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文史学家吴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目睹镇反扩大化后，曾有过这样的忧虑：“不知毛公是怎么想的。取得了政权，大一统了，给百姓一点休养生息之机嘛！着手建设嘛！赶快发展科学文化嘛！却不，偏偏不，翻来覆去折腾……天何言哉？！”深谙历史上王朝治理成功之道的吴宓，并非忧虑“杀了一些人”，而是困惑：战乱初定，人心思安，百废待举，为何不休养生息？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了：黄老“无为而治”之术对于王朝的兴起总是起到了奠基的作用。汉朝初年君臣俱信“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唐初君臣亦重视“清净无为”，唐太宗说过：“君无为则天下治”。以道家“无为”思想为圭臬，推行宽刑薄赋的汉唐都开创了震古烁今的盛世局面。

    耄恰恰反其道而行之，最明显的是推行空前绝后的严刑峻法，最具特色的是这种杀伐根本不依靠任何律法，而是以所谓的阶级为标准，普天臣民一分为二，一曰人民，一曰敌人，一划之微，福祸迥异。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到后来，已经不是单纯的阶级斗争，而是以毛意志为准绳的斗争，而毛本人的意志又是任意妄为的，直接导致了国内阶级斗争已经接近没有任何标准的“自然状态”，因为每个人都高举毛旗帜迫害异见者。所谓的“大一统”，它不仅仅是指一个政权下的国家领土完整，还包括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帝王授命于天，是秉承天意统治天下的，因此成为“天子”。按照这个说法，帝王自然就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这也是历代统治者可以大兴厂狱的解释基础。建国之后，毛思想被当成了唯一真理，其本人也异变成太阳，可以经常性的跨越官僚体制直接在广场上与民众会面，接受民众的顶礼膜拜。有真理指引，有太阳罩着，还需要什么清静无为呢？“一千年太久，只争朝夕”，一个个卫星从耄的脑袋里跑了出来，进而成为全民狂热意念，“赶英超美”、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无一不是幻想，幻想不在于是否实现，而在于获得以自我为中心的表演快感。一旦其不切实际的做法受到阻碍或是失败流产，他不会自我反省，而是认定周围的人在从中作梗，于是便打着阶级斗争的幌子不断铲除异己，阶级斗争不断巩固最高真理；最高真理又加剧阶级斗争。

     如果暂时撇开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影响，耄的统治揭示了王朝统治的实质是：“外儒而内法”，以儒学做装潢，控制意识形态，攫取神权，实行政教合一；而内地里为了维持“家天下”的集权统治而独断杀伐，形成普遍的恐怖气氛。

回溯到先秦各家，除了庄子之外，各个都有一套治国方略，但同时又犯了一个相同的错误，即“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又“中人以上， 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依此理念，文人治国理想基本是对上不对下，全都必须依靠集权统治者“内圣外王”来实现，当然这中间的问题还值得深究：到底是中央集权造就了文人对民众的不屑，还是文人对民众的不屑造就了中央集权。总之两千年来中国形成了一套排除普通民众参与的精英话语体系和政治体系，这也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可能产生民主萌芽的原因之一。如果硬要从中撷取一种思想与当今的市场经济、民主自由政体相嫁接的话，那也只有老子的“水治”思想值得一提，“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夫唯不争，故无尤。”

     从1979年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起，截至到2010年8月23日，温家宝总理在深圳讲话呼吁继续解放思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改革虽然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也被人诟病为“应激性”改革。但是，改革自始自终还是有一条清晰的线索就是：放权，或大或小、或轻或重。执政集团开始从无所不在的干预，逐步退出，向其本来的服务者角色回归。30多年来，中国社会已经由恐怖集权走向了次级威权治理。某种程度上与老子的无为确实有相似之处：只有放权，不与市场争利，不与公民争权，才能“不争”，才能“无尤”。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邓小平就强调过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温总理此次深圳之行再次提及：“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改革没有退路，但现实却不容乐观，改革远没有让执政集团达到老子“不争”的境界，首先，放权并没有完全实现权力的制衡与监督，改革本身存在着悖论，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其次，如果不明确公民与政府的关系就是公司董事与职业经理人的关系，如果不从制度上保证个体公民权力处于首要地位，政府受命于公民的事实，公民的各项权利还是难以落到实处；第三，宪法至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原则经常遭到特权阶层的践踏。说白了，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利益集团，他们为了其自身利益而枉顾民众的权利。问题多多，而且形势严峻，还是老子那句话意味深长“爱国治民，能无为乎？”“无为而无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