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朝平和师东兵：两个作家的“浮世绘”

    9月23日出版的《南方周末》，报道了两个作家的近期遭遇。在作家所处的文学行业已经高度边缘化的当下，新闻媒体能够不惜篇幅报道作家的故事，这让人有点感到恍惚。不过，记者报道这两个作家，并不是在介绍他们的作品，而是他们的故事已经深刻地反映出我们所处的当下社会的世态。常言说作家的作品是社会的镜子，可是他们并不是在以他们的作品提供这面镜像，而是以他们的人生遭际向我们提供了一幅比文学作品更为生动的“浮世绘”。

    这两个作家，一个是谢朝平，他本来在文坛上默默无闻，只是最近因成为“渭南书案”的主角而广为天下知晓，近日尽管已经恢复自由，但仍是“取保候审”的待罪之身。另一个是师东兵，此人曾经在中国的文场上驰骋多年，他出版的多部描写中国高层政治人物的“纪实作品”曾经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名声，以至一度成为奔走在官场上红得发紫的人物，只是最近此人涉嫌进行诈骗活动，走上了法庭的被告席。

    谢朝平被以“非法经营罪”而拘捕，现在这个罪名虽然被检方认为“证据不足”，但是其实所有的“地球人”都应该知道，这个罪名不过是渭南警方为了抓捕他而找出的一个理由。这扬抓捕并不表明渭南地方的法纪森严，只能证明不受约束的公权力可以任意给一个作家安插一个罪名，显示了公权力的威力。谢朝平获罪的真正原因，只是因为他写作的《大迁徙》揭露了三门峡库区移民工作中的腐败问题，撸了当地官员的“龙鳞”。现在，他虽然暂时获得了人身自由，但这本被判为“非法出版物”的《大迁徙》估计也已化为纸浆，书中揭露的问题再也无人提起了。如果想到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承认一个残酷的事实，指使渭南警方不惜以自毁形象的手段拘捕谢朝平的渭南地方官员，他们掩盖事实的目的还是顺利地达到了。

    那个师东兵呢？他此次受审，其罪名同样不是因为他出版的图书，而是遇到了行骗的指控。与谢朝平不同的是，他的书虽然涉及高层，但并没有拂逆“龙鳞”，相反，他的书因为在相当程度上的“政治正确”而成为流行读物。比如，他假托一位已在21年前去世的前领导人的口吻，污蔑另一位在30年前已经失势的领导人“篡党夺权”，去世者已无法开口，失势者也难以开口，历史便在这种“政治正确”的旗号下被他打扮成了一个面目全非的“小姑娘”。尽管他的部分书在境外出版而在内地销售，确实违反了政府的有关图书管理规定，但他也不用担心因“非法经营”而遭遇跨省抓捕，相反却可以游刃有余地混迹于官场，像一个伯乐一样向执政党的组织部门推荐他心目中的“优秀干部”，当然，这一切都是有市场价格的。在这个过程中师东兵是否行骗，法庭正在审理，但是这个案子却告诉我们，师东兵这样的“政商掮客”，确实是有市场的。

    作家，是一种崇高的职业，这个职业之所以为人尊敬，全在于他们能够运用自己手中掌握的笔，揭露社会的问题，呼唤人类的良知，因此而担当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美誉。翻开古今中外的文学史，那些得以传世的经典作家，无不以此立足，而那些曾经以“政治正确”得意于一时的宫廷作家，基本上逃不脱过眼烟云的命运。但是，在当下的中国，文学的这个发展规律却正在出现颠覆，像师东兵这样的“政商掮客”，即使在今天走上了被告席，但他与官场打得火热的本事仍然能在当下相当多号称“作家”的人中产生艳羡功能。而像谢朝平这样的作家，执着于为民代言，写出来的书却可以被出版社判为“太敏感”，要寻找正规出版渠道而不得，以自费出版的途径寻求作品面世又引火烧身，这无疑已成为当下作家们的一个“反面教材”，即使是谢朝平本人，在经历了这一场无妄之灾以后，也已经缴械投降，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变得脆弱”。

    谢朝平和师东兵，这两个作家虽然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他们共同“创作”完成了一部当下中国的“浮世绘”。可以预见的是，只要公权力不被关进笼子里，那么，他们可以继续任意地给类似谢朝平这样不合“主旋律”的作家罗织罪名，使其失去市场，因此，谢朝平这样的作家只会越来越少，文坛便只能成为古人、洋人和小女人肆意搞笑的场合。当然，只要公权力仍然具有足够的魅力，那么，像师东兵这样保持着“政治正确”的面目而趋炎附势的作家，仍会如过江之鲫一样层出不穷，有他们的存在，中国的文坛依然会很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