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芬（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
摘要：陈应松的神农架小说是乡土文学中生态题材小说的佼佼者。他聚焦于探索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对前现代文明、现代文明及后现代文明的广阔背景下人性、兽性、神性的深层开掘，展示了奇异斑斓的生态叙事，力求在生生不息、众生平等的宇宙精神中实现灵魂的飞翔。
关键词：神农架小说；生态叙事；人性；兽性；神性
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文学主要有侧重社会批判的“鲁迅风”和以沈从文、废名为代表的“田园诗风”，新时期乡土文学开拓了新的领域——生态题材小说。湖北作家陈应松的神农架小说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陈应松的小说给人冷峻凌厉之感，他一反传统乡土作家聚焦于对大地的歌颂与赞美，对故土的眷恋与不舍，而是将思考的维度拓宽到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上，并在前现代文明、现代文明及后现代文明的广阔背景下，展开对人性、兽性、神性的深层探索，力图还原中国当下语境中色彩斑斓的生态叙事。陈应松的小说充满了神奇灵动的动物形象，《豹子最后的舞蹈》中的斧头，《太平狗》中的太平，《神鹫过境》中的神鹫，《猎人峰》中的野猪……这些动物在浪漫主义、神秘主义的叙事下显出超人的灵性。动物在小说中是作为与人类对抗冲突同时又相依相偎的存在，陈应松的生态叙事由此超越了一般生态题材小说，而是将触角延伸到人类文明进程与自然的冲突、复杂的人性维度以及人类的信仰问题等诸多领域，表现了作家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和宇宙万物众生平等的智慧光芒。
一、生存焦虑与欲望膨胀：人性与兽性的张力
《豹子最后的舞蹈》中，陈应松通过豹子斧头的自述这一独特的叙事视角，真切地再现了神农架最后一只豹子的生命意识和生存轨迹。在这只老豹的最后几年里，为了生存，它必须和豪猪、黑熊、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而它最可怕的敌人，就是以老关一家为代表的人类。老豹见证了母亲、兄弟锤子以及情敌石头均死于老关之手，孤独、恐惧充溢了它的心灵。面对人们设下的套子，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它顽强而智慧地生存下来。年老体衰的斧头依然保持着豹子家族的尊严、骄傲和优美，对亲人的温馨回忆是斧头的精神食粮。母亲对斧头的生存教育充满令人肃然起敬的尊严感，而母亲身带重伤、冒死寻找早产的女儿却被老关无情猎杀的一幕，让人不禁为之动容。豹子尚且重情重义，温情四溢，而老关的孙子为了能独占一张床和被子，竟做梦都盼着爷爷早死；嫂子为了霸占财产，竟设计害死小叔。母亲看到人类相食，而豹子宁可饿死，也不会啃啮另一只豹子的身体。人与人的争斗远甚于动物之间的生存之争。后者仅仅是为了生存本能，顺乎自然规律，而前者却是源自于人类私欲的膨胀和无限掠夺的野心。
文明与野蛮、社会与自然是一对悖反的所在，自然严酷却单纯，文明先进却冷漠。在《马嘶岭血案》中探矿队员虽是现代文明的象征，并为改变山区积贫积弱的状况去寻找金矿，最后却被野蛮的代表——九财叔和“我”杀害，两者的对抗达到了极致。作者并没有将批判的锋芒对准了野蛮的凶手，而是寻找九财叔如何从对现代文明的渴望者、崇敬者变为憎恨者和仇杀者的深层动因：贫富差距的极度扩大造成心理失衡，现代文明对山民人格和精神层面的无情倾轧和践踏，人的尊严被极端扭曲后爆发出来的邪恶和疯狂。这是兽性泛滥的又一动因。作者将神农架作为精神还乡的故土，敏锐地传达出现代化入侵乡土文明时的生存焦虑和精神冲突。
在长篇小说《猎人峰》中，陈应松辩证地探讨了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在《引子或告白》中，作者描绘了一幅自然界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残酷场面，“万物都在精心地算计着，以求生存。”[1]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为了种族的繁衍和生存，不择手段，把仇恨播洒在每个角落。一般的生态题材小说着重渲染人类对自然的暴行，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平等和谐共处，而陈应松却追溯了人类文明发展史，正视生存竞争之严酷，揭示狩猎对于人类延续的意义及隐患。人性的残暴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了获取生存所必需的食物，人们不仅疯狂地掠杀动物，而且还同类相残、易子而食。狩猎给人类带来种族延续的物质基础，更磨练了人类的英雄主义气质和忍耐、机智、健壮等品格，甚至还是神话和传说等文明因子的源头。狩猎的血腥和残酷在人类社会内部更是屡见不鲜，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互相残杀、野蛮肆意横行的历史。人类的狩猎惯性在文明史上变形为各种针对同类的专政工具和国家机器，甚至当代的饮食依然延续了狩猎时代食人的恶习。远古以来的狩猎传统给人类带来生存的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同时也导致人性中掺杂进嗜血的兽性，造成人类文明的堕落和后退。
陈应松在《猎人峰》中以兽性和人性的辩证关系传达了社会批判之声。人与人，人与兽，人与自然，都充满了繁复的隐喻意味。小说中反复出现这句“人有两个时辰是兽，兽有两个时辰是人。”[2]陈应松意识到人性中必然包含了兽性的因素，而野兽也会温情脉脉、通晓人性。白大年这一人物形象就是人性恶的集中体现。白大年自从被山混子按错了筋，就变得残忍无情，为了一己私欲，竟丧心病狂挖出了侄儿白椿的眼珠，最终葬身阎王榻子千斤榨。“白大年的疯狂代表了森林疯狂的极端。”[3]而另一个病态人物崔镇长的儿子老拔子长出了奇异的高度，且酷嗜暴力，对亲生母亲都是不断砍打。他是精神上的侏儒，却拥有“虚假的高度”[4]。老拔子这一绰号的本义是老虎，这个巨型儿暗喻了凶残的万兽之王。这两个病态人物寄予了作者对人性中所隐含的兽性的思考：贪婪、凶残、暴力、愚昧、疯狂，走向自我毁灭的同时，也象征了森林对人类的疯狂报复。陈应松深入探索了人类精神维度的复杂性，并追根溯源，试图寻找人性恶的根源。
野猪是山野之王，更是大自然“恶”的集中代表。小说以“红丧”开头，白中秋在本应禁猎的红丧月破了禁忌，招致野猪的疯狂复仇，人猪大战的惊心动魄彰显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野猪一再肆意践踏庄稼，威胁村民的生存，恰恰回应了人类对自然的斑斑劣迹：伐木毁林，滥杀野兽，破坏生态。而家猪向野猪退化、甚至最后结为同盟，共同反抗人类的专权统治，也传达出强有力的震撼：大自然的反抗力量是巨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小说结尾并没有明确指出胜券何在，而是以雷霆万钧之势给人类敲响了警钟。小说中反复出现“天地闭，贤人隐，恶兽出”[5]这样的谶语，陈应松在此并没有将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野猪这自然之恶兽，而是隐喻了人世间的恶人横行、道德沦丧、人心不古。特别是在山林中野兽销声匿迹、以白秀为代表的打匠生涯日薄西山时，白中秋在城市里发现了恶兽的踪影，原来山林中的野兽都托生到城市里来横行霸道、坑蒙拐骗了。形形色色的动物转化为各色人等，构成了白中秋眼中的都市人。陈应松早年以写诗成名，他的小说也就带有浓厚的魔幻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神农架是陈应松的精神家园，但他并没有把它过度美化，而是秉持了鲁迅当年清醒的批判立场，努力触及底层的生存困境和精神挣扎，在以神农架叙事抵御都市文明入侵的同时，也传达出对愚昧顽劣、冷酷剽悍的神农架底层的鞭挞和反思。
陈应松的小说中反复出现老猎王末日的意象，如《牧歌》和《猎人峰》，百年老铳离开了曾经吒咤风云的山林，只能陈列在博物馆中供人回忆和瞻仰，而昔日百兽之王也同时绝迹，究竟是什么使这一对狩猎时代的死敌同时消逝？是现代文明的入侵，是人类的过分扩张（伐木工人滥伐森林，偷猎者滥杀珍稀动物），人类物质欲望的无限扩张最终导致自然文明和人类文明同时面临灭顶之灾。《牧歌》的名字本身就具有田园牧歌式的自然之美，讲述的却是逝去的残酷而神秘的猎人家族故事。张打与白秀的结局有一种内在的同构，同样是吒咤风云的猎王时代的终结，同样是昔日英雄再无用武之地。城市客与文寇听到百年老铳的啸声，暗示老人的离世，猎王时代已渐行渐远。不同的是，张打在渐趋老迈、无法重复当年的英勇时，自觉放弃打猎，选择放牧为生，并且意识到野兽锐减与森林退化、草甸疯长有密切联系。他甚至开始反思土地贫瘠、山民困苦的根源在于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为了生存，人类无休止地掠夺森林、凌辱自然，招致大自然旷日持久的沉默的反抗，一向无所畏惧的人类最终将在大地的敌视中走向文明的衰落。而白秀却在生命的尽头走向精神迷乱，不但失去了保护家园的豪情，还成了野兽的帮凶，祸害乡民，遭到乡民的唾弃。一代猎王的落魄结局暗示了作者的价值判断，作者代替沉默的大自然表达了对他的谴责，“千疮百孔的山冈将接纳他。这山冈就是被他这样的人糟蹋成这个样子的。枪声、杀戮，腥风血雨的蹂躏。……大地是会记仇的，大地不会饶恕那欺凌它的人，最后，他被沉默无声的大地打败了。大地胸怀宽阔仁慈，将把他抱在怀里。”[6]自然法则严酷无情，人与兽之间的关系更是紧张对立。如何在人类生存与自然生态之间寻找良性互动的平衡点，陈应松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超越了人性与兽性的纠结，在神性的维度上寻找到了化解之道，探索出宇宙精神的无穷魅力。
二、超越与飞翔：神性之宇宙精神
正如别尔嘉耶夫在《人的奴役与自由》中所说，“人悬于‘两极’：既神又兽，既高贵又卑劣，既自由又受奴役，既向上超升又堕落沉沦，既弘扬至爱和牺牲，又彰显万般的残忍和无尽的自我中心主义。”[7]
《猎人峰》中的白椿不同于爷爷白秀的剽悍凶狠，更有别于父辈的冥顽不化，他既继承了白家英勇善战、无惧无畏的血性，又保持了纯洁无瑕的灵魂。在机缘巧合中，白椿以毛冠鹿的隐水洗眼，拥有了一双神眼。然而福兮祸之所倚，白大年凶残地挖取了神眼，白椿的人生从此坠入了无边的黑暗。生活的苦难磨砺了白椿，他在最初的剧痛之后，学着怀抱小心翼翼的希望，在神农架的角落悄悄生活下去。“人就是个草命。……人是棵能行走的草。”[8]白椿和野草一样，在浩瀚的宇宙中只是渺小的存在，却有自己的生命轨迹和生存权利。大自然蓬勃的生命力召唤白椿永不言弃，面对苦难他选择了坚韧不屈、顺其自然、淡定从容的生活方式。失去神眼，白椿却收获了心灵的神性。“生活是能包容一切的，他们像什么也没发生，戳瞎的眼就像是天生瞎了一样，没有抱怨，没有诅咒与号啕，该怎么活还怎么活。”[9]神农架山民的生活逻辑就是乐天安命，顺其自然，天人合一，隐忍代替了抱怨，天听由命、安之若素代替了无力的挣扎和哀号，人们的一切不幸都会成为过去时，一切悲哀都会随时间的流逝而烟消云散，只有生命的惯性亘古不变，生命还是韧性十足地繁衍延续。在野兽横行、欲望横流的神农架，白椿以其晦暗的双眼为山民点燃希望的烛光，以其至善至美抵御着人间魑魅魍魉的盛行，白椿和白丫儿纯洁执著的爱情坚守更是为神农架播撒下丰收的希望。这是《猎人峰》中难得一见的亮色，也是作者以温热的胸膛感受神农架无穷无尽的苦难后找到的精神救赎之路。
如果说《猎人峰》中的白椿在苦难面前的善良和坚韧成就了他的神性，那么《神鹫过境》中的神鹫恰恰是在世俗化、人间化的过程中被残酷地去神性化。神鹫原本在圣洁的高原上空自由翱翔，顽强不屈的意志，勇猛无羁的个性，一往无前的气魄，使它们成了虔诚的藏民心目中的神物。雄伟辽阔的高原是养育神鹫的故乡，崇尚佛教、敬畏神灵的藏民将弃绝尘世的肉身奉献给神鹫，以此获得灵魂的超脱和飞升。然而，当神鹫离开高原，进入物欲横流、毫无信仰的平原，它便开始了充满耻辱、邪恶和野蛮的生活。遭到一群留鸟的围攻后，神鹫受伤跌落草丛；继而被农民丁连根捕获，受尽凌辱和折磨，丧失了自由的梦想和尊严，炼成了一只助纣为虐的“诱子”。从此，鹰击长空的翱翔成了遥不可及的梦幻泡影，神鹫屈服于主人设定的命运安排，卑微地苟且偷生，成为残害同类的帮凶。此时的神鹫已毫无神性可言，在残酷的“炼狱”中，它退化为一只言听计从、丧失尊严的笼中鸟，为了换取廉价生命，它牺牲了桀骜不驯、向往自由的梦想。是什么让执拗的神鹫丧失了神性，成为任人驱使的行尸走肉？又是什么让人们失去信仰、对神性无所畏惧？是欲望的无限扩张，是物质利益的驱使，是人类攫取自然资源的贪婪和盲目导致了神鹫过境的悲剧。“现代文明重物质而轻精神，在精神文明中又重理智而轻道德。启蒙思想家们对理性进步怀有无比乐观的信念，他们以为摒弃了对上帝的信仰，瓦解了传统的社会结构之后，凭理性进步会创造出一个既富足又美好的社会。然而，现实中的社会只是一个竞技场，竞技规则便是现代法律，在这个竞技场中，人人用智逐利。”[10]敬畏自然、崇尚神性的价值理性在现实“名利场”中成了奢侈品，注重实利的世人可以轻而易举将之弃如敝屣。大自然的神性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化为齑粉，荡然无存，人们利用智慧和力量改造自然的过程也就是自然“袪魅”的过程，破除了神秘性的自然在人类的蹂躏下呻吟哀号。
陈应松以对神农架的无限挚爱拥抱这片疼痛又贫瘠的精神家园，在深入探寻人与兽、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他以生生不息、众生平等、至诚率性的宇宙精神超越了一般的生态题材小说。在陈应松笔下，我们看到生态伦理主义的普世情怀。如果说人道主义是以人类的福祉为旨归、顺应人性、崇尚人情，生态伦理主义则是一种超越了人道主义“小爱”的宇宙“大爱”，泛爱万物、关爱自然、顺乎天理，在虚静无为中达到对宇宙万物的彻悟和包容。“伐木队”在陈应松笔下就是人类对自然的侵略和掠夺的代名词，《望梁山》中金贵的姐夫是伐木队队长，他集中代表了喧嚣、贪婪、野蛮的人性丑陋的一面；与之相对的金贵，则在孤独静默中神游自然，玄思万物，传达出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神鹫在青藏高原的扶摇直上九万里，傲视万物，尽享天空之辽阔，这种宇宙大化精神彰显了大自然雄壮豪迈的气魄以及崇尚自由的本性。《猎人峰》的尾声“情归”中，白椿与白丫儿的新婚选择在成熟的春天，春花烂漫，生机勃勃，至善至美的年轻人也幸福地结为连理，养育后代，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在蓬勃的大自然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云彩擦过悬崖》中的苏宝良在长久与山林的对视中，感悟到山林的灵性，并深深眷恋优雅宁静的自然。在苏宝良眼中，神农架的自然给人温暖的亲切感，毫无人间烟火气的山林和平安详，他在群山中甚至获得了自然神灵的感悟。他感觉群山、云海、树木都是一种生命的存在，情感是自然生命的本质。作为生命存在的大自然，也有喜怒哀乐，也有爱恨情仇。苏宝良神游于神奇瑰丽的云海，迸发出激昂、蓬勃的生命力，获得自然神性的恩泽与祥瑞，藉此赢得凡俗生命的神性支撑，达到天人合一的奇妙境界，平凡渺小的个人在无限的大自然中得到升华。这种众生平等、返朴归真的宇宙精神充溢在神农架叙事之中，使陈应松的小说获得了精神超越和飞翔的能力。
综上所述，陈应松的神农架小说集现实与寓言为一体，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核心，真实再现了人类文明演进的挣扎与痛苦，既揭露人类对自然过度掠夺所造成的触目惊心的恶果，警醒“人类中心主义”的泛滥，又展示出自然法则之严酷、人类生存之焦虑，并在神性的维度上以宇宙大化精神提升个体生命、求得化解之道，以此避免了一般生态题材小说环保主题先行的缺憾。也许这就是陈应松小说中生态叙事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