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新财经》采访（节选）
先给读者提几个问题：作为普通纳税人，你需要交多少种税？缴纳税额是多少？我国共有多少种税种？国税和地税各自的征收范围是什么？征不征税，征什么税，怎么征……谁说了算？
我想，倘若没点儿专业知识，一般人铁定回答不了上述问题。就是所谓的业内人士，也不容易说明白。
中国的税收体系复杂，税收环境混乱，既推高了税收成本，又阻碍了公民的纳税热情。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复杂的东西，效率往往越是低下。因此，化繁为简是中国税收改革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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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税交税 操作空间广阔
郭伟曾经在国家税务部门工作过十多年，现在自己开了一家税务工作室。税务工作室，记者还是第一次听说。
郭伟对自己的定位是：幕后的税务师爷，台前的税务代言人。其工作室的具体职能如下：协助个人对纳税策略进行管理。运用有效的方法，降低个人(公司)的税务风险，同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合理避税，将个人(公司)的整体税负降至最低。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帮助企业应对税务危机。说白了，就是帮企业出谋划策，与国家税务部门斗智斗勇，在关键时刻，寻找税务工作人员的“一、二、三、四、五”，使企业以牺牲最小的代价，渡过最大的难关。“就像一个人，犯了大罪，我的责任就是通过努力，尽量把‘死刑’扭转为‘死缓’。”郭伟形象地描述道。
他给记者讲述了一个他亲历的案例。当地税务部门找到了一家企业，要对企业缴税状况进行严查。一般来讲，有关部门既然找到企业，是已经掌握了一些把柄的。企业自己也明白有问题，找到了郭伟。郭伟仔细研究了相关文件后，以前辈的身份给当地税务局的一位科长写了封信，从文件的出台背景到变迁过程，再到对方工作程序存在的诸多问题，逐一阐述，全面、系统而专业。科长一看，有些傻了，“开始对自己做的事情不自信了，然后就按照我的导向思考并处理问题。结果，把一个完全不该征的税征了，该征的却放了水，一计算，企业需缴纳的数额由3000万元变成了200万元。合适，就给了。”
神圣税务的征缴过程，竟然存在如此大的操作空间，足见征税系统的混乱，也足见我们税务工作人员的专业修养与工作能力。
“我希望改革越慢越好，体制越乱越好，那样，我的机会就越多，市场空间就越大。” 郭伟开玩笑地说。不知有关部门听了这话，该作何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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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公正的税收制度
正如笔者在文首所指出的，税制不仅关乎经济，也关乎政治。税不仅是民众为公共服务支付的成本，也是社会维持合作秩序的基础。只有社会有秩序的运转，生产与生活有秩序的进行，物质财富才能不断创造和积累，文明水准才能不断提高。反之，如果社会失去秩序，那么，不仅财富的创造成为不可能，连人类自身的存续都会成为问题。
维持社会秩序，税是不可或缺的。一旦政府丧失了征税能力，社会距离失序将只有一步之遥。2006年津巴布韦爆发恶性通胀，其政府滥印钞票成为众矢之的。但鲜有人指出，津巴布韦政府并不是无缘无故地印钞票，实在是征税体系瘫痪，为了应付公共开支不得已而为之。六十多年前中华大地曾经上演过的金圆券、银圆券的闹剧，也是大抵相若的故事。税收的存废，有时也关乎国家的兴亡。
但税收的获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索取过程。其中既有索取适度的问题，更有民众认可的合法性问题。民众认可的税收，征收成本就低，而民众不认可的，征收成本就高。英国光荣革命后，为了支持战争费用一度税负极重，但国内秩序丝毫不乱；而它的敌手法国，虽然整体税负只有英国的1/7，国内却已民怨沸腾。究其根源，在于宪政体制与王权专制下民众对征税的认可度大不相同。宪政强调共和，讲究普遍同意下的征税，一旦形成一致意见，征收便很顺利；而王权专制强调独裁，征税无须民众同意，民众当然就会抵触和抗拒，征收难度便较高。这便是在不同体制下，征税成本有天壤之别的根本原因。
税权本身要具备程序合法性，税收制度才能获得民众的普遍认可，这是税制公正性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税收负担要在不同社会群体和不同利益集团间恰当分布。所谓恰当分布，当然就是指高收入者高负担，低收入者低负担或不负担。这样，整个社会的税负痛苦程度大致均等，民众对于税制的认可和接受度便会比较高。
中国当下的税负分担状况距离这种公正还很遥远。以增值税为主的税收制度，使制造业部门承担了过重的税负；而制造业部门的出口部分享受巨额出口退税，等于大部分税负都由制造业的内销部分承担，难怪许多中国制造在国内的价格竟比美国还贵。这种牺牲内需补贴出口的模式，帮助政府攒下了天文数字的外汇储备，而国内消费需求则始终难以拉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降低出口依赖性已经说了很久，但若不从税制动手，内外失衡的状况不会改变。
所得税税负的分布则更不均等。按人保部公布的数据，中国65%的个人所得税收入来自工薪阶层，而与此同时，在国民总收入(GDP)中，薪酬所占比重却连年降低。有关数字是糊涂账，从12%到40%都有，但即便是40%，也显示着极高的财富分化水平。收入差距如此巨大，个人所得税却主要由工薪阶层承担，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要改变这种税负不均等的状况，需要对现行税制动大手术。在增值税方面，应内外均等，内需补贴外需的状况必须改变；在所得税方面，应将公务员和国有部门的非货币福利收入也纳入个税税基，如此才能体现真实的收入水平并均衡税负；所得税应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以在税前扣除中体现真实的生活成本。
影响公平税负的另一大因素，是巨量的灰色收入。所谓灰色收入，是指处于合法与非法边界的收入。由于这些收入一般不会体现在财务报表上，因而也无法课税，这当然使税负分布变得极不公平。解决这一问题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通过制度的透明化，使灰色收入浮出水面。
结论是清楚的。税收负担公平、税收成本低廉的税制，就是好的税制，也是值得追求的税制。而拥有一个好的税制，对于中国这样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长远而言，这也可以为中国未来的现代国家转型打下财税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