当然是临时工。这样也算是找到一份较为稳定的临时工作，而且又是国家有企业。
离开孙厂长家就到街上吃了点东西，立马返回到厂里找孙科长。孙科长让我月底带行李到厂报到，
通山县大理石厂由中国铁道部第四勘测设计院与通山县政府合资创办。早期工厂于1977年10月在距离县城50多公里的杨林乡建立。一九八五铁道部第四勘测设计院简称 “铁四院”出资，在县城内新建年产10万平方米大理石加工厂，新建成的大理石厂有两大生产车间，这年的11月正式投产，铁四院派有一名副厂长、一名财务人员、一名技术员共三个工作人员参与工厂管理。同年，大理石厂改称为“通山县大理石总厂”，工厂各部门全都搬进新建的办公大楼办公，工厂大门由原来的东头改到西边。总厂厂长享受副局级待遇{县管局}。工厂工人除被征用土地的菜农必须作为土地带劳的人员外，其余员工基本都是计划外用工（临时工），当年县大理石厂的临时工居全县工业企业之首，工厂员工几乎全是领导安排或推荐、同学和朋友介绍、亲戚和熟人说情进厂，像我那样慕名进厂的经历恐怕独一无二,在后来一次与孙指卿闲谈时他会意一笑。显然，他那一笑足以印证当初我进厂时的特例。
进厂第二天我被安排到矿产科，一位江西籍石匠出生的中年——刘正西科长接过厂长写的工作安排通知单，当即给我开了张给矿山队长的介绍信让我带上去矿山。第二天一早我搭坐厂里去矿山拉石料的汽车前往离厂40余公里的大理石矿山。矿山位于通山县东南部的畅周乡附近的山上。到达矿山山下的村庄，汽车司机让我下车并指点告诉矿山指挥部租住的房子后，汽车绕道上了矿山。我下车后一会到了指挥部——一栋共三个房间共约50平方的农村砖土瓦房，进大门的中间当客厅及堆放工具用，左边一间是做饭和吃饭用，正副队长住右边一间。我进屋时就一个十几岁的小伙子在收拾屋子，后来知道小伙子是总厂一副厂长的大儿子，他是专门给指挥部做饭的。当时指挥部就四个人：正副队长、一名女医生和做饭的小伙子。女医生租住在旁边另一间房子，备有治疗外伤用的一些普通用药。我告诉小伙子中午多做一个人的饭。中午正副队长回屋吃饭，我把介绍信交给队长，队长叫程时煌，当地人，刚从部队当兵退伍回农村。他接过介绍信进里屋与副队长说：“一看就不是来干活的，不晓得厂里怎么搞的。”副队长姓黄，是厂里从湖北原大冶县特聘的石匠师傅，下午我跟着两队长一起上矿山，山上大约有100多人分布在方圆
当我看到这样的工作场面，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种被戏弄的感觉。我十五岁就在农村干起繁杂的农活，没想到对我进行两次测试的结果竟然会是这样的安排。当天晚上，我跟程队长要了几张材料纸，给孙指卿厂长写信，大意是：一个十五岁就开始当农民的人，完全体会到了农民的困苦，我辞掉民办教师、退去公司工作，来到大理石厂，我之所以三番五次的不放弃——就是第一次走进大理石厂我就感到该厂具有一定的发展情景，因为它是能利用当地资源的新兴产业。这样的安排对我很不合适。如可以重新安排在其他部门，我会尽力做好工作，万一不可以我另处谋事做。
第二天一早我到当地畅周乡邮政所寄出信件。不巧那天我的眼睛有点红肿，矿山医务室的舒医生给我一支眼药膏擦用。第三天早上，我搭乘县乡每天对开的班车离开了矿山。回县的那一天是
第三天回到厂里就直接去了孙厂长办公室，孙厂长问我敢不敢得罪人，我直言回答：不好说敢不敢，我生性就有敢于直言的 “缺陷”。就这样我被分到生产科，生产科科长曹庭栋，戴一副眼镜，学者模样，是厂长同学，后来我们相处不错。生产科负责工厂的生产加工过程控制，主要负责大理石荒料矿山初验、进厂复检，安排从大理石荒料到大理石板材半成品、成品加工的各工段质量检查验收。生产科安排我具体负责已经初验进厂的大理石荒料的复检工作。工人（实际多数是当地农民）开采出的大理石荒料经矿山质检员初验后运到工厂，复检就是对矿山初验的数据进行复核和对荒料质量的再认定。工厂根据复检单结算荒料价款。由于我国开采石材荒料技术极为落后，全都是采用原始的露天炸炮方法开采，材质低劣及对环境生态的破坏在此不作评述。这种落后的开采方法必然造成荒料的几何尺寸及不规则和材质劣差难以鉴别。因而，复检工作极为敏感难做。在一次采石工结算荒料款时，引发一群农民围骂孙指卿厂长，他们一致认为，开采的石料一经验收并拉到工厂，就只能按照山上验收数量结算价款。那些打石头的农民都是厂长家乡的老乡，孙厂长无奈地只好依照老乡的意见进行结算。
通过这件事，显然看得出孙厂长预先的设想无法作为的原因所在：家乡的老乡，年长的农工，加之事先无约定，粗放而随意的个人理想必然导致无谓的后果。不久厂里取消了复检工作。生产科安排我到生产车间带班培训新进厂工人。于是我与生产车间工人一起上下班。这样恰好是我从生产荒料源头的矿山进入加工的生产车间。这对我后来在销售市场上应对推销业务很有一定作用，因为任何实践过程都能够加深特别的感性认识。
天然大理石是高档建筑装饰石材的一种，根据地壳岩层形成的岩石特征主要分成大理石和花岗岩两大类石材。石材加工工艺简易且无高技术含量，生产流程一般为：荒料（矿山开采）→毛板（锯机加工）→光板（磨机抛光）→工程板（切机加工）→成品（入库包装）。我当时到第一车间负责毛板加工的大锯工段的新工人培训。所谓培训就是安排新工人跟着熟练工人上班实习。新进厂的工人跟随从杨林大理石厂抽调的熟练工人学习操作，我是新进厂的带班，有时也得顺从熟练工人边带边学，当然不排除年龄因素对带班管理的影响作用。其它因素基本无助。
通山大理石厂是通山县第一家合资合作企业，其生产规模、厂区规划、从业人员等，排名在全县国有工业企业首位，工厂管理干部绝大多数是30岁以下的青年人，这在当时也是县里其它企业所不可比的最大特色或优点。通山大理石厂是当时通山县唯一一家设有董事会的全民所有制工厂，也是独家由副县长担任懂事长的企业。特别是一群年青的推销员往来中国东西南北各大城市，相对一个闭塞落后的山区小县而言前所未有。新产品，新思路，新时代，新机遇，一起融入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新浪潮。中国政府第一次提出商品经济，对指导中国共产党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新的理论解读起到催化的效果。这明显预示着新的经济运营模式将逐步推开。通山大理石厂就是在当年那种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奋进的改革氛围应运拓展而强大起来，成为通山发展前景看好的朝阳产业（后来一度成为通山所剩工业的支柱产业）。
通山县大理石、花岗石资源丰富，据地质部门测算，全县有矿床约1.
当年厂里给我定的工资标准介于工人与干部之间，也就是高于普通工人而低于科级干部，月工资不足50元人民币。虽然如此，还是较为满足，因为哪怕是能看出希望的前景也会使得精神上的满足感抵消艰苦生活的困惑。在经历过十年浩劫的那个年月，最大希望是能获得自由，自主，自在，人——有生命迹象的自然人——生活在社会上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被限制人生活动方式的自由和精神视域的锁定。为了生存，为了养家糊口，人们第一要务是必须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倒是现实总是与预想相差甚远。当年总厂景象一片新鲜，全体干部工人欣喜若狂，生产有序，生活有趣，生存有望。或许是我超前揣测欣喜若狂过后的运行规律不会总尽人意，做复检工作发生的事件就可以证明我的直觉没有错。当时大理石厂干部组成基本上全是同乡和同学，大部分工人是厂干部家属、亲朋好友或老乡，全体干部都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少数高中毕业（铁四院委派的三人不知其学历），干部与工人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当然，当初我们县的县级领导受过高等教育的也极为罕见。显然，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与人的知识结构有着密不可分的界定关系，而自然人脉形成的人际关系必定影响和制约生产效能。
当年第一车间正式投产，首先大批量生产大理石半成品入库等待合同订单。新厂投产后，大理石产量一下增加四倍，显然面临大量的订单需求。这年年末，总厂开始组织挑选培训一批外出推销员，第一批受训推销员春节过后将前往中国主要省会城市开展推销大理石业务。推销业务人员由分管供销工作的华先洋副厂长负责挑选培训。第一批被选人员几乎全都是大理石首产地紧邻乡镇的正副厂长们的老乡或同学。当初，我进厂时地理答题被华副厂长首肯的一幕没能被他记起，也许他给忘记了。不过，第一批推销员人选无一人在生产车间工作过，工厂科室人员也没有人被选或是不愿意外出做推销工作，基本上是有备而来的一批新人，其中不乏年青的退伍军人和从学校辞职的民办教师，文化程度都是初中以上的外向型性格的青年人，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年轻，活跃，吃苦，勤奋，有情，有趣，有义，有抱负，有思想，有个性。大理石厂的推销员是当年通山县别的企业单位所望尘莫及的销售业务人才，后来那批推销员大多都成了当地人公认的通山在外经商的精英。
在车间上班与在办公楼科室上班的不同的就是车间是三班倒，所以我同工人一样必须也上夜班。对于轮班工作还算习惯，当初工人的平均年龄不大，基本上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相对来说我工作还算顺意，因为我毕竟有年龄大的自然优势，这方面可以说是中国传承教育理念必然衍生的特别效应。我的工作比较简单，每天安排好各组加工任务，来回巡视看看并处理加工过程中出现的特殊问题，查看交接班记录有无不妥或漏项。除非特别的机械故障影响生产产量或产品质量，一般极少因工人操作不当而影响产品质量。多半问题出现在上下工段工序交接过程中的不规范或是相互配合不力。所以，有些问题是单方面不能解决的。工人上班工作总是先想着时间的尽快过去，就是后来改向计件工资制度也会如此。理论上的工厂生产管理只是生产程序的合适布局，产品质量并非完全能够人为左右，而生产效率则完全可能取决于人的潜在能动性的释放和工作积极因素的发挥程度。
我带班的一段时间，可以算是有条不紊，没有发生任何产品质量问题。有时会超额完成厂里下达的生产任务。这或许得益于工厂开始新机械设备的良好运转阶段。与其他工段作业的协调配合方面也很满意，基本没有产生不和谐不愉快的冲动。
记得厂里一次分房事件使我记忆犹新，那件事虽然不同程度打消了我在车间上班的工作热诚，但同时也引发了我个人自信心的增强。当初分房事由很简单，厂里为了便于管理，由厂办公室对现有住房随意性状况，从便于管理的角度按照科室和车间已定编人员重新分配。对照房屋平面图依次注明住房人员名单公开张贴于每个房间门上，要求各单位在三天内对照名单各就各屋。当时分给我们车间工段的几间房子有几个供销科的人员不想搬出，供销科成副科长可能对那次分房不是很满意，当我请他让供销科的人腾出房子时，竟然招他强烈的愤慨，成副科长冲着我大声说道:“先到为君，后到为臣，供销科的房子不搬，叫厂里再调。”我将这一情况告诉厂办公室时立即引发厂里分管干部的不满，这位干部态度坚决的指示我：“如再不搬，就把房子里的东西扔出去，把门锁换掉，不管是谁。”我当时当然没有那样去做，因为那样做的结果势必引起不必要的非理性冲突。后来才知道成副科长是孙厂长的妹夫，那位干部的内弟当时与我一样是车间另一工段的带班人。在一次与那位干部一同出差时，我俩就把那件事当个小故事谈笑风生。可想而知，任何涉及利益调整哪怕是暂时调整都会带来持不同意见的纷争。直到后来我知道了当初大理石厂管理层繁杂的人事关系。通山大理石厂建厂之初形成的裙带关系错综复杂，以至后来直接影响频繁更换总厂厂长的主要动因。
第二年春季大理石厂第二车间投产，这意味着厂里会适时增派新的业务推销员到新的城市去做推销大理石业务。当年厂里对推销员的待遇是：工资照厂里副科级同等标准按月发放，出差费用的报销标准根据地区差异如实报销，另推销每平方米大理石工程板奖励人民币一元（规格板0.5元）作为销售业务费用。当年大理石厂这种大胆的激励机制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大理石订购合同应接不暇，销售市场前景一片看好。
1986年5月中旬的一天晚餐后，我去孙指卿厂长家与他面谈请求外出做推销业务。当时我作了较充分的准备，草拟了面谈的提纲，算是有备而去。我从现实的家庭状况说起，把要求做推销业务的主要理由和想法毫不保留的和盘托出，重点阐明大理石厂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将主要取决于市场开发力度的重要性，诚恳说明自己的真实意图。当时孙厂长甚为赞许我的想法，他说，本准备让我管理一个车间，先从车间主任做起。他说他早已看出我做事的认真性格。我当即真诚感谢孙厂长对我的信任和认可。我也对他直说，像我这种个性例外又不属于大理石厂圈内的异乡人，能够换换环境外出做业务，于厂与我确都是双好的选择。大约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孙指卿厂长同意了我的请求，达到了我事先预想的效果。后来我和孙指卿厂长先后离开了大理石总厂并相继创办成立了通山县当时最大的两家石材公司，也是当时通山县首次取得国家商标注册的石材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