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代表中国草根阶层的力量（ 关键词：学者 政治经济 制衡与监督机制 幕僚 草根阶层 国家与民族分阴性与阳性。阴性的温良恭俭让，注重文治而包容保守；阳性的雄霸天下，舍我其谁，注重武功而激进侵略。 经济学家也有相应的划分。阳性的经济学家很少，虽然总是会有些人提出自己的主张、标签、概念性的东西，但更多的经济学家是阴性的，是在总结传播，记录历史并为别人树碑立传。 从描述现象到阐述概念，从提出公式到数理推论，经济学界越来越像是象牙塔了，经济学家则如塔内的高僧，他们的生存依靠外出化缘所得到，或者是为别人提供服务于帮衬，得到报酬。所服务和帮衬的，或者是拥有权势与政策话语权的政治，或者是拥有资金支撑的资本家。 比如中国，虽然自古很少有关于经济学的系统研究与深入概念，但对儒家思想的传承可以看出来，诸如孔孟之道、宋明理学之中，核心的创新少之又少，更多的是对前人的诠释歌颂与树碑立传。在史册上，二十五史就是阴性的历史成就，没有《春秋》那样的微言大义，却都是在王朝统治之下，对历史的记录与保存，其中不乏在君上的授意之下，对史实的篡改与歪曲。所以中国的历史更多的情况下，是缺乏体现历史学家解读的阴性的学术。 中国历代都是政治至上，稳定为先的，经济于意识形态、教育与文化都是服务于政治的，政治立场站错了，随时都会身陷囹圄甚至身首异处，满门抄斩都算是法外开恩，灭三族甚至九族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判你流放死缓你都要“山呼万岁，谢主隆恩”的。 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中，我们从来都不去考虑制衡与监督机制的建立健全的问题。 中国的制衡从来都是在皇权之下的官僚之中的，而从来没有任何制衡机制是把皇权也涵盖在内的；监督机制也是同样，皇权是没有任何一个监督机制可以涵盖的，监督机制都是建立在官员之间，或者是官僚与子民之间的。在“两个凡是”（凡是君王支持的我们就支持，凡是君王反对的我们就反对）的儒家思想的统治下，皇权不可能有什么监督机制。 虽然中国从来都不缺乏为民请命的人，舍生取义的人，但大体都是难以做到下情上达的。但那种清官大老爷式的人，并非什么学者与经济学家，而是食君王之俸禄的官员，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实在是本份，在可以延伸到孔孟时代的儒家传承的思想标准的约束之下，假如当真奉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不被杀头就算是万幸了。 就如中国明代的海瑞，虽然下至贪官污吏，上到内阁首辅，甚至连嘉靖皇帝，都被他骂得个狗血喷头，酣畅淋漓，可谓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骂神”，但当引颈等死的时候，突然听说被自己骂过而且怀恨在心的嘉靖皇帝已经驾崩，竟然哭得个一塌糊涂，数次昏厥。所以，即使海瑞那样的官员，都奉行的是忠君思想。有意见归有意见，不管是以什么形式提出来，都是善意的、建设性的，不是出于自我表现，而是要维护安定团结的。 最近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就是政治逐渐让位于资本的过程。 这个过程让原本没有选择余地的中国学者们，可以在政治与资本这两个“东家”之间自由选择。其中注定有些喝过洋墨水的，心中笃信国际主义的，在他们看来现在的列强承袭的是要救中国于水火，所谓的侵略说法不过是狭隘的民族情结在作怪，相比之下他们更有职业道德，既然资本让他们得到生存与发展，自己与家人所需要的物质基础，那么用自己的智慧、经验、人脉关系甚至权势让“国际友人”多得一些利益，即使单纯从职业道德的角度而言，自然是必要的了。 但这种职业道德的必要性逻辑，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却未必是什么值得称颂的东西。 中国似乎也很少有什么自由的舆论环境。所谓舆论环境都是上对下的宣讲，发挥政策言论的喉舌作用，至于那些政策的合理性究竟如何？是否有更好的方案，都不是子民所能议论的。莫谈国事从来都是官吏与子民在明哲保身的原则下的首要原则。 所谓在其位谋其政，那些关乎国家未来与民族利益的，自然不是草根阶层所能关心的了的。——难道真的如此，而不能有丝毫的改变吗？ 但人的立场与原则是有排他性的，不管是给了政治还是给了资本，不管是给了执政者还是给了国际主义，都会导致针对草根阶层的关怀被忽略。 不管是在学术上、媒体中，教育科研领域，还是在司空见惯的媒体节目之中，希望能多一些代表草根阶层的声音，积蓄草根阶层的力量。 贾春宝 电话：13269258122，8958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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