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化身份立场厘定是中国思想创新的关键
可以说，文化身份的重新确立是大国崛起的重要前提。
中国文化在历史长河和当代境遇中，经历了并仍然在经历着身份重塑和自身新传统的创新。在文明生生不息的创造性转换中，中国文化不断扬弃自身的负面效应并获得全新的精神命脉。文化精神兴衰依仗于的“周行不殆”的道之动。思想“大道”的深厚廓大，可以使人在中国文化总体精神考察中，直观体认“人”与“道”的内在联系。文化具有三个重要维度，即思想文化、艺术文化和实用文化。思想文化主要体现在儒道释三家。艺术文化主要是蕴含在各种艺术形态中的精神超越维度。实用文化则包括饮食、服装、民俗、节日等各个方面的文化范式。应该说，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精神命脉是思想文化。[18]中国文化中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分别形成中国思想文化的三个维度。儒家强调的是“和谐之境”，道家强调的是“妙道之境”，佛家强调的是“圆融之境”。和谐、妙道、圆融之境成为三家的最高境界。文化精神境界关涉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关系到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精神的未来走向。[19]
中国文化的当代身份仍然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而绝非一个自明的问题。在这个强调文化身份的时代，民族指纹和血脉的保存意义何在？东方文化精神的发现与中西文化互动在全球化时代真的可能？知识分子在消费主义时代究竟应该有怎样的价值担当？有怎样的文化精神生态平衡蓝图？难道历史上有价值的精神之思，都将被时间逝水渐推渐远而终归于无。
文化身份的重新确立有赖于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知和公正者应为弱势群体发言，即使面对国际重大的话语权力和政治势力也不能涂抹自己的立场。面对后殖民时代，批判是学术发展的生命，但是如果批判仅仅是将知识消解为零散的碎片，仅仅不断复制自身的“批判话语”，而无视问题本身的深度和广度，就难以出现人类知识的新增长，致使话语批判变成时代知识主流的泡沫。知识分子在特定境遇下的生存智慧，因为知识分子是文化身份的命名者，而不可能跻身为“沉默的大多数”。我想，痛之所以为痛，不仅在于痛本身，更多的是源于痛者的孤独。知识分子必须是对现实问题的先行见到和预先警示者，这种清醒的责任意识和所怀有的德性操持，决定了知识分子必定是负重独行的精神行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身份和立场已然成为经济崛起后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知识分子价值重估的人本地基。
传统文化只有不断成为新的文化传统，才能使文化传承流布。文化价值主要功能是表达心灵境界和精神价值的追求，反映生命时代本质特性和走向未来之境的可能性。传统思想对当代思想是一种规范和砥砺，而当代文化思想定位则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审视和选择的一种深化。文化正是在选择和再生中不断提高选择主体——现代人的文化素质。
没有价值立场，创新就会蹈空，就会丧失创新深度。当代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有三种立场，一是对西方仰视，即全盘西化、无限憧憬；二是对西方的鄙视和俯视，甚至坚决打倒。现在很多人认为后现代是中国的救星，就像以前读到乌托邦思想就以为是中国的救星，这些都是错误的。问题在于，吃了牛肉、羊肉、西方的肉，并不意味着一定把自己变成牛、羊或者西方人，归根结底还是要变成中国人和世界人。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成为后来居上者，中国正在创造人类的神话。[20]但是，当代思想不能仅仅局限于时间维度的前现代之思，而要去观照现代和后现代；也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大陆文明，还要重视海洋文明，重视中国在海洋文明方面取得的成就，但还是要更多思考太空文明，思考在这个时代中国的文化立场问题。
当代中国学者的中国立场需要更为凸显。没有立场的思考，就是在犯错误，就是纵容我们的文化资源流失，是消耗了一代知识精英美好的思考前途和时间。如果一代中国学者只是模仿西方，没有自己的立场和身份，那么在学术谱系中将没有创造性思想能传承下去，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自己曾经超越这个时代去思考，其实是很悲哀的事情。一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全盘西化或半盘西化的过程中，我们的思是西方文化的中国化，相当一部分学者把介绍和译介西方作为中国创新的一个过程，这些功不可没，我也曾经和一些同行做过许多译介西方的工作，像译介现象学、后现代主义、解释学等等。在光谱上总会有不同点，有很多人要一辈子献身于西方事业，成为中国的白求恩，他们的工作同样有价值，因为他们继续着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做的工作。但这样的工作并非一个成熟的中国学者的首要工作，只是完成学徒时期的准备性思考，借此要到达的目标是真正入思，使中国人和西方人进行对等的、面对同一问题的思。
本世纪中国学者要承担起真正思考中国问题的使命，去思考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这个问题也许很玄，前景也许很悲观，但它会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不仅中国学者，世界学者也会正视这个问题。在西方，有的教授是对中国是比较了解的，也有的对中国是一种俯视的姿态，这就是视角的问题。一位美国学者给我发过一封邮件，我发现他们反而比中国学者更加具有创新意识，对于东方文明的信心也更强烈，他们提出儒学必须要后现代，而且儒学根本不应管西方现代性的模式。东西方学者对于对后现代理解不太一样，许多西方学者可能受了建设性的后现代宗教的影响[21]，而我们只是据此提出入思的权利，作为边缘、弱势群体思考并言说的合法性，这个最起码的“合法性”问题对中国而言却是如此重要和艰难。
在太空文明时代，文化身份和文化立场尤为重要。太空的概念是时空合一，无论从思想的时间纬度还是空间纬度而言，立场都是关键点。太空文明在任何一个点都可以定位，定位不是在陆地上看到一个点，而是思想的定位，找到我们思想正确的位置。我们这代人缺少反思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只是满足于在某个狭小的专业领域内称霸，缺少集体反思的精神。这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今天的定位肯定不同于往时，任何超越立场的研究都是有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立场不是给定的一个答案，而只是提出一个问题或一种思路。中国立场需要中国每一个人去思考。寻找中国立场，是为了表明我们站在那里，没有倒下去，没有倒在他人的卧榻中。真正的中国立场是一种平视的立场，是一种有合法性、可以和西方人平等面对共同问题的立场。
中国身份和立场的重新确立意味着，研究世界问题必得从中国具体的文化场景出发，去分析介绍翻译西学，最终是从中国人的立场的翻译，文化过滤和文化透视非常必要。如翻译哈贝马斯，印度人、越南人翻译和俄罗斯人翻译，其入思角度方式当与中国不同。同样，海外华人和本土学者的后现代研究、新儒学研究也有差异。在我看来，中国立场是每个中国学者自己去思考的立场。在介绍、挪用了很多长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完全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让中国的问题不仅是自己的，也变成引起他者思考的东西。
提出中国身份和立场的同时，必须将其落实为中国文化输出。文化输出首先是对强势的西方表明东方不可遗忘，所以我们应该给边缘和弱势群体发声的机会，而不仅仅向西方霸权主义提出可怜的请求。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对所谓边缘、弱势群体缺乏清晰的了解。中国学者都会说英语，但少有人会说柬埔寨语或越南语，归根结底，他们的身份在我们眼中同样是边缘的。在东方主义的影响下，不知不觉间中国也在模式化越南、柬埔寨，忽视了他们的差异性。文化输出同样要对这些问题加以反思。
提倡中国文化输出并不是宣扬民族主义，今天的美国当然不会采用东方的生活方式，历史上有过中国文化的热潮，明天也许会再次出现，但多民族文化可以并存而不相害。未来的亚洲将有50亿人口，将占整个人类的一半，加上腾飞的经济，很多专家预言未来是“亚洲的世纪”。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应该去思考如何让西方来尊重东方民族的文化。中国文化输出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中国文化思想也不会作为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或者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依靠背后强大无比的帝国向西方输出，而只是要将差异性显示给西方。西方文化中国化的进程已经推进了一个世纪，新世纪重要的工作是中国文化经验的世界化。这意味着，中国文化身份立场的确立是我们不再自我菲薄，同时意味着西方中心主义必然要收敛而学会尊重差异性文化，人类才会有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双重“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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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礼记·中庸》。
[2] 郭之纯《创新活力到哪里去了》，载《环球日报》2006年10月1日。
[3] 费约翰著《唤醒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
[4] 赫德逊著《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年版；卓新平主编《相遇与对话》，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周宁著《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赵春晨等主编《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5] 见雅斯贝尔斯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6] 另参（印）谭中等著《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7] 据统计，大量早期的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成果已经转化为产业，成为空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空间计划获得的技术已经为美国经济增加了2万亿美元。在21世纪的头十年，预期的高额利润将吸引大批自己注入到全球空间产业，大约为6500亿-8000亿美元。到2010年，美国在空间的资产将达到5000亿-6000亿美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美国在欧洲的总资产。
[8] 谢韬等著《帝国残梦——美利坚霸权主义的终结》认为：“美国200余年的历史，走过的是一条争取独立、大陆西进、海外扩张、国势崛起、与苏对峙、称霸全球的轨迹。然而，自从19世纪末美西战争以后，经过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纵横，美国终于接替英国获得霸权国地位，成为西方世界的盟主。……然而，永久的强势地位绝不可能来自武力的胁迫和经济的牵制，先进的价值观和充满活力的文化再生体系，才是征服他国家的最终力量。”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页。
[9] 胡树民：《美国加紧备战太空战》，载《中国国防报》，2006年8月22日。
[10] 著名物理学家霍金认为：地球气候变暖、疾病灾难、战争瘟疫等，使得人类地球成为不适宜居住的星球，人类的出路在于开发太空。20年内人类可能在月球立足，40年内人类有望在火星建成永久居住基地。
[11] 阎学通等著《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门洪华著《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2] 王岳川著：《发现东方》，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13] 参见约翰•珀金斯著《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广东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14] 参见史蒂文·西亚特主编《帝国金钱游戏》，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15] 王绍光《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见《读书》2002年第5期。
[16] 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版。
[17] 参姜智芹著《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姜智芹《傅满洲与陈查理：美国大众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刘林利著《日本大众媒体中的中国形象》，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18] （美）郝大维、安乐哲著《通过孔子而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法）弗朗索瓦·于连著《（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
[19] 李泽厚著《历史本体论》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
[20]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5年中国的GDP已经达到18.23万亿人民币（约合2.26亿美元），是1952年的270倍，经济规模已经超过英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位居世界第四。
[21] 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精神》，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大卫·格里芬：《后现代宗教》，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