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活动方式已经迁怒了老天爷。全球气候变暖就是老天爷的反应，它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
在正在写作的《知识生产革命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书中，本人就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把书中的部分章节发表于此，与大家共享。希望引起讨论。
新闻由头：
五个领域六十大项目开工 庆祝深圳特区建立30周年
这个举动符合科学发展观吗？
深圳市委书记王荣说，“大投入，大建设”达到“大提升”。这使我想起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那场运动失败了。深圳的这个大举动是不是就是大跃进？能成功吗?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中央文件上写的。大投入与这个伟大目标一致吗？
除了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人与技术之间关系，先哲们没有忘记人与自然，即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1]“天人合一”是中国人在技术尚不发达时对人与世界之间和谐关系的经典阐述（本节关于世界结构进化过程的协同性的分析）。世界结构从地质圈到生命圈，再到智力圈的进化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系统突现过程（本节关于世界结构进化过程的可控性的分析）。[2]在自然科学领域，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一直在追求自己的认识能力向更大的范围不断扩展。例如，使用射电望远镜，认识了宇宙；使用粒子加速器，获得了关于粒子的信息。人类的智慧向外部环境延伸，不再局限于大脑的内部活动，从而提高了对世界的整体认识，[3]世界结构本应在进化过程中不断优化。长期以来，人类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人与技术之间关系。缺乏对世界结构进化的正确认识，忽视了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没认识到人类活动方式对自己生存的世界的真正作用和影响。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在全球普及之后，在物质经济形态，人类的活动方式却与“天人合一”的朴素思想背道而驰。人类的经济活动方式破坏了世界结构的进化过程，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被扭曲。
在智力的进化过程中，个人大脑演变为全球大脑，从而产生了全球意识。人类重新看待自己在世界结构的地位和作用，[4]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在能量技术范式，经济发展方式着眼于处理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在符号技术范式，人类改变自己的经济活动方式，必然重视人与世界结构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方式着眼于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实现人与世界共生。[5]知识生产革命改变了经济形态（第八章第二节，？页），也改革了经济制度，开始纠正人类活动方式对世界结构进化的负面影响，世界结构才能在进化过程中不断优化。
从世界结构理论的角度看，达尔文创造了生物圈的进化论；马克思创造了智力圈（人类社会）的进化论。在达尔文的思想中，物种进化是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的过程。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奴隶主与奴隶、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斗争贯穿在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之中。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也把斗争视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他们把资源稀缺作为理论前提，认为争夺资源的斗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在理论家们的影响下，人们往往认为自然界和社会的进化是不可控制的斗争过程。20世纪80年代，基因工程技术的兴起说明，人类能够以协调方式，而非斗争方式，控制自己的进化过程，从而影响世界结构的进化。[6]生物学家发现，多细胞生命体的进化过程是由个体之间的协同合作，而非个体利益之间的竞争决定的。[7]由于符号技术体系的作用，采用共同平等生产组织方式，知识生产以协调和合作的方式进行。世界结构和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都具有可控性和协同性。但是，生态环境恶化和全球气候变暖说明，利用能量技术体系，人类的活动方式破坏了地质圈和生命圈，也损害了智力圈。[8]世界结构的进化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世界结构的进化并非一帆风顺。在能量技术范式，人类面对两大问题：第一，人类的活动方式与世界结构进化发生了矛盾。第二，人类社会出现了激烈的斗争。
19世纪之后，在经历了漫长的农业经济社会之后，人类进入了工业经济社会，摆脱了经济长期停滞的状态。进入20世纪，以美国福特汽车生产模式为先导，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生产物质产品的能力大大提高。福特提出，制造汽车的正确方法应该是让一辆汽车与另一辆汽车一模一样。汽车工厂应该只生产一种一模一样的汽车，犹如图钉厂生产的图钉都是一个型号，火柴厂生产的火柴全是一个规格。为此，福特公司实行了标准化生产，采用了生产流水线技术，使用了泰勒管理法。生产效率大大提高。1913年秋，福特公司组装一辆车需用12小时28分。1914年春，使用流水线之后，装配一辆新车只需1小时33分。[9]
在汽车工业引导下，物质生产进入了谋求物质财富生产高速增长的规模经济时代。汽车产量以万辆计，钢铁和水泥产量以万吨计，石油产量以万桶计，……。耸立在西方大都市的摩天大厦；航行在海洋的万吨货轮；都是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标志。规模生产必须以规模消费为基础。熊彼特说，“便宜的衣服、便宜的棉织品与人造丝织品、鞋、汽车等等，才是资本主义的典型的成就”，“伊丽沙白女王有丝袜。资本主义的成就一般不在于为王后准备更多的丝袜”，而在于“使丝袜成为女工能够买得起的东西”。[10]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经济强国，靠的是这种生产方式；二战之后，西欧和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发展中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是这种生产方式的继续。于是，规模经济在全球普及。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需求，其实是一种复制行为。“20世纪的帷幕，是伴随着隆隆的工厂机器声和电影屏幕上的无声影像徐徐拉开的。机器和电影这两样在20世纪高度发达的事物，具有显著的复制特征。机器用于复制大量的工业品，而在此之前的手工业产品，每个产品都是它自己本身。” [11]采用复制的方法能够提高物质产品产量，经济增长方式是总量增长型。正如熊彼特所说，“经济成就的第一个检验标准是总产量”，“资本主义发动机从头到尾都是大量生产的发动机”。因此，谋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成为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目标。[12]
实现规模经济，要遵循以较少投入生产较多产品的经济效率规律，但是，根据热力学第二定理（第四章第一节，？页），在自然界发生的任何现象都表现为，一定的能量都被转化为不能再做功的无效能量。[13]熵的增加就意味着有效能量的减少。[14]排除由熵带来的技术障碍，需要克服摩擦力，采用了再生加速的方法（ephemeralization）。[15]它是指制造的产品更多，投入的资源更少，直至无需投入资源的技术能力（the ability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to do more and more with less and less until eventually you can do everything with nothing）。[16]福特汽车公司发明的生产流水线技术就是应用再生加速的实例，它以高效率和低成本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摩尔定律来自于再生加速原理。美国著名学者福勒（R. Buckminster Fuller ）指出，再生加速是人类进化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个趋势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强。人类追求自身的移动速度，几乎达到狂热的地步。[17]在16世纪，麦哲伦的帆船绕地球航线一圈需要两年多。到19世纪，这段航程需要80天。1945年，飞机只需2周。现在，超音速飞机只需不到1天。[18]人类移动能力不断增强，世界结构的进化过程展现了人类行动范围扩大的趋势。[19] 3亿年之前，分子之间的距离只为百万分之一米。人类可达到的距离扩大到1200万米。人类登月之后，人类可达到的距离扩大到3.8亿米。[20]人类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展，世界结构的进化本应更加协调。但是，在物质欲望的支配下，人类行为却使世界结构的进化过程出现倒退。
根据贝尼格的看法，继19世纪40年代。美国出现社会经济秩序危机之后。（第四章第一节，？页）。20世纪70年代，人类社会发生了第二次危机——石油危机。在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生产成本急剧上升的压力下，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石油危机的深远影响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经济发展受到自然资源的限制，人类生存环境受到大量消耗资源的破坏。人们开始认识到能量技术体系的弊病。1973年，罗马俱乐部撰写的《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提出，规模化的工业经济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导致自然资源枯竭。地球资源的限制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极限。[21]产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倡导“人类征服自然”，其后果是使人与自然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人类不断地受到自然的报复，这条传统工业化的道路，已经导致全球性的人口激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使人类社会面临严重困境，实际上引导人类走上了一条不能持续发展的道路。[22]
人类的活动方式违背了再生加速规律。经济增长靠规模效益，以高消耗和高投资为动力，人类使用的能源越来越多。物质生产实现了全球化，对地球的损害也实现了“全球化”。经过数亿年的进化过程形成的地质圈和生命圈，一直比较稳定。经过工业化进程，智力圈进化过程加速，人类的控制行为走了一段弯路。在这条道路上，人类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有利于世界基本结构的进化。然而，适得其反，物质生产消耗了大量自然资源，只用两百多年的时间就破坏了数亿年形成的地质圈和生命圈，威胁到世界基本结构的完整，也危及到人类自身。人类的力量是令人尊敬，还是令人恐惧？
在物质生产全球化过程中，生产动机是在全球范围追求最高利润。哪里有钱赚，哪里有资源，资本就会跑到那里去。为了争夺资源和赚取利润，个人之间，企业之间和国家之间在世界市场展开激烈竞争。为了在竞争中取胜，私有财产所有权不可侵犯，丛林法则占了上风。市场化把一切都变为商品；人的行为围绕金钱转动。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统治了人的头脑。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性的异化，似乎只有霸占物质财富，才能表示人的存在。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时代，人与人的对立表现为物与物的对立，资本与劳动的对立。[23]资本家利用资本剥削劳动者，工人用劳动创造剩余价值，使资本不断升值。在这个条件下，机器对劳动者造成危害，扭曲了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泰勒制把工人视为生产过程中的工具，资本家关注的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同机器一样的人。劳动不再是人的主观因素，从而泯灭了人的本性。1849年，小说家勃郎特在其作品《雪莉》中反映了机械织布机出现时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新式织布机使以手工纺织业为生的人失去了工作。工人们仇恨这些夺去他们生计的机器，仇恨装备这些机器的厂房，更仇恨拥有这些厂房的工厂主。他们开始砸毁机器，破坏厂房。1932年，在名为《勇敢的新世界》的小说中，书，作者奥尔德斯·赫克利斯描绘了一个机械化生产带来的没有情感的社会，他认为福特公司是这个无情社会的始作俑者。。20世纪30年代，法国上演了一部电影名叫《还我们自由》，影片中描写了流水线生产的状况，残暴冷漠的经理看管身穿囚服的战战兢兢的工人。在这里，机器成为主宰者，而工人却被训练成流水线上的一道道工序。著名戏剧电影演员卓别林在这一时期创作的电影《摩登时代》中也兼容地抨击了机械化的工业流水线生产的弊端，描绘了人成为机器的奴隶的悲惨图景。
为了牟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为了争夺资源，造成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工业革命之后，工业化奠定的物质财富成为帝国主义掠夺殖民地的手段：炮舰轰开亚非拉国家的大门，掠夺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产品。在19世纪40年代之后的一个世纪中，中国成为西方的半殖民地。通商口岸的治外法权出让给20多个国家，关税被外国人控制，领土割让给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等殖民主义国家。工业经济固然是靠技术发展起来的，但技术被用于更多地挖掘和利用自然资源。规模经济是外延性的，人类为争夺资源和市场而大打出手。
20世纪，人类社会出现了激烈冲突，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从1914年到1918年4年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燃遍了欧、亚、非三大洲，前后有33个国家、15亿以上的人口卷入这场疯狂的大屠杀。规模经济生产出大规模杀人武器。科学技术的进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了毒气、烈性炸药、手榴弹、机关枪、飞机、鱼雷、舰艇和坦克等等。相形之下，人的生命更显得脆弱和藐小。现代战争机器对于人类肉体和精神残忍的蔑视与摧毁，化作了在生死临界点徘徊的普通百姓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恐怖与绝望。人类对世界大战的恐怖和憎恨，仅仅维持了不到2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相隔之近，是因为从一战停战的那一刻起，仇恨的种子便已深深埋下。互相敌对的人们便又操起利用现代工业生产的更有效、更先进的新式武器，展开新一轮的大屠杀，一场涉及全球61个国家、世界80％以上的人口的世界大战夺去6000万人的生命。[24]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指出，法西斯是人与技术扭曲关系的产物：“百万人群排列成行，百万人群在工厂中标准化、机械化的结果，不外是纳粹主义以及一切可怕的束缚的产生。”[25]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6]就是这样的行为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矛盾以及人类与地质圈和生命圈的对立，人类在世界结构进化过程中走了弯路。人类按照自己的意志，没能为自己创造出一个美好的世界。
人类面临成功与失败，生存与灭亡的重大抉择。有人对人类前途持悲观态度：人将越来越关心自己而更加自私，人类的处境将变得越加困难，地球将遭到严重破坏，甚至面临毁灭的危险。这种看法与世界结构进化的协同性特征背道而驰。宇宙既然开始了它的进化过程，人类诞生的过程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生命既然使人们走上思维之路，人类必将运用自己的智力，纠正活动方式的偏差，以协同精神参与世界结构的进化过程。[27]
人与地质圈和生命圈共生
在当前的技术水平上，世界结构中的地质圈、生命圈和智力圈都是人类的共同资源（commons）。根据信息理论，在世界结构中，不但包括表征符号意义上的代码（可称作知识代码），也包括生命代码，即基因代码。无论知识代码，还是生命代码，都是为人类造福的共同资源。生命圈由生态系统组成，是由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群落以及无机环境相互作用而构成的一个动态而复杂的功能体系。所有的物种都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生物多样性被定义为“所有来源的活的生物体中变异性，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生态综合体，包括物种内、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28]在生态系统中，不仅各个物种之间相互依赖，彼此制约，而且生物与其周围的各种环境因素也是相互作用的。经过漫长时期进化的多样性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哺育了人类。美国最高法院曾经考虑确定生物多样性的价值问题，设想以价值为基础制定环境保护法律。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是指它为人类服务的价值。[29]生态系统有两个重要功能。第一，维持系统内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平衡，为物种进化创造外部环境，即生命圈的自然状态。第二，为人类提供服务（ecosystem services）。[30]一是供给服务（例如，食物和水）；二是调节服务（例如，调控洪涝、干旱、土地退化和疾病）；三是支持服务（例如，土壤形成和养分循环）；四是文化服务（例如，消遣、精神、宗教以及其他方面的非物质收益）。[31]
由于技术发明，造福于人类的共同资源不断增加。[32]如前所述，如果没有航空技术，天空也不会成为共同资源；如果没有生物技术，基因不会成为人类共同资源；如果没有数字化技术，人类也不会使用共同的符号资源。[33]通过技术获取的共同资源，被称为创造性共同资源（an innovation commons）。[34]但是，技术创新也破坏了世界结构，限制了人与人之间的资源共享。例如，天空的开放，清除了私人对天空的所有权，为人类共享航空技术提供了条件，但飞机消耗燃料，却制造了温室效应，破坏了臭氧层。全球气候平衡机制有利于物种进化，保持了物种的多样性。违背气候平衡的规律，减少了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利益。
人类施展对世界基本结构进化的控制能力，却迷失了方向。由于工业革命，人类滥用了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破坏了地质圈，特别是生命圈。[35]人类的脚步从修理地球开始：把自然形态的土地变为耕地。第二个脚步是挖掘矿产资源；第三个脚步是建设大型基本设施，如改造水资源，修建大型水库。这些肆无忌惮的举动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结构的傲慢态度，破坏了维持世界结构平衡的生态系统。人类利用的生物的种类并不多，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却殃及大部分物种。[36]20世纪后半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变化的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30%的珊瑚礁已经消失，20%已经退化；30%红树林已经消失。许多物种甚至灭绝。由于使用化肥，陆地中的生物性氮化磷的含量增加了2倍至3倍。其中，50%的合成氮肥是1985年之后施用的。据估计，近50年以来，物种灭绝的速度相当于历史平均水平的1000倍。10%-30%的哺乳动物、鸟类和两栖动物面临灭绝的危险。[37]
由于生态系统被破坏，人类从中享受的服务也在不断减少。[38]20世纪后半期，为了满足人类对食物、淡水、木材、纤维和燃料迅速增长的需求，人类改变生态系统的速度和广度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大约60%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24项服务功能中的15项）正在退化或者不能持续利用，这些服务功能包括淡水、捕鱼、空气与水净化，以及对区域和地方气候、自然灾害的调控。[39]
人类从生态系统获益是要付出代价的，最大的代价是全球气候变暖，产生了生态系统调节功能退化的恶果。[40]由于使用化石燃料和无节制地开发土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了32%，其中的70%是1959年之后增加的。在过去的80万年，全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最主要的温室气体）浓度一直在百万分之200 到百万分之300 之间，但仅在过去150 年里，就猛增至约百万分之387。[41]
由于全球变暖，干旱、洪涝及森林火灾等极端事件的发生日益频繁。海平面的上升将导致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以及岛屿国家的数百万计的人无家可归。可能面临饥荒的人将增加1到4亿。没有足够的水资源满足其需求的人数将增加10 到20 亿。23到本世纪末，气温可能比工业化之前的时期升高5°C以上，就已经与上一个冰川期的气温变动幅度一样。上一个冰川期是在数千年间形成的，而现在的气温变化只用了短短一个世纪。气候变化的速度如此之快，将导致50% 以上的物种灭绝。[42]
人类对生命圈的破坏，是错误的活动方式导致的。解铃还须系铃人。维持世界基本结构的平衡，要靠人在智力圈的努力。正如一名中国儿童所说，许多人正在采取措施保护我们的环境。我们只有通过团结合作才能做出成绩。就算是儿童，我们也可以携起手来为保护环境提供帮助，因为我们是新的一代。我们应该珍爱我们自己的自然环境。[43]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4页。
[2]，http://www.hudong.com/wiki/《地球脑的觉醒》#
[3], Robert Pepperell, Posthumans and Extended Experience,2005. http://jetpress.org/volume14/pepperell.pdf
[4]，Stewart, J. E. Evolution's Arrow: The direction of evolution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 ,2000,p16. http://users.tpg.com.au/users/jes999/EvArrow.htm
[6] , ,Charles DeLisi and Kenneth Lewes, The Future of the Human Nature:A Symposium on the Promis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Revolutions in Genomics and Computer Science, 2004.p13 http://www.bu.edu/pardee/files/documents/Conf03-Human-Nature.pdf
[7] ，Heylighen F. T he Global Superorganism: an evolutionary-cybernetic model of the emerging network society, 2007.
[8] ,George Modelski,Globalization as evolutionary Process,20087.in: T. Devezas & W. Thompson (eds.) Globalization as Evolutionary Process. Modeling, Simulating, and Forecasting Global Change,Routledge, London,2008. p12.
[9] ，托马斯 K 麦格劳：《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的创造者》，1997年。
[10]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26页。
[11] ，香港凤凰卫星电视台：克隆的震撼，1996年12月20日。
[12]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26页。
[15] ，Francis Heylighen,Accelerating Socio-Technological Evolution:from ephemeralization and stigmergy to the global brain，2008.
[17] , Jim Chen,Webs of Life: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s a Species of Information Policy,2004. p18.
[18] ，Francis Heylighen，Accelerating Socio-Technological Evolution:from ephemeralization and stigmergy to the global brain，2008.
[19] , T. Devezas & W. Thompson (eds.) Globalization as Evolutionary Process. Modeling, Simulating, and Forecasting Global Change,Routledge, London,2008. P30.
[20] ，Stewart, J. E. Evolution's Arrow: The direction of evolution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2000.p8
[21] ，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8-80页。
[2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7-101页
[24] ,香港凤凰卫星电视台1998年12月20日节目：遗忘的病态。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255页。
[29] , Jim Chen,Webs of Life: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s a Species of Information Policy,2004. P52
[30] ,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2010, p124.
[32] ，Edited by Charlotte Hess and Elinor Ostrom,Understanding Knowledge as a Commons From Theory to Practice，2006. http://mitpress.mit.edu
[33] ，Jim Chen,Webs of Life: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s a Species of Information Policy,2004. p11.
[34] ，Charlotte Hess，Is There Anything New Under the Sun?: A Discussion and Survey of Studies on New Commons and the Internet，2008
[36] , Jim Chen,Webs of Life: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s a Species of Information Policy,2004.,P32, P68,P81-82.
[37] ,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2010, p70
[40]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2010, p70
[41] ,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2010, p70-71.
[43]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