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落归根 根在何处？
——读陈应松的《夜深沉》
王 迅
新世纪的中国小说创作，相对于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小说，甚至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在叙事艺术上无疑显得更加圆熟，更加切近于小说这种文体的本质。考虑到受众的阅读期待，文学不再是精英主义圈子内的孤芳自赏，而是以关注民生为己任，以揭示时代的痛点为旨趣。这种审美视点的转向，使文学的胸襟在现实题材的不断拓展中变得更为博大，更具包容力了。文学叙事固然还是讲究形式方面的创新，但不再以纯形式的实验为时尚，回到人物，回归故事逐渐成为叙事的主流。从文学流变的过程看，文学在形式上吸收西方元素达到饱和，甚或极至之后，当代作家在叙事艺术本体论上开始了新一轮的反思。无论如何，这种回归与反思，在文学生态自我更新的意义上，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健康发展和渐趋成熟的重要表征。但是，只要细加考量当前的小说创作，我们还是可以很容易看出问题的所在。在叙事上，同一题材的作品呈现出千人一面的单调，很少作品能在读者的内心留下烙痕。写作的难度，在很多作家笔下，降到如何编好一个故事的层次。当然我并不反对讲故事，写小说从根本上说就是讲故事。回溯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小说我们看到，马原的“叙述圈套”也好，孙甘露的“语言游戏”也罢，文学试图摆脱意识形态干扰回到文学本身，同时，极端的形式舞蹈和远离尘嚣的乌托邦冲动却销蚀了读者对文学的热情，形成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严重失衡的文学生态。所以，小说不能以形式创新为借口而不讲故事，但写小说又不仅仅是讲故事，最重要的是，还要看你如何讲故事，你的故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打动读者，征服读者。基于这一点，作家必须深入生活，了解现实的真实情状，以考古学家的求证精神，通过各种方式去接近事物的本质，弄清事件的来龙去脉。这种写作前的艺术储备，在我看来，对现实主义作家来说是“必修课”，而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家来讲也是必须遵守的文学纪律。
写农民工的小说在当前文坛多如牛毛，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现实变革更是成为文学叙事关注的焦点。但从主题上看，这类小说更多的是从社会、政治、经济的层面着眼，反映时代特征与社会矛盾，而缺少对城乡文化视阈中人类生存境遇的本质性观照。如果从这个角度进入陈应松的中篇小说《夜深沉》（《人民文学》2010年第4期），我们会发现这是一篇颇有锋芒而又意味深长的小说。作家以牟利的第三只眼洞穿时代，揭示了社会变革过程中人世的变迁与人心的顿悟，进而对人类的生存本相作出了颇具前瞻性的思考。这篇小说写农民工，但显然并非“底层叙事”的一路，作家的审美敏感区不在苦难的书写上，他既没有写乡村如何贫困，如何凋敝，也没有写农民在城市谋生的各种生活遭遇和情感困惑，而是相反，作家把审美眼光投向了农民工的生命归宿问题。小说以打工者隗三户“衣锦还乡”开启叙事，表现了男主人公经历一场大病之后，思乡之切而又无法在真正意义上回归故里的尴尬、困顿与悲哀。隗三户在外谋生摸爬滚打近十年，尽管现在生活宽余了不少，甚至在广州买了房买了车，但一场大病下来，也使他花去了不少积蓄。更重要的是，这件事让他意识到生命的脆弱、世态的炎凉与都市的冷漠。于是，他决定回家乡一趟，去找寻那久违的土地的气息，重温那乡间的旧梦。一天晚上，终于，隗三户开着本田回到阔别十年的故土。不曾让他想到的是，就在这个深夜，在家乡的土地上，他碰到了偷牛贼。这个时候，他义无返顾地维护了家乡的利益，开着车把牛牵到镇上的旅馆，等待失主前去认领。第二天在牛的失主武伯的“三三”的叫唤声中，隗三户对故乡的记忆被彻底唤醒了。乳名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激活了人物的文化神经和想象空间，使那被都市红尘与喧嚣淹没的生命慢慢焕发出光彩。然而，当隗三户准备真正回归故土，扎根家乡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自己对故乡来说不过是局外人。小说中写道，“隗三户终于回来了，回来却如走在异乡，没有一点儿回家的感觉。”[1]走在故乡的土地上，隗三户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获得生命的温暖与灵魂的慰籍，而是充满了茫然和空虚，成了一个十足的“孤魂野鬼”。不过，这种失落感，一定程度上在于隗三户在这片土地上已没有亲人、房子和承包地。表面看来的这些外在因素，却是生存于此所必备的物质条件。如今，隗三户如一片孤独的落叶，悬浮于半空，既无法融入城市，在乡村也失去退路。叶落归根，根在何处？这是陈应松在这个小说中追问的命题。显然，这是一个极富终极意味的命题，它直接指向人的生存处境，指向人类生命的归宿问题。由此看来，陈应松的叙事逼近人本，直抵人类生存中无法回避的终极价值话题，表达了作者深切的人文关怀意识，同时，这种追问也提升了小说思考的深度与高度，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小说的可阐释空间。
我们不禁要问，主人公在什么时候丢失了故乡？故乡是怎样丢失的？普鲁斯特有句名言：真正的天堂是失去的天堂。那么，我们似乎也可以这样认为，真正的故乡是失去的故乡，这也正是陈应松在这个小说中思考的问题。在评价普鲁斯特的这句话时，萨义德曾这样说，“有家乡存在，有对它的爱以及真正的归宿感，才会有流亡；关于流亡的普通真理是，不是你失去了爱或家，而是这两者天生具有意料之外和不受欢迎的失落感。”[2]在《夜深沉》中，应该说，在记忆中隗三户是有故乡的。在他的想象中，故乡是实实在在的：有树，有土地，有胞衣屋场，有土地、有庄稼、有清新的空气……但很显然，那个故乡——武家渊——已经不再属于他，故乡的一切，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想象中的存在。而回到现实中的故乡，他不但不能要回田地（当然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根本），反而成了“不受欢迎”的异乡人。由于种种利益关系，大雨书记不欢迎他似乎是在情里之中的，但在镇上任职的同学夏圣水对他的归来似乎也不太热情。在主人公看来，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隗三户的故乡在哪里？面对这样的追问，他注定要陷入一种精神的“流亡”。当然，我们不能把故乡的失去，仅仅归结于隗三户在武家渊没有了亲人，没有了房子，没有了承包地等等。而是应该看到，现在的武家渊，已非彼时的武家渊。村支书武大雨以建设新农村为名，借助公共资源大力发展自己的私人生态农庄。他的养猪业规模越来越大，生意越来越红火。其中的原因，咋看起来似乎在于武大雨对土地的大量收买和圈并，但从根本上说，当初收买抛荒地的果断决定，还是要归功于他有着敏锐的政治嗅觉，他能在与人交谈的不经意间捕捉到国家政策的走向。某种意义上是政策的“活学活用”，成就了他“养猪大王”的英明。在表面上武家渊在武大雨的带领下成了“全省生态养猪第一村”，但透过隗三户的眼睛，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生态农庄不仅给武大雨带来暴利，使武家渊呈现出表面的繁荣。然而，生态农庄的不断壮大却是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由于祠料的“特殊配方”，养出的猪像“组装的鬼”。农庄周围处处飘散着“地狱的气味”，小说中这样写道：“那条我走时还能钓鱼的沟里，全部塞满了猪粪，快与路平齐，臭水不荡漾，在泛滥。”[3]关于民生问题，小说中虽然没有明确写到村民的具体生活状态，但作者以偷牛事件隐喻了繁荣背后坚硬的生存现实。值得注意的是，面对这样的现实，作家没有凭空编织曲折离奇的故事取悦读者，而是在对农村现状的充分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为我们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推论。从很多细节看，作者不仅在宏观上对农村的现实，对国家的土地政策和税收政策相当熟悉，而对养猪的各个环节也是了如指掌，对农作物的时令以及整个耕种流程更是如数家珍。如果没有作家对国家土地政策变化的深入了解，小说显然难以让我们置信隗三户为什么会失去田地，又是如何失去田地的。在对农村环境的叙述中，小说不仅呈现了乡村丰沛的物象，还对农事及其时令作出了精细的描绘。比如，作家这样描述棉花的生长流程：“三月的种，四月的苗，五月的蕾，六月的花，七月桃，八月炸。”就我的阅读范围来看，在当下中国小说的叙事中，这种对事件的无微不至的考察与探究并不多见。如何适度地征用并整合这些看似不很重要的叙事资源，进行艺术加工从而独立地表达自己的思考，对小说家而言，并非不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课题。这是写作的第一步，是写作前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一个作家，如若没有对事件要素的透彻了解，没有对人情世故的通透练达，没有对世界真相的深刻洞察，写出的作品很难说是符合现实逻辑的，也很难说他的表达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合法性。说陈应松是现实主义作家，应该不会有人反对。但说他是一个“斤斤计较”的现实主义作家，也许有人会不知所云。在写作的层面上，在对事件真相追踪考察的意义上，老实说，陈应松就是这样的作家。在他看来，作家应是世界真相的知情者。[4]他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对现实的本质深入探究的基础之上的，每件事情成立的条件，他都要苦心求证，使他的叙事在逻辑上显得无懈可击。我认为，这种严谨的写作姿态与“较真”的叙事追求，正是陈应松小说震撼人心的重要原因。
最后要指出的是，在当前小说创作中，作家在认知事物和分辨世象的能力方面的表现，也是无法让人感到欣慰的。这主要表现在，很多作家思想的触觉不是很敏锐，他们的思维在作品数量的追求中慢慢变得钝化，甚至是僵化。即使某些作家发现了社会现实的某种真相，也没有能力显示出更大的气度，更没有直击现实问题的勇气。正如卡尔维诺所言，这样的小说“丧失认知能力和直接性，变成某种自动性，往往把一切的表达都简化为最通用、划一和抽象的陈套，把意义稀释，把表达力的棱角抹去，把文字与新环境碰撞所引发的火花灭掉。[5]”在我看来，“表达的简化”、“意义的稀释”、“棱角的抹去”，也是当前小说创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可以说，作家认知能力的高低，他的思想有无“棱角”，一方面在于作家与环境如何碰撞，能不能碰撞，敢不敢碰撞。另一方面也直接关系到作家与世界如何建立联系，建立怎样的联系，以及由这种联系所决定的叙事走向。在这个意义上，陈应松的叙事直击人类生存困境的要害与实质，其表现出的面对现实问题的勇气和胆魄，确实是令人敬佩的。这种现实主义精神，表现在《夜深沉》的叙事中，是对农村现实的尖锐拷问，而这种拷问又直接关涉到乡村基层干部的作为，关涉到农业现代化进程所衍生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既沉重，又无不令人焦虑。而这种深邃的思考，是在黑夜中进行的，是“文字与新环境碰撞所引发的火花”，犹如流星划破夜空的一瞬，显得异常醒目。
【注释】
[1][3]陈应松，《夜深沉》，载《人民文学》2010年第4期。
[2]迈克尔·伍德，载《沉默之子——论当代小说》，顾均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238.
[4]王迅，《为何写作，如何写作》，载《广西文学》2009年第11期。
[5]卡尔维诺，载《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黄灿然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5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