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建围墙、安街门、设岗亭，人员和车辆持证出入，大兴区正在探索的社区化管理经验将在全市推广。11日召开的“全市村庄社区化管理工作推进会”上明确部署，今年年内，城乡接合部地区实行社区化管理的村庄要力争达到50%以上；明年，所有城乡接合部地区村庄及有条件的农村地区都实现社区化管理。（据2010年8月13日《新京报》）

     这个世界无时不刻都处在矛盾的包围之中。在“三农”问题中，农民问题的最终解决，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为此，政府千方百计地鼓励社会流动，召开广大农民走出家门，引导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入城市务工。然而，巨大的城市流动人口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了一系列难题，比如城乡结合部的社会管理难度就非常大，警情居高不下，成了各级政府部门的头痛事。

     为破解城乡接合部出租房不规范、流动人口聚集的现象，今年4月，大兴区在北京率先探索实施了村庄社区化管理模式，该模式被称之为“封村”，这无疑是一个硬性的解决方案。据报道，大兴区通过实施治安防范常态化、矛盾调处及时化、房屋出租规范化、村民管理自治化等有效手段，村庄管理水平提高、环境改善、治安秩序好转、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大幅提高。截至6月底，首批先行试点的16个村庄110警情和刑事发案同比分别下降46.7%和73.1%。群众对治安状况的满意率达88.5%，生活环境满意率达95.5%。

     尽管“封村”举措已在局部村庄取得了“骄人”成绩，但各个村庄建围墙、安街门、设岗亭，仍然还是不可以搞。试想，全国667个城市都效仿北京“堵”的做法，势必会酿成很大的社会问题。就在北京对“封村”做法和成就普遍叫好且着手全面推广之时，北京市政协委员、北大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给“封村”招法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他指出，大兴区农村的流动人口较少，“封村”尚能实施，但在海淀、朝阳和丰台这种人口倒挂现象严重的地区，“封村”很难实施，且跟北京现在提出的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也是不符合的。

     “封村”危害社会和谐稳定。人员之所以要在社会流动，目的是为了最终能够找到能够充分发挥自己能力的平台，也使社会结构变得更加趋向合理，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而北京“封村”的做法，显然带有城乡歧视的色彩。如果各个村庄建围墙、安街门、设岗亭，人员和车辆一律持证出入，对进城务工人员采取歧视性政策，粗暴地将流动人口堵截在村庄门外，甚至是逼回丧失耕地的农村老家，自然会使其产生逆反心理，激化社会矛盾，危害和谐稳定。最终结果可能是安宁了村庄，搅乱了县市。

     “封村”阻碍城乡一体化建设。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确保商品流通，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必须以城乡一体化为基础。事实上，我国目前在正兴起的新一轮从农村到城市的就业大转移，既是加快城乡结构调整步伐的需要，更是发展经济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而“封村”举措与城乡一体化目标背道而驰。据测算，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新增加的城市人口大约为1500万。人为地将流动人口堵截在门外，当然也会阻碍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目标的进程，最终还是损人不利己，还是不干为好。

     需求决定市场，市场决定着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选择方向。犹如候鸟冬去春来一样，在人员流动中，一个人要去往何地，不去何地，这种选择往往是由市场决定的，是否适合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才是最为首要的基本标准。出于生产和生活成本低廉的考虑，城乡结合部聚焦了大量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也吸引了众多的流动人口，甚至形成了流动人口自身的产业链。因此，专家早有建议，用产业调整的方法来疏导人口流向，由市场决定岗位，让流动人口自己决定去往何处，这比“封村”这种简单堵截方法不知要高明多少倍。对于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还是要用市场经济的方法来解决，政府调控手段不能越界，也别干“大哥背弟媳妇过河——费力不讨好”之类的蠢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