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书店转转，就感觉到目前中国的翻译和出版界很是活跃，一些世界名著被几代人一再翻译，一再出版，像是部队首长拿著名案例教学，现场操练新兵的练兵场。

　　但也有少数的例外，比如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其主要名著，自从有了傅雷在上个世纪５０年代的经典翻译，就再也没有人敢涉及这个领域。这如同森林之王用尿液圈地，警告各类畜生不得擅自闯入。建国这么多年，我们的翻译界也应该呼唤大手笔，需要多出铁板钉钉子，高品质，定型的文学名著译本。

　　中国女作家池莉，很少就创作发表看法，但她有一篇写足球的随笔，正好可以代表她对文学的见解。大意就是说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像一场著名的球赛，它的结果已经出来，就放那里，根本不用废话。我重读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就有这个感觉。这个１９６３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译本，我多次阅读都没有读完，可能是因为作家写作风格的繁复，还让读者随时遭遇排比的海洋。这次静心阅读，感觉出奇的好，翻译严谨，传神，几乎都是毋庸质疑的原创风格。

　　《包法利夫人》分三部，翻译成汉语，连同大量的评注才２８万字；《高老头》虽然分成六部分，翻译成汉语，却只有１７万多字－－１９世纪的法国小说，一直在不断给俄罗斯作家的长篇巨制，比如托尔斯泰的八部体减肥，消肿，最后要规范，定型到一定的尺度。到了２０世纪，纳博科夫还要把法国作家斯汤达的前言，英国女作家奥斯汀均衡，简洁的章节形式发扬光大，来结构他那些著名的传奇题材，严肃作品。

　　１９６６年，红卫兵对右派，特务，走资派的批斗开始了。这一年，巴尔扎克在中国的代理人傅雷及夫人选择了自杀。这是上海方面的文化状况，而在北京，老舍也作出了同样的选择。这可能暗示了爱国的海归派作家，翻译家们共同的命运。

　　公寓房东，寡妇伏盖太太－－憔悴而多肉的脸，一个鹦鹉嘴般的鼻子，滚圆的小手；不乐意招留穷学生，因为他们面包吃地太多。

　　外省大学生－－懂得父母的期望，把学科迎合社会未来的动向，以便捷足先登，榨取社会。

　　被财富遗弃的文弱少女－－她只缺少教女人返老还童的东西，衣衫和情书。

　　高老头－－退休面条商，以克扣自己为代价，不断供养两个女儿满足虚荣与奢华的父亲，人间现身的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