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管理理论的源头可以说有三个，一是美国的泰勒，二是德国的韦伯，三是法国的法约尔，泰勒是科学管理之父，其理论特色是将组织视为一个工作流程系统，假设组织是理性的，所以可以很清楚知道自己的目标，规划达成目标的手段，执行既定的计划，而人性假设则是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员工可以用经济因素的理性算计而加以控制，简单的说就是X理论所强调的胡萝卜加大棒子，可以令其成为工作流程上的忠实执行者。权力是由上而下的，所以领导者的角色就是设计更有效率的流程，监督执行这个流程。
国内最服膺这套管理思想的首推富士康，它会有数百人的队伍在作“科学管理”，每天在抓那一个动作可以作的更快一点，那一个流程可以改善一下，省个几秒钟。这让我想起美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科学管理运动”时，领军人物甘特会实验两手同时用刮胡刀刮胡子，会不会更有“效率”一点。
韦伯则是层级制理论的肇始者，他视组织为一个层层控制的命令系统，同样的，他也预设了理性的组织与理性经济人的人性，权力由上而下，所以领导者要作的就是规划、命令、监督与奖惩，其最大的特色是强调组织的非人格化，去关系化，而为“现代管理”奉为圭臬，但却是杜鲁克等人领军的“后现代管理”批判最兕的主张。也是以后所有组织理论家从组织管理的实际中出发，大声反对的。在实际中为什么有问题？
而韦伯遭到最多的其它组织理论的批判就是层级控制固然有效，但一定有一群人，就是决策者，他们的工作内涵是无法用流程、规章、制度加以限制的，因为工作内容的变动性与高度不确定性，他们在制度之外有相当的自由度，而且负责控制整个流程系统与命令系统，层级控制越成功，权力就越向上集中。权力集中造成的后果一是腐败滥权，一是权力总是有自我扩张的倾向，所以权力会越来越大。去人格化与去关系化，正好使员工变成原子化的个人，赤裸裸地暴露在组织暴力控制之下，使得权力更集中，更扩大，最后这种系统是不可能持续的。
富士康又是一个好范例，它成功地将层级管理深入到不止员工的工作中，而且深入到员工的生活里，让员工人际关系疏离，欠缺社会圈子，这样的员工很好控制，但结果呢？却是一连串的跳楼悲剧。
第一个起而反对韦伯层级制理论的是巴纳德，他将组织视为一个合作系统，以及因为合作需要沟通而有的信息系统。因为合作必须出于自愿，所以他以为权力是由下而上的，而且预设了社会人的人性预设，也就是人是追求社会意义的、人际满足的以及归属感的。但是组织又是理性的，必须完成它既定的使命，如何将如此不同又追求社会意义的人组织在一起，让他们合作共同完成组织要作的工作呢？巴纳德提出组织人的假设，以为人被赋予意义之后，就会变得更愿和组织合作，所以领导者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组织设定共同目标 (common goal)，赋予员工工作的意义，向下收集大家的意见，协商整合出共同目标，再作好沟通说服。
更进一步地，梅耶在其霍桑实验中看到了组织无法排除人际关系的影响，从而视组织为一个人际关系系统，提出了社会人假设的管理理论，他发觉人会形成非正式的团体，要寻找认同感与归属感，需要人际关系的支持与情感的抚慰，但组织是理性的，要如何控制这些“地下派系”呢？因此领导的职责是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建立良好的文化、规范，带来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与组织忠诚度，并引导小团体配合组织的工作。
很不幸，国内的一个普遍误解是以为韦伯加泰勒才是「现代管理」，所以一说起管理就是规划、执行、考核、奖惩，就是流程、命令、规章、控制，诸不知这些人本管理的思想与韦伯加泰勒的「现代管理」往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强调理性经济人与强调社会人的理论会相间流行。从二十世纪初，先是韦伯的科层制与泰勒的科学管理当道，是制度与流程的天下，然后在三十年代后，人群关系学派与领导统御理论又流行起来，开始强调人性与文化。二次大战后，工业工程、作业研究创造了蓝血十杰与通用汽车的神话，理性、流程、效率再次抬头。七零年代后，梅耶的社会人模式与西蒙所开启的有限理性、行为研究又带来了组织行为学大行其道，工作满足、组织忠诚、组织公民行为等等概念又成显学。另一方面，有限理性带来治理问题的讨论，欺诈、信息不对称与治理机制问题成为主要问题，新制度经济学遂红极一时。九零年代趁着电子商务的崛起，汉默的企业流程再造重新当道，强调流程化、信息化、制度化的声音转强。但随着社会网学派在二十一世纪初的崛起，非正式团体与人际关系结构对组织行为的影响，人际信任与自主治理等题目，又开始受人重视，关系管理、企业文化等议题再度成为显学。
有了人本管理的补充，层级加流程的管理才有可持续性，层级加流程在英国曾引发工人暗中破坏工厂的风潮，留下Sabotage一词，美国也曾引起各地的罢工风潮，都是靠着政府的社会立法与企业的人本管理，才渡过了那些难关。
如今，我们也走到了这个关口上。
但是，我们的商学院主流声音还是理性经济人的那套管理，讲到管理就是规划与控制，更有很多企业其实就想学富士康式的军队管理，只是作不到那么彻底而已，社会上也老是称颂着「狼性文化」，更糟糕的是理性经济人假设还被用在我们的公共管理与伦理规范领域中。
比如，就有经济学者主张要用新道德取代旧道德，新道德是市场上的守约道德，旧道德是熟人间的道德，诸不知，人类最主要的关系是情感性的关系而不是工具性的关系，所有道德，孔曰仁孟曰义耶稣讲博爱，主要都在规范情感性关系，较少涉及工具性关系，而买卖关系更只是人类关系中的一小部分，难道我们希望有一天人与人之间，没有友谊、没有情感，不讲伦理，连婚姻都是买卖关系？
又比如，有学者主张法治取代伦理规范，法当然很重要，我们的社会在转型，一定有很多法所规范不足的地方需要更多的法治建设。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少了伦理规范支持，法是无法运作的，我们总是高喊法治社会，但西方法治社会却是建立在基督教伦理之上的，而我们却不太思考，法治建设的前题要有什么样的伦理建设？
这种主张的出现，是因为我们今天到处都是滥用关系、错用关系现象，关系变成了后门、特权、腐败的代名词，所以主张去关系化。诸不知，礼崩乐坏之际，滥用的不止是关系，法条一样是被操纵的工具，看看今天的美国，讼棍当权、知法犯法、玩法弄法的情况所在多有，所以有安然案作假帐淘空公司，华尔街肥猫卖有毒资产毒害天下，终于酿成全球金融风暴与美国经济危机，而美国人自我检讨的是他们犯了「七宗罪」。正本清源，我们只有恢复伦理规范才能阻止滥用关系，而不是用法治取代伦理规范。
还有，总有人强调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这又是理性经济人假设下的结论，隐隐然在为社会不公寻找借口，诸不知社会人的假设下，没有公平就不会有效率。
很不幸的，我们社会上充斥这类以控制为管理，以法治取代伦理规范，去社会、去关系化的主张，这种管理思维富士康办到了，但阻止不了的权力的集中与滥用，也阻止不了原子化的个人的绝望与跳楼。
还好，今天社会上展开了学习国学之风，正在自我疗伤，政府也喊出要从「控管」型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更有很多企业开始真心诚意地负起企业社会责任。理性经济人的管理思维屹可小休矣，难道要我们的社会也走向富士康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