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谁的枪？

谁是谁的枪？

语出新京报刘炳路在新浪的围脖：“看了《21世纪报道》仇子明被通缉事件的背后隐情，让我想到了一个字——‘枪’。谁是谁的枪呢？”。

谁是谁的枪，还真不好说。

有朋友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从标题看，我就不喜欢这篇文章。什么叫‘谁的枪’，就好像记者被质问‘你是谁的人’‘你为谁说话’一样。标准答案：我们都是‘党的人’，‘党的枪’”。

确实，会有这种令人不爽的感觉。

但不爽，并不等于这个问题不成立，不存在。

无论是经济观察报记者遭通缉背后的隐情、郭德纲与北京电视台之争，还是李一非常道的报道，等等，都存在谁是谁的枪的问题。

这就是媒体和业者的困境之一。

在一个混乱近乎走向溃败的社会里，连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警察，以及神圣的精神象征，那些象牙塔中的知识分子们，都能迅速蜕变成为各级官吏、豪强企业看家护院的打手，谁又能保证媒体和从业者不成为别人的枪手呢？

没有人能超越时空，自外于社会现实。鱼龙混杂触角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的媒体圈，沦为别人的枪手，也就稀松平常了。

不过，直面它，如同揭开自身的伤疤，也是需要勇气的。

中国的媒体，向来是有当枪的传统的。

很长时间里，喉舌一词，已经决定了媒体的枪的基本属性。

久而久之，在政治的熏陶下，当枪，从一种外在的政治要求，逐渐内化为一种自觉追求，甚至，开始潜伏于内心，甚至，裂变成了一种媒体新的基因，以至于到最后，不当枪，难受。

不过，社会丕变，喉舌与政治的枪的理念，在市场化媒体里，迅速边缘化。原有的基于政治和喉舌论的规范要求，被市场和商业的逻辑彻底解构，而新的合乎媒体规范和市场要求的逻辑，却因社会转型之艰难，同样难产，在向市场化商业化媒体过渡中，因为欠缺自由市场竞争的基础，媒体的职业化和专业主义要求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释放。

于是，潜藏在内心深处当枪的惯性魔鬼，探头探脑出来了。

而且，理由很正当。媒体要生存么。这只是下意识的生存习惯。

毕竟，对金钱的追求成为这个社会成功的主要标志，媒体也不会自外于社会这种氛围，加上政治的压力，向商业、社会、娱乐靠拢，也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这一过程中，老人们老于世故，游走政商两界，进退自如，而媒体的影响力和版面，自然也是资源交换的平台；更有甚者，直接卖身投靠，让媒体和自己成为地方官吏和豪强看家护院的。

从呆板的政治喉舌，转向灵巧的商业和政治权斗枪手，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这几年中迅速完成。那些业界激议过的报道，李庄案、非常道士，不都或隐或现地出现了此类苗头么？唐骏们，不也是媒体配合造的神么？

在媒体职业化专业主义精神缺位的时候，谁是谁的枪手，不过是周瑜黄盖故事的山寨版，现代版而已。

当然，年轻一代的从业者依然怀抱理想，投身于媒体行业。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陈腐性，往往使年轻人难以明了其中关节，容易堕入别人的彀中，卷入利益纷争，超越记者身份成为别人枪手而不自觉，还自以为是主持正义，这同样可悲。不过，这个责任，主要不在青年记者本身，而在媒体的职业化和专业主义训练的缺失。

同样与职业化和专业主义缺位有关的是，中国大多数传统媒体，作为政治的产物，权力机构的延伸，其职能某种意义上也隐含了权力机关凌驾于其他社会资源之上的习惯和毛病，没有把自己当成是平等的社会成员；加上媒体铁肩担道义、文以载道的传统精神，常常使媒体超越自己的边界，好为人师，好为裁判，好为法律，好为正义的化身。此种情况，一旦被利用，对社会的杀伤力尤为巨大。

所以，没有人敢担保同行个个个人品行职业操守如范以锦江艺平般。所以，这样的媒体人、好的媒体，数量真是少的可怜，更弥足珍贵。

谁也避免不了可能当枪的命运。

即便如此，媒体和业者也当有自处之道。

那就是回到媒体本身，谨守媒体的边界，回到尽可能中立的、客观的、重视证据和事实的报道方式上，做一个负责任的信息发布者，科学理性的知识传播者，维护善良风俗的娱乐提供者，普世价值的坚定追随者，不狂热，不势利，不浮躁，不放纵，不恐惧；有良知，有理性，有担当，守边界，能自律。

胡适：“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努力做一个不受惑的人，对于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和媒体从业者来说，只是底线的要求，却是最难做到的。

（感谢南方传媒研究的厚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