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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境 “明白了，但精神已经残废了”

日常事务日益增加。1952年6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曹禺任院长。

　　这年年初，周恩来总理找曹禺作了一次长谈，询问了他的生活和创作情况。已经5年没写出新作的曹禺提出，想写知识分子的改造。周恩来认为这个主题很重要，值得写。

　1952年，曹禺在北京协和医院蹲点体验生活三个月，做了大量的调查，各种记录就记了20多个笔记本，在此基础上创作了他建国后第一部剧作《明朗的天》。事后被称为是一部“勉强适应时代但真诚的创作。”

　　对曹禺来说，这次创作是十分艰难的。田本相说，曹禺过去写剧本，常常是先涌现一个人物，一个场面，逐渐地形成整个剧本的结构，没有事先预定的主题。写《明朗的天》就不同了，据当时一位记者记述，“写作之前，曹禺同志就明确了自己写作的思想意图，明确地认识到知识分子必须在党的教育下进行思想改造。”

　　“文革”之后曹禺对田本相回忆写《明朗的天》时曾说：“我自己都不知道要怎么思想改造，我怎么写”。曹禺晚年已经明白，但他也对田本相说，自己犹如“王佐断臂”，“明白了，但精神也已经残废了”。

　　三年困难时期，所有剧团都被下达命令，要写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1960年，曹禺带着于是之和梅阡，合作写出了《胆剑篇》。《胆剑篇》当时也引来不少好评。但周恩来提出，这部作品没有让他再像过去那样感动，“作者好像受了某种束缚，是新的迷信所造成的。”

　　1961年，周恩来对曹禺提出，希望他能写一个具有新意的王昭君，歌颂民族团结。历来昭君出塞在戏曲中都是悲悲切切的形象，而曹禺要反历史题材而行之，塑造一个“笑吟吟的王昭君”。

　　当年夏天，曹禺就到内蒙去体验生活，为《王昭君》的创作搜集资料。因为“文革”爆发，直到1978年《王昭君》才创作完成。对这部话剧褒贬不一，批评者认为不真实和过分美化。梁秉堃说，当时香港就有人批评，“这不是曹禺的作品，肯定是伪作”。

　　万方最近整理父亲的资料，发现60年代北京附近发洪水，曹禺还去写过抗洪。他留下了很多笔记，记录群众怎么抗洪，有些什么事迹，但最后没能写出剧本来。

　　曹禺一度还准备写一个劳动模范，是个街道小副食店的售货员。为了体验售货员的生活，曹禺跑去副食店给人打酱油打醋，最终也没写出来。

　　“他去写个抗洪或劳模的剧本，跟他写《雷雨》或《北京人》，这中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有难以跨越的鸿沟。他的创作不是这么写的，《雷雨》和《日出》是从他真心里流露出的东西。他永远无法从这种隔他很远的生活里，写出让他觉得站得住的东西。”万方说。

　　“我认为我父亲解放后的几部作品跟他之前的作品，确实完全不在一个水准上。可能很多人都认同这个看法。”万方说，写王昭君的时候已经是粉碎“四人帮”之后，那时的曹禺仍然是一个完全被异化，被扭曲的人。“一直到死，他都没有真正回复到他写《雷雨》时候的那个自由自在的灵魂。”

　　万方说，这不是她父亲一个人的悲剧。例如晚年研究服饰史再也不写小说的沈从文，转向古文研究的曹禺大学同班同学钱钟书，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相似的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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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滞 “奇迹没有来，不肯再来了”

　　1957年“反右”运动起来的时候，曹禺没有受到波及。这一年他的好友吴祖光因为大鸣大放的言论遭受攻击，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曹禺立即做出反应，一连推出《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质问吴祖光》两篇文章痛加批判。“批判胡风”运动中他也写了批判胡风的文章。

　　多年后，曹禺对此事深感后悔：“我是对不起他的，还有其他一些朋友……那时，我对党组织的话是没有怀疑的。叫我写，我就写，还以为是不顾私情了。”

　　“他批判别人自己也是胆战心惊的，我们也可以理解。不写他也不能避免被批判”，田本相说，曹禺胆小怕事，而且一直在不断否定和批判自己。

　　“文革”中，曹禺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一天半夜，他被中央戏剧学院的造反派抓走，蒙着眼睛拉到通县那边。后来周恩来知道了过问此事，才被放回来。

　　之后，曹禺被关在单位牛棚里劳动改造，每天扫大街、清厕所、被批斗。作为弟子的梁秉堃，当时被军宣队指派为曹禺的班长。军宣队要求曹禺写认罪检查书，如果写好才能“解放”。曹禺的认罪书改了七八次，仍然不被通过。

梁秉堃记得，那时曹禺坐在房间里通铺前的小马扎上，两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白色的墙壁，手里拿着纸和笔，唉声叹气，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他突然喊：“我就是孙子！也不是孙子，就是一条虫，随他们怎么碾！”

　　多年后，曹禺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

　　“文革”中，曹禺还曾在首都剧场的传达室里干过，结果被来访问的日本人发现了，就把他调到北京人艺宿舍的传达室，分发报纸、传呼电话。万方记得，父亲被表扬过，因为他在食堂里每顿都只吃四分钱的菜。

　　曹禺曾经很羡慕他常遇见的一个胡同里扫地的老太太，可以浑浑噩噩地苟全性命。他说：“我羡慕那一字不识的人，没有一点文化的人，他们真幸福，他们仍然能过着人的生活，没有被辱骂，被抄家，被夺去一切做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

　　1978年粉碎“四人帮”时，曹禺已是66岁的老人。恢复职务和地位的他，晚年社会事务极为繁忙。万方回忆，那时曹禺的头衔越来越多，电话天天响，要他开会、题字、看戏、评奖之类。曹禺也什么都应承，有时候一天安排四个活动，包括接机、追悼会、见外国代表团等等。

　　每次参加活动回到家，曹禺都倒在沙发上，被抽空了似的。他对万方说：“一天到晚瞎敷衍，说点这个说点那个，就是浑蛋呗！没法子。”有说不出的沮丧。

　　“他心里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有一次他和我说，我是用社会活动麻醉自己，我想写，写不出，痛苦，就用社会工作来充塞时间。他感叹说，这么下去怎么得了？”

　　黄永玉曾说，曹禺“被势位所误”，在田本相看来，曹禺很会写人的悖论，写人一旦陷入某一环境，就很难出来，越清醒就越痛苦。曹禺晚年曾想写一部剧本《孙悟空》，就是写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而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曹禺自己的写照。

　　1979年巴金给曹禺的信中说：“你得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人留一点东西，把你心灵中的宝贝全交出来。”

　　十几年后，吴祖光到医院去探望曹禺。曹禺说起写作上的失落，吴祖光脱口说：“你太听话了！”没想到曹禺几乎叫喊着回答：“你说得太对了！你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总是听领导的，领导一说什么，我马上去干……可是，写作怎么能总听领导的？”吴祖光心想：他终于明白过来了，但是锦绣年华已经过去了。

　　“你最大的弱点就是太会做人了”，周恩来曾这么说曹禺。而梁秉堃记得，当时各种戏剧演出都请曹禺去看，看完演员或导演都会问曹禺如何，曹禺几乎无一例外都说：“好，好得不得了！”不管内心是否真的如此想。《于无声处》在全国热起来之后，作者宗福先去拜访曹禺，梁秉堃记得，曹禺亲自跑到外面雪地上去等宗福先，一见面握着对方的手说“你是我的老师！”

　　1988年，万方写了一个话剧《谁在敲门》。剧中主人公有过了不起的创作，后来创造力消失了，但奇怪的是一顶闪光的帽子始终戴在他头上。在“文革”中，这顶帽子被揪下来，连同他的脑袋一起扔进了屎坑。“文革”结束后，帽子和头再次被安放在他的身体上。

　　万方一度希望能在父亲诞辰一百周年把《谁在敲门》搬上舞台，她认为这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可惜没有达成。

　　晚年的曹禺一再尝试重新写作。在巴金激励下，他试图将抗战时期未完成的《桥》写完。有一段时间，他每天半夜两三点起来写四个钟头，废弃大量草稿。但这个剧最终也没能完成。

　　曹禺曾对万方说：“不行了，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出来那个劲儿，可是像是不大行了。”万方说，他开过若干个头，但总是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万方问他为什么，“他说也不是害怕，就是觉得不对头，觉着可能出错。”

　　曹禺晚年试图写而没写成的，还包括《黑店》、《孙悟空》等许多戏，他留下了大量的提纲和草稿。

　　老年的曹禺曾有一段日子，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趴在客厅的方桌上写着什么。万方手里有一张那时写的纸，上面写着：“为什么一个字也写不出。……譬如我总像在等待什么，其实我什么也不等待。”

　　“也许他始终有所期待，期待奇迹的出现，可奇迹没有来，不肯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