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增强国际话语权提到中国外交的议事日程。话语权不仅是一个国际关系问题，还与知识生产过程直接相关。本文摘自笔者的书稿《知识生产革命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笔者试图从知识生产角度分析话语，从而论及国际话语权。

　　

　　对知识的理解取决于特定知识以及与它有关的知识的相互关系，不但要解释它的内容，也要说明它在相关知识中的含义（第六章第二节，？页）。对个人来说，知晓是知识生产的参与者对知识的感知、了解和操作结合在一起的连续过程。例如，按照菜谱，学习做一个菜，不但要知道所需要的原材料和调料，还要掌握所需要的火候和加进调料的时间。后者就是与这个菜有关的知识的相互关系。为了理解某项知识，最好的办法是用文字表达出来。例如，你要改进刚才说到的那个炒菜的做法，那么就请你写出菜谱。如果有条件，把菜谱放到网上，便可以推广开来，让他人继续知道它并理解它，继续修改菜谱并传播出去。还可以组织一个网上美食论坛，交流做菜的经验。对众多的参与者来说，知晓是解释、创新和传授知识的过程，也是知识的生产、分享和交流的过程。该过程取决于四个要素：第一，知识传播的媒介的特点。第二，知识传播的定位。知识处于时间、空间和特定的内容关联之中。第三，知识传播的可变性。知识在传播中不断重组和发展；第四，知识传播的实用性。由目标和对象来引导（第二章第一节，？页），[1]参与知识交流的人都具有掌握和重组知识的能力。前三个因素易于理解，第四个因素不易理解。什么是由目标和对象来引导？根据人的思维规律，用选定的目标引导对具体对象（而非抽象概念）的研究，为实现特定目标而采取的步骤，也是知识生产的一种方法。例如，设立美食论坛的目标是做菜；某一个菜的做法是论坛活动的对象。为了设计一个新菜，厨师可以从众多的菜谱中吸取合适的做菜方法。

　　在知晓的过程中，使用话语（discourse）作为自然语言的表达形式。在《美国传统辞典》中，话语（discourse）被解释为正式而长久地讲述或书写；在英语古语中，有“推理过程或能力”的意思。作为名词，它是指知识交流的内容（discourse content）；作为动词，它是指演讲或宣讲（discourse upon）知识。话语有两个功能：一是描述客观世界，运用自然语言表达特定的话语内容（the expressions of the language），即知识内容是什么。二是理解客观世界，是对语言表达的内容的解释（the meanings of the expressions），即知识内容有哪些具体含义。话语是运用自然语言对知识内容进行解释的系统（a kind of interpretation system）。

　　如前所述，在符号、信息和知识之间的关系中，知识是利用一连串符号组成的信息来表达的内容。从人创造知识的动态行为看，人主动地解释信息，赋予信息以含义，使信息被人认识和理解，信息才能够成为知识。在引入话语的概念之前，对知识的分析没有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只是从知识创造者的角度解释了知识的组成结构，即符号、信息和知识之间的关系。引入话语的概念，是为了分析知识生产过程如何在交流中展开。在交流中，知识的创造者（knowledge enablers）向知识的接受者（knowledge receptors）提供的知识必须是可解释的，即内容的含义是明确的；知识的接受者（knowledge receptors）必须能够理解知识的内容；经过双方共同讨论和切磋，不断改进和完善知识的内容，最后他们都成为知识的生产者（knowledge processors）。

　　例如，一位美国教授向中国学生做了一个主题为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讲。假设听众是一群小学生，无论这位教授如何解释，这些天真的小听众都无法理解。对教授来说，这是对牛弹琴，找错对象；对可爱的小听众来说，这是鸭子听雷，无动于衷；因为小学生还没有学习过教授使用的话语。如果听众是大学生，则完全可以听懂教授演讲的内容。但是，因为双方的话语不同，当这位美国人讲到这场金融危机是中国造成的，中国大学生立即对这种解释表示反对。会场一片混乱。如何收场？双方坐下来，一起探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真正原因。听了大学生的解释之后，美国教授退了一步，把原因归于中美两国。对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说法，中国大学生不依不饶，继续用事实阐明自己的观点。经过反复讨论和切磋，双方取得一致看法：美国的宏观经济失衡是危机的主因；为了走出金融危机，稳定世界经济，中美两国都应该改革宏观经济政策。在充分交流之后，一个关于全球金融危机的知识内容便产生了。

　　这个过程说明，利用信息来表达知识内容，赋予信息以含义，需要使用话语。从知识传播的角度认识符号、信息和知识之间的关系，必须加进话语因素。美国教授与中国大学生的话语不同，对全球金融危机包含的信息的含义的理解也不同，由此产生了歧见。当双方取得一致看法，使用的话语也趋同了。在这个过程中，使用话语，提供知识内容的详细信息，双方相互交流的是知识内容。确定知识内容的含义是一个能动的过程，对含义的共识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结果。解释一条不明确的内容有多种选择。在交流中，参与者运用话语不断切磋知识内容，才能确定它的具体含义。只有在两者对内容含义的理解达成一致的前提下，才能达到知识交流的效果。否则，将再现对牛弹琴，鸭子听雷的局面。

　　在技术层面，交流知识内容的含义需要使用共同的符号系统。在美国教授与中国大学生的交流中，如果美国教授懂得汉语或中国大学生懂得英语，达成共识就更容易。随之知识传播技术的进步，使用话语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例如，如果美国教授与中国大学生的知识交流使用印刷符号技术，传播要靠邮寄，双方达成共识将费时、费力。如果在互联网上进行，参与者会更多，交流不必在大礼堂进行，因而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不受物理因素的约束（第五章第二节，？页）。数字化技术使知识内容更容易被复制，知识的传播和记忆更方便。

　　我们常用话语权来说明哪个人（机构或国家）说话更算数。所谓话语权实际上是对知识内容的解释权。有人说，要从美国夺回全球话语权。其实，话语权不是夺来的，而是通过对知识内容的具体解释表现出来的。在当今世界，国家不分强弱，哪个国家对全球问题的解释最有说服力，最符合事实，谁就拥有全球话语权。解决全球问题，需要知识，需要知识生产。在这个意义上，在知识生产过程付出努力，才能获得话语权。

　　[1] ，Trine Schreiber and Camilla Moring，Codification of knowledge using discourse analysis,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