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阿忆

　　在中国先人那里，“宇宙”不只是太空，“世界”不只是全球。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是无限空间，“宙”是无限时间，合在一起，才是“宇宙”。“世”是同居一时，“界”是各处一隅，“世”是有限时间，三十年为一世，“界”是有限空间，人人不同，却彼此相邻，有限时空合起来，便是“世界”。可以推想，古代中国人说起这些词汇，头脑中一定充溢着更大的敬畏。
　　同样，古代国人说的“城市”，是“居住之城”和“交易之市”，两者缺一不可，却又不能混淆一处。这很像欧美，人居之所，必有城有市，但城和市是分开的，打一瓶酱油要跑得老远。中国今人既不真的研习西方，也不记得祖国先贤的城管思想，处处城市混杂，每个小区有好几个酱油铺子，方便而嘈杂。最要命的是，原本是“城市长”，只叫做“市长”，仿佛只管贸易，不问人居。
　　汉语近一个世纪的这种巨变，使我们在分析前辈的世界观时，总是推己及人，用今天流行的日趋简单化的现代词义，解析前辈的言行。
　　比如“革命”。在德国《莱茵报》主编马克思博士那里，革命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因为财富不均，阶级分化加剧，引发政经危机，进而引爆革命，而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这便是中国今人心中的革命。然而，在中国古代，“革命”是另一个意思。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商汤王伐夏桀，周武王伐商纣，王朝更替，天子易姓，专称为“革命”。
　　正是这个原因，晚清革命前驱曾经羞于承认自己是革命家。同样是这个原因，在民国革命家的内心深处，革命不光是为了缔造共和，同时也为了做明君，民主共和和帝制名君就这样模糊了界线。
　　1895年，29岁的兴中会秘书孙文，暴动失败后，逃亡日本。在翻看神户报纸时，他惊讶地发现，日本记者说，“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孙文告诉陈少白，说这意思很好，以前只以为想做皇帝才叫“革命”，自己只算是“造反”，以后，咱们干脆叫“革命党”吧！
　　实际上，第一次使用“革命”的现代语义，是香港《循环日报》创始人王韬，他于5年前撰写《法国志略》，其中“法国革命”并非说革命者要做新法皇，它是旧词新意，含义取自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和冈本监辅的《万国史志》。此时，日本学者已在汉语中找出“革命”，对应法语中的“Révolution”。在他们看来，两者意思相近。殊不知，清朝国人看到“革命”，骨子里想到的是取代清帝。这就像年轻人喊“万岁”，想到的是“祝福”，而旧世界过来的人，却会想到“皇帝”。
　　1914年，48岁的孙文再次流亡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谁要想入党，“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这位大革命家，理智上，苦心求索共和，习惯上，却是党内皇帝，凡有意见不同，便做排挤，甚至暗杀，黄兴和宋教仁与其政见不合，其死一直是谜团。
　　语言，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接受它的人便成为它的奴隶。在20世纪早期革命家的意识中，共和信念与明君思想始终交织着。在他们的字典里，革命，依然是“汤武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