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呈继续扩大趋势始作俑者：国企？
近几日关于我国分配为难题的专家解读比较多，其中有两篇值得大家认真学习。
其中一篇是中国新闻网昨天的报道：《发改委专家：我国收入差距呈继续扩大趋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研究员6日在此间提醒说，早在2004年，中国全国总体基尼系数就已经达到0.44，这之后，中国收入差距呈继续扩大趋势。
在分析原因的时候他说：“中国收入差距过大主要是由于初次分配过程中收入分配秩序紊乱造成，其根源在于政府过多涉入到初次分配过程之中，所以重点要转变政府职能、缩小政府规模，使政府从初次分配过程中退出。”
他还说：“尽管政府行政权力是导致收入分配秩序紊乱的根源，但作为政府附庸的国有企业才是扰乱收入分配秩序的始作俑者。因此，关键要斩断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联系。凡是与公共利益无关的国有企业，国家逐渐减少持股比例，最终成为由社会资本控制以营利为目标的现代化企业。对于涉及到公共利益的国有企业，政府要直接经营。”
于是政府附庸的国有企业才是扰乱收入分配秩序的始作俑者。
另一篇是经济学家茅于轼发表在8月6日《新京报》的文章：《要科学地认识收入差距》。茅于轼又一次为大家深入解读他的“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他说：“如果问我对收入差距的看法，我认为现在的差距过大。所以我主张向富人多征税，帮助穷人提高收入，踏踏实实为穷人做事。”
基尼系数是客观反映贫富差距的数据，发改委杨永琦的这篇文章只是说：“早在2004年，中国全国总体基尼系数就已经达到0.44”，至于现在究竟是多少就不再说了——究竟是不好说，还是不能说，就不得而知。
茅于轼说：“不应该故意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但是反过来也是对的———‘不应该故意扩大收入分配的差距’。”
如果对分配差距究竟有多大不能有一个确切的定量数据，我想这些专家说话也都是无的放矢。
“国有企业才是扰乱收入分配秩序的始作俑者。”这个发言雷人，更雷人的说法是“其根源在于政府过多涉入到初次分配过程之中”。
政府到底该不该涉入到初次分配过程？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是有法律根据的，现在是过多了还是过少的“涉入”？
政府不公布基尼系数本身就是不愿意过多“涉入”初次分配的问题。
现在把分配问题提到一个很高的位置进行讨论就是因为“我国劳动报酬占比连续22年下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劳动报酬占比下降导致收入差距拉大，是由分配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政府应当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个人工资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依照《劳动法》职工最低工资是政府保障职工收入的法令。在《劳动法》实施的初期还有3个省市的最低工资达到职工平均工资的40%，而现在没有一个省市自治区的最低工资标准能达到40%，基本降到平均工资的30%左右。例如，最近上海的最低工资已经调到每月1120元，但与2009年度上海市职工月平均工资3566元相比，只占31%。
国有企业的工资差距加大的原因是让大量40、50职工下岗，另外增加了大量的非体制内职工——派遣工，于是很难做到同工同酬，而本企业职工领导层工资又远远高于一线职工，这显然就是政府放任的结果。
茅于轼说：“主张向富人多征税，帮助穷人提高收入，踏踏实实为穷人做事。”
这是二次分配中的问题，多向富人征税，转移支付解决分配公平问题不是没有道理，但前面所说的问题深刻反映分配差距的扩大主要是由初次分配引起的。因此尽管向富人多征税，但对富人仍然是有利的，反而是不利于缩小差距的扩大。
因此倒不如说茅于轼是踏踏实实为富人说话，更踏踏实实为富人办事。
因此倒不如说政府中的官员、专家是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始作俑者。如果“使政府从初次分配过程中退出”，穷人的工资收入保障及更没有指望了，基尼系数会更大，如是而已。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