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多年过去了，这种“恨人有、笑人无”的心态却始终没有完全隐去，并没有在物质逐渐富饶和日渐发达的经济社会中得到根本化解，而成为了当今“小市民”心态的一种表现。“恨人有，笑人无”关乎国人的文化心理。中国文化中负面东西在作祟，使一些人因袭了太多沉重的旧传统的思想负担。以孔孟为宗的中国古代伦理体系，为维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一直重君权而轻人权。故中国台湾著名学者柏杨认为中国文化“造成一个不平等的观念，一直没有守法治的观念”；“因为中国人没有平等，自卑、自傲永远在那里徘徊……老是无法平衡，不能成立一个平等的世界。法律天平上，他没办法站稳，稍微有点权，稍微有点钱，就骄傲得不得了。等到垮台了之后，他就像丧家狗一样，自卑得不得了”；“又有些人，从贫穷出身，但一旦当权之后……反而认为穷人是懒惰、活该”。而在西方国家，哪怕一个公共厕所门口收钱的看门人，都觉得自己和某些达官贵人是平等的；但是在中国某些人那里，却会有截然不同的观点。

    所以，缺乏“平等观念”是国人的非常“缺陷”和软肋，使之不可能“胸襟开阔，自尊尊人”，“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再加上“‘钱’和‘权’一直是中国人奋斗的最高指标”（柏杨语），揉合起来，必然是“恨人有、笑人无”。在表现形态上似乎是对立的两端，究其思想根源来说，缺的都是一种平等相待、理解别人、尊重别人、取人之长的平和、客观的心态。由于对等级看得重，面对富的，就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了，就会“心理不平衡”、不舒服，从而嫉妒、痛恨；面对穷的，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了，就会轻飘飘的，从而去轻视、作践人家。还有一种“嫌贫爱富”，也与上述文化心理如出一辙。“恨人有，笑人无”这种心态有消极作用，会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发展，甚至是稳定。“恨人有”，演变成见“富”眼睛红、牙根痒的“仇富心理”；还有像鲁迅先生所说：“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的”。其表现为“小儿科”的，就是在小区里偷偷把别人的私家车刮伤或划伤等；走向极致的，就是在马路上“碰瓷”，甚而偷盗、绑架、勒索。其心里想的是“不拿白不拿”、“不要白不要”。“笑人无”，严重些就会“笑贫不笑娼”，就不可能有“扶贫济困”的社会救助事业和慈善关爱等义举。　　现代社会，特别是中国，我们应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尊重所有人包括草根民众的生存权利和人格尊严。不管是大街上维持交通的，还是停车场看车的，扛水泥的、陪护病人的、送快递的，等等，都是“众生平等”。对“富”与“贫”均应具体分析和看待。对勤劳和正当、合法致富的，要学其所长；对不如自己的，应同情、帮助或加以引导。

 当然，传统习惯势力根深蒂固。鲁迅、柏杨先生都认识到了中国旧文化、旧传统的深厚和顽固性，前者对其称之为“染缸”、后者对其称之为“酱缸”。鲁迅还说：“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但我们今日之社会的zz和经济制度毕竟发生了深刻变化。如果说在旧社会还存在阶级矛盾带来的隔阂与冲突，如所谓旧上海的“上等人”（包括洋人和“高等华人”）、“下等人”之间的区别；那么在阶级对立基本消除的新社会，人与人就更不应以是否“有钱”和“有权”来分高下。这就为社会公众摆脱旧的文化传统创造了良好的前提和基础。

　　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当下的“恨人有，笑人无”，也有着今天社会的一种诱因和催生剂，是一定程度上对某些问题的扭曲反映。诸如贫富差距的拉大、分配中存在的不公；所谓“黑、灰、恶、暴、假、劣、奸、诈、赖”等九类非法暴富；个别“富二代”的横行、一些炫富行为；以及对“致富光荣”的片面宣传。故只有健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完善国民分配办法，推行社会公平、正义；无论对富人、穷者，都应以道德去教育、用法律去监督，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文化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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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先生说过：“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而且他也说：“幸而谁也不敢十分决定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古人也有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逐步形成了一种伟大的精神和时代品格。我们相信，“恨人有，笑人无”一类心理，只不过是江河中非主流的积淀泛起和一堆泡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