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虎门销烟”到“烟灰缸奖”


 

最近接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邀请,参加一个关于控烟节目的制作,因此看了一些这方面国内外最新的材料。尽管笔者在卫生政策领域内从事了多年的研究工作,知道吸烟对健康的危害性,也了解我国有着世界最庞大的吸烟人口和面临严重的控烟问题,但还是对一些新了解的具体状况感到震惊:

烟草中有4000多种化学物质,已知其中250种是有害物质,50多种化学物质致癌。世界卫生组织1998年将烟草依赖作为一种慢性病列入国际疾病分类,确认烟草是目前人类健康的最大威胁。过去50年中,已有上万项科学研究从不同角度证明,吸烟和被动吸烟是肺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冠心病、脑卒中等多种疾病发生和死亡的重要危险因素。然而,我国2009年的调查发现,吸烟者中只有37%的人了解吸烟会引起冠心病,只有17%的人知道吸烟会引起中风。

我国13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1/4,然而我国有大约3亿烟民,占世界烟民的近1/3。其他国家的人口吸烟率都在下降,而我国却一直处于高位期,持续不降。我国男性人口的吸烟率高达50%以上,男医生的吸烟率竟然也高达45%-55%,而美国只有3%。上海教师的吸烟率为22%,比医生的17%还要高。教师和医生如此高的吸烟率,也许在世界上都不多见,这说明我国控烟的任务有多么艰巨。

全世界每10个死亡者中就有一个与烟草有关,每年因烟草死亡的人口高达5百多万,其中80%都在发展中国家。我国前8位死因占总死亡人口的60%,而吸烟是其中7种疾病的致病危险因素。我国每年吸烟导致的死亡人口超过一百万人,占全部死亡人口的12%,其数量比结核病、艾滋病、交通事故和自杀死亡人口的总数还要高。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1978年改革前,我国的卷烟产量占全球产量不到1/5,2008年卷烟产量和消费量已超过全球卷烟总量的1/3。2008年我国卷烟利税高达4499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7%,比当年政府预算卫生总支出3594亿元要高出25%(政府卫生支出约占全国卫生总费用25%)。

我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实行烟草专卖制度的国家之一,国家烟草专卖局既代表政府管理烟草业,同时也是烟草企业利益的总代表。这种管办合一的身份具有严重的利益冲突,而另一个实行烟草专卖的泰国,已经开始实现管办分离。国际经验证明,通过提高征收烟草税,同时提供烟草售价可以有效的降低烟草消费,然而在我国却难以推行。我国的烟草税率处于国际上很低的水平,而且在调整烟草税的同时并没有同时调整烟草价格,从而无法起到控制消费的作用。在烟盒包装上,我国在国内销售与出口烟上使用了不同的健康警示标志。国内的包装不符合国际《公约》的要求,无法起到应有的警示作用。

 我国的烟草企业仍然在做各种违背规定的市场推销活动,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推销。最为令人吃惊的是,我国目前以烟草冠名的希望小学超过百所,甚至在教学主楼的屋顶上还有中国烟草的广告牌,在操场的墙上有“天才出于勤奋,烟草助你成才”的标语。学校周围的烟草销售摊点众多。北京调查发现,每所中小学周围平均有两个卷烟零售摊位,最多高达5家。调查显示,90%以上的青少年在买烟时从未遭到拒绝。

  我国近代史就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林则徐领导的“虎门销烟”成为我们的民族骄傲。尽管与鸦片和毒品相比,烟草的危害性在短期内不是那么明显,但从长期来看,吸烟对一个国家人民健康的实际危害更为严重。世界卫生组织在2003年通过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我国2005年批准了这个公约,从2006年开始在我国生效。根据《公约》的要求,我国应当从明年2001年1月开始,实现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的全面禁烟。然而,由于我国禁烟工作的实际进展缓慢,在2008年被世界卫生组织授予“烟灰缸奖”。在对控烟能力进行综合评估的百分评分中,我国只得了20分,处于“最弱”的状态。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任何国家的控烟都有一个发展过程,都面临着艰巨的挑战,这与烟草本身在成本和收益上的特点有关。从烟草的收益来看,其经济上的收益巨大,与政府税收、烟草企业的收入、种植烟草农民的收入、人口就业等密切相关。还有非经济的收益,如人情交际、精神刺激等作用。这些收益在短期中立竿见影、非常直接和明显,然而吸烟对于健康的危害则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滞后影响。在吸烟历史较长的国家,烟草流行高峰30年后,吸烟引起的死亡才会达到高峰。这种收益与危害之间作用的时间不对称,对人们心理的影响,对于控烟都增加了难度。此外,吸烟不仅对于吸烟者本人的健康带来危害,而且通过二手被动吸烟对许多非吸烟者带来危害,因此吸烟是一个具有外部影响的公共卫生问题。这些特点都决定了,控烟必需通过政府领导,必须是一个社会行动。

  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近50年来吸烟人口比率有了显著下降。男子吸烟率从1960年的50%以上,下降到最近的20%多。但是,美国各地控烟的进展仍然十分不平衡,例如成人吸烟率低的州为9.3%,而高的州则达到26.5%。目前50个州中,22个州通过了在工作场所和餐馆全面禁烟的立法,而19个州没有立法。美国直到2009年才实行历史性的立法,将对烟草的政府管理权交给联邦食品药品署(FDA)。FDA对于烟草产品的市场营销、产品的指标和公共卫生具有全面的监管权。立法同时也赋予州和地方具有比FDA更为严厉的控制权,例如对于烟草广告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具有约束和禁止的权利。

  国际经验已经证明了有效控烟的各种方法,关键在于行动。从国家层面上讲,首先理顺政府管理体制是有效控烟的关键。我们可以参考美国经验,将烟草管制权从目前的国家烟草专卖局转给食品药品管理局(中国FDA),从而消除利益冲突的问题。其次是落实控烟的经费问题,应当从国家征收的烟草税中提取充分的控烟经费,用于建立戒烟治疗、宣传教育抵制吸烟。控烟立法也是必不可少的国家行动依据和手段,最后是建立监控吸烟的信息统计系统。从影响个人行为的层面上讲,需要大力宣传吸烟对于健康的危害性;严格控制和禁止某些烟草广告,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广告;提高烟草消费的价格,从经济上增加烟草消费的成本。

  从积极的方面看,我国已经参加了控烟的国际公约,从而承担了相应的国际义务和压力。国家在疾病预防中心(CDC)建立了控烟的机构,并且每年发布全国控烟情况的报告。卫生部已经决定从明年开始在所有医疗机构禁止吸烟。控烟必需是一个社会行动,我们需要首先改变医生和教师的行为,才能够对整个社会起到一个积极的引导作用。解放60年来,我们已经彻底改变了曾经的“东亚病夫”状况。同样为了人民的健康,我们必须在控烟行动上赶上世界发展的趋势,早日抛弃“烟灰缸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