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一年前的2009年5月，有媒体爆料说，美国最富有的两个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在纽约市秘密组织了一次亿万富翁餐会。据称，餐会由戴维·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主持，与会人员中包括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和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餐会的主题是慈善。
面对媒体的一再追问，巴菲特和盖茨拒不回答。这显然不能打消媒体对此事的关注，它们用各种各样的字眼描述这次会议：《慈善纪事报》(The 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形容其“前所未有”; 美国广播公司新闻(ABC News)和《休斯敦纪事报》(Houston Chronicle)大肆渲染其“神秘色彩”;《纽约》(New York)杂志一篇诙谐模仿文章幸灾乐祸地想象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奥普拉面前表现出粉丝受宠若惊的情景。一家广播电台勾勒了一幅黑暗的场景：“女士们，先生们，一场阴谋正在酝酿之中，这对其他人大为不利。”不，不是这样的，曾经与会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前首席执行官帕蒂·斯通西弗(Patty Stonesifer)极不情愿地站出来澄清谣言。她告诉《西雅图时报》(Seattle Times)，这次餐会仅仅是朋友和同事之间讨论慈善想法的聚会。
事实确实是如此。但这次讨论——本文将首次对此进行全面介绍——却可能极大地改变美国人的慈善捐赠行为，促使他们提高捐赠数额。通过这次餐会，盖茨和巴菲特开启了一场运动，可谓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募捐活动。他们欢迎任何类型的捐款者，但其中最直接的目标是亿万富翁，希望这一群体大幅提升对慈善团体的捐赠。但在纽约举办那场餐会时，这一希望尚未形成具体的计划。随着另外两次餐会的举行(均未披露)，巴菲特和盖茨夫妇终于形成了一个目标：从《福布斯》全美400富豪榜单开始，推动超级富豪承诺——仅仅是“承诺”而已——在有生之年或去世时至少捐出一半身家，用于慈善事业。
毫无疑问，该计划将巨幅提升慈善捐款的数额，但具体的捐款规模还是个谜，容我稍后介绍。首先，我要对本文稍作交代。它首次公开披露了巴菲特、梅琳达和比尔·盖茨倡议的慈善承诺活动。过去几个月间，随着该计划逐渐展开，《财富》杂志采访了三位发起人，以及一些已经加入“盖茨/巴菲特运动”的亿万富翁。
某种意义上说，本文也是对《财富》另外两篇以巴菲特为主题的封面报道的呼应。第一篇发表于1986年，名为《你要把全部身家都留给孩子吗?》，巴菲特在回应中特别强调不会。第二篇文章写于2006年，文中披露巴菲特有意将自己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持有的股票逐步捐赠给五个基金会，主要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此后四年间，巴菲特共向该基金会捐赠了64亿美元，外加将于今年夏季提供的2010年捐赠。同期，该基金会利用巴菲特的捐款和盖茨夫妇的巨额捐赠大幅提高了慈善活动经费，达到每年30亿美元左右，大部分用于全球健康事业。举一个小例子：受到盖茨基金会巨额资助的疟疾药物事业会(Medicines for Malaria Venture)与诺华制药公司(Novartis)合作开发好吃的疟疾药片，分发给24个国家的数百万儿童服用——儿童是该病的主要受害者。
有关2006年巴菲特特别报道也是我本人、《财富》杂志的资深自由编辑卡罗尔·卢米斯(Carol Loomis)撰写的。此外，我还是巴菲特的多年好友，并为他编辑向伯克希尔股东发表的年度致辞。通过他，我和丈夫约翰·卢米斯(John Loomis)还结识了梅琳达和比尔·盖茨。卢米斯夫妇甚至偶尔还跟沃伦和比尔一起打扑克，作为对家开战。
回到我们的正题上，“盖茨夫妇/巴菲特倡议”将给慈善业带来什么好处?这一问题从一开始就取决于一个谜：美国最富有的人现在的捐赠规模。由于多数人都不公开自己的捐赠，局外人很难揭开这一面纱。因此，《福布斯》400富豪榜，无论是就富豪人选而言还是就其净资产而言，也许是最接近的(尽管是一个大胆的)估测。(巴菲特说，据他所知，有两名伯克希尔股东应该列入榜单，但却榜上无名。)比尔·盖茨一语中的：“这个榜单不准确。”
尽管有上述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该杂志称《福布斯》400富豪榜上榜者2009年净资产合计大约为1.2万亿美元。因此，如果这400人在有生之年或去世时捐出一半家产，那就是6,000亿美元。你可以把这一天量数字视为巴菲特和盖茨夫妇期望的捐赠额，而且是最小值。
暂且不说《福布斯》400富豪榜，从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发布的年度捐赠和遗产税的数据之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超级富豪距离6,000亿美元的目标有多远。首先，就捐赠总额而言，美国的情况确实令人敬仰：在行善慷慨度方面，美国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年捐款额在3,000亿美元左右。
其中一部分是在个人税收申报表中作为慈善支出扣减项目披露的。但是，低收入纳税人通常并不单列扣减项目，而是采用标准的扣减额。在较高收入水平的纳税人群体中，慈善捐赠数据开始显示出其意义。以2007年为例(可获取的最新数据)，经调整毛收入在1,000万美元或以上的纳税个人18,394名，他们申报的慈善捐赠额约为328亿美元，占其5,620亿美元毛收入的5.84%。
亿万富翁的情况如何呢?最全面的资料——虽然有缺陷——源自美国国税局发布的关于年度纳税额最多的400名个人的统计数据。国税局发布这一数据已有近20年历史，很明显，名单上的人是不断变化的。政府之所以要追踪这400名纳税个人的情况，也许是因为受《福布斯》发布年度榜单的激励，也许不是。无论如何，这两份400人榜单尽管存在重叠，但不可能一模一样，原因之一是国税局的数据统计的是收入，而非净资产。
美国国税局2007年数据显示，全美400名个人纳税大户经调整收入总计1,380亿美元，仅有110多亿美元被列为慈善支出扣减，占比约为8%。需要补充指出的是，必须上调这一扣减数额，因为某些捐赠中允许的扣减额有限——包括金额巨大的捐赠，例如当年巴菲特向盖茨基金会捐赠的18亿美元。即便如此，依然无法想象这110亿美元有可能上调到150亿美元以上。如果我们认可150亿美元是个合理的估测值，这就意味着400名纳税最多的个人将其收入的11%捐给了慈善团体——仅略高于1/10。
年度捐赠数据有可能错误估计全貌吗?人们或许会想象非常富有的人在有生之年一直积累财富，仅在遗嘱中安排了大笔慈善遗赠。不幸的是，遗产税数据并不支持这种猜想，例如，2008年的统计数据就是这样。当年有38,000名年纳税人递交遗产税申报表，他们的遗产总额为2,290亿美元。其中80%去世时没有订立慈善遗赠;设立慈善遗赠的7,214位纳税人共捐出280亿美元，仅占全部38,000名申报人2,290亿美元遗产总额的12%。
总之，该数据显示，极富有的美国人当前的捐款额跟盖茨夫妇和巴菲特所倡议的适当水平——净资产的一半，或更多——之间存在巨大差距。问题是，有多少富豪会赞同他们的倡议。
本次运动的开创性事件是2009年5月举行的那场亿万富翁聚会——如果乐意，你可以称之为首次晚宴。一小群乐于奉献的慈善家以某种形式聚在一起，讨论制定向其他人宣扬行善理念的战略：盖茨夫妇将这一基本想法归功于巴菲特。比尔·盖茨笑着说，“如果你指望沃伦组织这次餐会，或许永远难以成行。”与此同时，巴菲特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在一份新文件上潦草地写上了“捐赠伟人”的标题。
第一份归档的文件是巴菲特和盖茨3月4日致慈善元老戴维·洛克菲勒的一封信，信的主题是邀请他主持会议。现年95岁的洛克菲勒告诉《财富》杂志，他们的邀请“令人既惊又喜”。他把餐会地点选在了位于纽约市的洛克菲勒大学高雅且极其私密的校长办公楼，他担任该校董事会成员已有70年之久。他还要求68岁的儿子小戴维·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 Jr.)一同前往。
餐会定于5月5日周二下午3点举行——比尔·盖茨强烈要求定在这一天，因为当时他和家人正在欧洲享受为期3个月的度假生活，这一天正好是在他回美国作短暂停留期间。梅琳达选择了跟三个孩子留在欧洲，因此没有参加首次餐会，但她安排好了要参加后续所有活动。(盖茨夫妇将此次运动视为个人事务，不属于盖茨基金会的项目。)
而且，梅琳达从一开始就坚持要邀请夫妇双方同时参加宴会，无论对于何种讨论而言，夫妻双方无疑都同等重要。她的理由是：“即便赚钱的是丈夫，真正管钱的也是妻子。任何慈善计划都应该有妻子的参与，因为这会影响到她和孩子的利益。”
3月24日，他们向一些潜在与会者寄发了邀请函，实际到会的人数没有那么多。但5月5日出席餐会的主持人和宾客无疑已经具有了足够的经济份量：他们的净资产合计可能达1,300亿美元，并且他们向来都热衷于向慈善团体慷慨解囊。除了以准观察员身份出席的帕蒂·斯通塞弗和小戴维·洛克菲勒以外，共有14人出席，包括老洛克菲勒、巴菲特和盖茨。来自纽约市当地的宾客包括布隆伯格市长，三名华尔街投资人——皮特·彼德森(“Pete”Peterson)、朱利安·罗伯逊(Julian Robertson)和乔治·索罗斯;以及人称“查克”的查尔斯·菲尼(Charles “Chuck”Feeney)。菲尼通过持有免税店(Duty Free Shoppers)的多数股权发家，迄今通过自己的大西洋慈善总会(Atlantic Philanthropies)已捐出50亿美元。1997年，当菲尼跌出《福布斯》400富豪榜时，该杂志罕见地对此加以说明：“他向慈善团体捐赠了巨额财富。”
来自纽约之外的客人包括奥普拉、泰德·特纳(Ted Turner)，以及来自加州的两对夫妇——洛杉矶慈善家埃利·布劳德(Eli Broad)和艾迪丝·布劳德(Edythe Broad)夫妇，硅谷的约翰·摩格里奇(John Morgridge)和塔希娅·摩格里奇(Tashia Morgridge)夫妇，后者的财富主要来自思科系统(Cisco Systems)。布劳德夫妇及摩格里奇夫妇都一度因行程不便对是否赴约拿不定主意。但邀请函落款的签名非常诱人——从左到右依次为洛克菲勒、盖茨和巴菲特。“令人印象深刻!” 埃利·布劳德说。
因此，在规定的餐会举行日，布劳德夫妇如期抵达，他们跟其他宾客一同围坐在一张大会议桌旁，猜测着接下来会有什么活动。解开大家心中疑窦的是巴菲特。他有很强的幽默感，因此扮演起“活跃气氛的角色”(小戴维·洛克菲勒语)。据小戴维·洛克菲勒回忆，巴菲特极力想让会议不显得“过于沉闷”和“过于自吹自擂”。他首先介绍了慈善的意义，形容此次会议“具有探索性”，然后邀请大家按座次依次说说自己的捐赠理念及演变过程。
结果，当晚大家讲了12个故事，每人15分钟左右，一共持续了近3个小时。但《财富》采访的与会者大多认为故事引人入胜，尽管这些故事大家已有耳闻。老戴维·洛克菲勒说，自小就耳濡目染了父亲和祖父的很多慈善之举。泰德·特纳再次讲述了他的老故事：如何一时冲动决定向联合国捐献10亿美元。一些与会者谈到了从小额捐赠向大额捐赠跨越时面临的心理纠结。还有一些人担心大规模的慈善捐赠可能会疏远跟孩子的关系。(后来在回忆此次会议时，巴菲特笑称，他当时感觉自己就像个精神病医生。)
这些故事中谈到的受资助慈善事业涉及多个领域：教育(多次被提及)，文化，医院和医疗，环境，公共政策，扶贫。比尔·盖茨觉得整个餐会“精彩纷呈”，慈善事业涉及的领域之广令人钦佩：“美国捐赠覆盖范围的多元化，正是其迷人的原因之一。”
在随后用餐期间，大家的谈话主题变得更加具体：如何提高富人的捐赠额。大家提出了各种想法，例如国家给予伟大慈善家的认可(例如颁发总统奖章)、拍摄成电影、出版慈善指南，或者召开富豪大会。但当时大家并未想到承诺的思路。有关这次晚餐，小戴维·洛克菲勒说：“我和父亲从宴会中了解到的最重要一点是，增加捐款要那个房间中的很多人的付出——细致的、有可能漫长的、有针对性的付出。”
当然，晚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结尾：消息泄露。基本可以肯定，泄密者就是查尔斯·菲尼，泄密对象是他的多年好友尼亚尔·奥唐德(Niall O'Dowd)——纽约市一位发行人，一家几乎不为人知的网站IrishCentral.com的创建人。(《财富》没能采访到菲尼;对于我们的叙述，奥唐德说：“我不能证实。”)5月18日，也就是餐会召开两周后，IrishCentral.com发表了一篇只有14个小段落的文章，标题为《全球首富们秘密聚首》。由于该文，IrishCentral.com网站名声大振，因为其他媒体竞相转载并追踪挖掘。
IrishCentral.com网站发布的这篇文章，似乎并没有搞清楚主持餐会或与会的究竟是哪个洛克菲勒先生。但除此之外，它正确地披露了所有与会者的名字，最为显眼的例外是没有菲尼，也许他没有意识到这样只会令其他与会者更加怀疑是他泄的密。然而，该文匿名引用的两个讲述者似乎正是菲尼。一处是一位“与会者”，他认为当天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发言者是盖茨，最直言快语的人是特纳(真实令人惊讶!)，最坚持改变议程的人是巴菲特。在另一处，一个敬畏有加的“参加者”对出席餐会的宾客大肆赞扬：“他们悉数在场，都是些善良的人、伟大的人。”
由于本次泄密事件，随后一年间捐赠运动的任何举措都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用盖茨阵营的话说，加装了一个“沉默圆锥体”。他们当然一直在行动，包括在国外举办了几次小规模的餐会。比尔和梅琳达在伦敦举办了一次餐会，比尔还在印度和中国举办了几次餐会。要想在国外倡议提升慈善捐助的水平，是更大的挑战，因为在那里，家族财富被视为理所当然，税法通常也不允许作捐助扣减;并且由于缺少愿意处理日常慈善事务的机构、组织，有时不太容易知道该向谁捐赠。不过，假如盖茨夫妇和巴菲特发起的运动能在美国取得成功，他们很可能会将其推广到国外。
但是，在去年夏秋两季，巴菲特和盖茨夫妇甚至还没能为这场慈善运动拿出一套实施方案来。在这种情况下，承诺的想法开始形成并获得认可。于是，他们决定再举办几次餐会。梅琳达说，三位发起人打算在这些餐会上“通报承诺捐赠的想法，以试探大家的反应”。
顺理成章，第二次和第三次美国餐会召开了。由于沉默圆锥体的缘故，这两次餐会的大部分与会者都未遭曝光。盖茨基金会的一位发言人说，采取保密措施的主要考虑是，出席慈善兜售会的大亨可能决定不接受挑战，必须避免他们可能遭受指责的尴尬。
不管怎样，我们现在已获悉了几位与会者的名字。去年11月在纽约市公共图书馆举办的第二次餐会，出席的著名慈善家中，有纽约投行家肯尼思·兰格恩(Kenneth Langone)和妻子伊琳娜(Elaine)，以及来自费城的传媒大亨、人称“盖里”的伦菲斯特(H.F.“Gerry” Lenfest)和妻子玛格瑞特(Marguerite)。2000年，伦菲斯特把手中的宾州有线电视公司出售给了康卡斯特电信公司(Comcast)，他和家人从中净赚12亿美元，跻身亿万富豪之列。他随即宣布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要把其中大部分捐给慈善事业。现年80岁高龄的伦菲斯特迄今已捐献了8亿美元，绝大部分捐给了自己曾经就读过的学校[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Columbia Law School)、华盛顿与李大学(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和摩尔西斯堡高中(Mercersburg Academy)]。
11月份那次餐会上最令伦菲斯特得意的时刻是，巴菲特称赞玛格瑞特·伦菲斯特的意见是当晚最好的建议：玛格瑞特说，富人们应该坐下来计算一下自己及其后代需要多少钱，然后制定一套处理其余财富的方案。伦菲斯特说：“巴菲特和盖茨夫妇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在设法让人们坐下来考虑这件事情。”
第三次餐会去年12月在位于加州门洛帕克市的罗斯伍德桑德希尔酒店(Rosewood Sand Hill)举行。很多人称这次会议为“湾区餐会”，但实际上与会者来自加州各个地方及其周边的娱乐卫星区。与会的是一些长期从事慈善事业的人士，包括凯鹏华盈风险投资公司(Kleiner Perkins)的风险投资家约翰·杜尔(John Doerr)和妻子安(Ann)、摩格里奇夫妇。这次餐会的会议地点就是由摩格里奇夫妇选定的。梅琳达·盖茨说，这次餐会与前两次不同，有许多与会者刚刚发家不久，捐赠意识正在形成之中。他们的交谈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为晚餐准备的牛肉都做老了，据说，这让罗斯伍德酒店的管理人员感到担心，他们也许注意到了道格伍德(Dogwood)包房内的这群人实在值得支持。
这次餐会上还暴露出人们对慈善活动的一些顾虑。公开的巨额捐献会对捐献者平静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慈善机构会不会无休止地索要?如何处理国际捐助，因为绝大部分时候这像是一个无底洞?盖茨夫妇说，这些担心是合理的，因为人们希望自己捐钱时能像挣钱时一样精明。但是，盖茨夫妇并没有因为大家存在这些顾虑就停止宣传慈善带来的满足感。比尔说，在这几次餐会上，“没有任何人对我说‘我捐多了，我不该捐那么多’。”
在这几次餐会上，承诺的思路也没有遭到否决。换句话说，大家对它“反应”良好。于是，2010年伊始，承诺被确定为本次运动的战略。之所以把承诺的比例定为净资产的50%，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理由：尽管它低于三位发起人希望的水平，但也许是可能达到的上限了，至少初期如此。与此同时，按照设想，承诺绝不等于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只不过是记录在案并认真对待的道德义务。事实上，这些承诺将公布在一个由梅琳达负责创建的新网站givingpledge.org上。如果未被盖茨夫妇抢先的话，巴菲特捐献99%财富的承诺(参见附文)很可能成为该网站上公布的首份承诺。
盖茨夫妇和巴菲特热衷于要领导一场发现“捐献伟人”的运动，因此他们希望得到大批富人的强劲支持。已经承诺至少捐献50%家产的人有布劳德夫妇、杜尔夫妇、伦菲斯特夫妇和摩格里奇夫妇。另外，在本文电子版发布时，三位发起人将向他们认为可能接受挑战的其他一些亿万富翁寄发电子邮件并拨打电话。稍后，所有承诺人也将加入他们的行列，向大批其他亿万富翁寄发邀请函，邀请他们加入这一活动。今年秋天，甚至还可能召开一次“捐献伟人”大会。
本次倡议成功与否，也许几年后才能见分晓，不过三位发起人各有看法。巴菲特深知每一位富人都曾考虑过如何处置财富的问题：“也许他们还没有做出决定，但他们肯定考虑过。我们邀请他们做出承诺，这将促使他们再次仔细考虑这一问题。”他向富人提出的首要忠告就是，不要迟迟不肯做出如何处置财富的决定：“如果他们一直要等到90多岁时才最终决定，届时其脑力和意志力肯定不如现在好使。”
比尔·盖茨把50%的比例视作鼓励广泛参与的“低门槛”。他认为，可能会有人受到这一比例的吸引参加进来，结果却出乎意料地承诺了一个更高的比例。“这是件不同寻常的事情。”他认为，一切都需要时间。
梅琳达·盖茨对于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有不同的看法。富人会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愿意捐赠，她说：他们不愿意筹划自己的身后事;他们担心自己需要请人帮助处理此事;或者他们只是不愿花时间仔细考虑此事。因此，她认为，“承诺运动”的初期目标必须仅仅是打消这些顾虑，并帮助他们朝着捐赠的方向前进。最终呢?“这样三、五年之后，我们将有一大批亿万富豪加入。那时就成功了。”
整个社会无疑将从中受益，至少是几个美金，甚至更多。并且，认真思考此种承诺含义的人，可能也将不仅仅限于非常富有的人，其他捐献数量不大的人也可能会突然有了一个理由来认定自己所作所为的正确性。——巴菲特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