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监督的困境

监督是一个尴尬的词语，本身便消解了媒介在中国当代信息传播中的专业性和职业特征，将行政化的色彩附之于媒介之上，因此媒介在实施监督功能的时候，便不得不与现行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行博弈。中央的媒介到地方进行监督，地方的媒介到异地监督，其实质便是体制权力与行政隶属关系所形成的直接后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提倡的是舆论监督，比较令人困惑的是：监督的是谁的舆论？舆论又监督的是谁？进入21世纪，新媒体成为中央政府监督地方政府的工具之一，传统媒介的力量在商业化和体制灌输中，滋生出多元化的形态。

一方面是政府信息公开没有相应的制度约束和法制惩治，信息公开的内容流于形式，另一方面是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变得越发紧密，监督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

温家宝2010年8月27日提出：　要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直接监督政府的权利。支持新闻媒体对违法或者不当行政行为进行曝光。要正确对待和认真做好行政应诉工作。严格行政问责制度，督促和约束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履行职责。

其目的是希望借助媒介监督和社会监督，促进政治体制的变革与政府转型，但是媒介自身的行政化色彩和非职业化特征，社会大众自身的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证等诸多因素，都使得这种监督常常在现实中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