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逆向科研开绿灯
刘鹏举
(发表于〈中华教育教学文丛〉第七卷 董耀会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在原文基础上略有改动)
科学研究基本上分两大类:逆向科研和顺向科研。逆向科研是对事物否定方面的研究,带有指方向的性质,它的任务是不断地改变当时的不合理制度,因而犹如一面镜子照出自己人的沃点,以便改正,是国家强盛不可缺少的鞭策器。例如当学校奖励升学率高的教师的时候,它怀疑这种应试制度是否利国利民,从而有素质教育的产生。而顺向科研是对事物肯定方面的研究,在旧事物所指的方向上研究如何提高速度发展更快的问题。它不具有左右整个局势的作用,当学校奖励升学率高的教师的时候,它顺应这种趋势研究如何购买复习资料、如何占时间、如何使学生在短时间内考出高分等。
相比之下,逆向科研较之顺向科研来说更重要。因为在正统的范围内,如果确实存在某些不科学的东西,那麽在不科学统治下的科研是不会起到积极的效果的,甚至速度发展的越快而有时出现南辕北辙的现象,当今社会发展到现代化,工业飞速发展,但却带来了环境的污染,废水、废气、废渣难以处理等。又如夏季秋季的蚊虫对人类有很大骚扰,也并没有被人类征服,年年有新灭鼠药,却年年有蚊虫大量繁殖。这些都说明了这种科研工具的均衡性是存在的,工业的科研超前了,而生物方面的科研有了制后性;还有造原子弹者有可能被原子弹炸死,这难道是爱因斯坦的理论有了罪过吗?当然不是!这是社会科学的制后性使它跟不上工业时代的步伐,如果不管是暴力还是和平的革除旧时代,取代腐朽政府,建立了新型的有利于知识分子发挥起聪明才智的先进社会,就不会有相对论作基础的一些科研成果危害人类本身。也可能社会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在理想社会中,也许爱因斯坦发明的不是相对论而是生物中的其他理论(在社会倡导下实现),顺向科研(即“照着办”型科研),必导致发展的紊乱只有逆向科研才能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否则,会越弄越糟。文革中当权者大于专家的说话权利,结果好心办了坏事情,出现了中央抓啥坏啥的局面,如文革中抓生产却使生产更落后于西方国家,欧洲反而在 50——70年代进入了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还有这样的事情,如为了消灭“五害”提倡的灭鼠运动,却由于撇开专家的指导、破坏了生态平衡,老鼠更疯狂、生存能力更强了,对人类危害不浅,如此等等。
逆向科研人员简直来不得一点思维的束缚和权力的恐吓,他们科研需大量经费,在无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是很难高下去的,他们一旦有了成果,是国家受益,而成果有时由于行政束缚太多而难以转化。文学方面的成果一经转化(政府采纳其建议)便是整个科学的总纲,而科研者本人生活却无人过问,这样的事并不少见,这类科研人员有时不但未受知识产权保护,甚至有时结束政治思维——为国家人民贡献的权利。
在一般各级领导中,总认为服从命令、为单位出力的就是能力强的。然而逆向思维者直接贡献于国家,尽管对单位之间在竞争中未给单位带来荣誉,但确实是有贡献,而且这种思维写出的有利于国家参考的研究论文并不是普通思维水平的基层领导能看出其价值的,因而往往并不作为单位的优秀、先进。实质上这些特殊人物的评优应由专家商榷,单位无资格评价科研成果作用之大小。
我们过去教育学生中国发展慢主要是由于底子薄,但唐朝时候与周围其他国家横向比较,底子都较厚,后来不断发展至今,横向比较却并不富强,这是什麽原因呢?还不是(发展到清朝时)清朝的文字狱在作怪。国家越着急,抓教育的方法越多,实质上是权力给各地渗透得越多,这必然导致思维的僵化。动辄推理触及权力制度,使得逆向科研发展受限制,掌舵者的方向无论偏正无人指出,都作为一般普通人一样拍手叫好,国家发展将无生机。
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后一跃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对知识分子的宽恕政策(当然主要指有逆向思维的科学家,而不是那些仅仅对提高升学率有方的先进教师)。而中国直至解放后没有走到思维领域解放的这一路,什麽“白专道路”、“只专不红”等严重影响了科学家思维领域工作,影响国家富强。
在邓小平时代 ,思维领域逐渐摆脱了愚昧的权力羁绊,使教育界拨乱反正呈现一片生机。他曾提出了给科技界当后勤部长,这种权力给科学让路、给科研以时间、以科学为导航的作用远远大于权力帮助科研制定更多的科研政策。而权力集中下的顺向科研只是服务性质的、响应号召性质的听话“科研”、是为行政找论据的一种操作性叙述,应试教育下的课堂主阵地一类论文便如此。建国需要人才,人才的基础在教育,教育要靠教师——特别是科研教师——逆向科研的教师。如果教育全部按照行政指令的模式,只寻求响应号召的操作人才,那么“人才的基础在教育”就变成了“人才的基础在‘服从命令’”这怪胎。
提高广大教师的待遇,国家较难支撑,但提高科研教师的待遇却是必需的,也是容易办到的。愿逆向科研教师(不仅仅限于高校、也不仅仅限于行政推荐的教师)不在受到歧视。大到政治家,小到基层校长,都不能干预、评价异端思维,都该给逆向科研开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