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国，水乃国运所系；于人，水为至德（《道德经》）。可见，水对于人类生存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古人早有先知。一则“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传承了多少年，乃至为千百万人烂熟于心。在以农业为主的农耕经济时代，水自然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进入工业时代和新经济时代，水的影响力非但没有削弱，反而越显重要。这是因为，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依然来源于用水灌溉的土地，工业及城市建设也需要大量用水。至于迅猛增长的人口，对水的需求更是日甚一日。然而，人们在使用水资源时的错误以及不正确的操作，导致了水的严重污染，以至科学家们连连惊呼：水污染问题已成世界性的灾难。

　　在我国，水污染情况也是触目惊心：全国七大水系（辽河、海河、淮河、黄河、松花江、珠江、长江）中42%的水质超过3类标准（不能作为饮用水源），全国36%的城市河段为劣5类水质，已丧失使用功能。大型淡水湖泊（水库）和城市湖泊水质普遍较差，75%以上的湖泊富营养化加剧。

　　应当说，我国政府对水污染问题是相当重视的。从2001年至2007年，国家在“三河三湖”水污染治理上共投入910亿元财政性资金及银行贷款，对涉及8201个项目进行了水污染防治工作。各大中小城市在水污染治理上也是不遗余力，上海就曾投入31.4亿元对苏州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综合性治理。

　　如此说来，水污染治理应该可见到卓著的成效了吧！可事实是，我国不少地方在投入巨资、历经6年时间的治理后，水污染防治虽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整体水质依然较差。比如说吧，淮河、辽河依然中度污染，海河49.2%的断面水质依然劣五类，巢湖平均水质依然五类，太湖、滇池平均水质依然劣五类。这些数字或许太过专业，那么我们何妨来看看一些水污染的具体事例：2009年10月28日，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张立军在辽宁省沈阳市召开的全国饮用水源地保护工作会上透露，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基本项目和补充项目29项指标、《地下水质量标准》23项指标进行单因子评价，全国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近五分之一不达标，超标水源影响9000多万人口；2009年11月11日，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发布《2009年珠三角地区环境状况公众评价调查报告》，说是在珠三角九个城市的受访者中，有近四分之一的人居然不敢喝城市自来水。

　　“老百姓不敢喝自来水了！”这样的认知让笔者忽然想起某部科幻片中的场景：由于环境污染，人们外出只能佩戴防毒面具，室内要配备提供新鲜空气的呼吸机，喝水只能是太空水。笔者曾以为这是科学狂人的幻想，殊不料，原来在若干年后，事实给我们补上了这么生动的一课！它告诉我们，没有不可能，只要你有足够的破坏力。

　　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埋头创造经济财富，经济发达的结果却是让老百姓丧失了最起码的“喝水权”，这算不算是21世纪的冷笑话呢？在政府投入了大量财力、物力、人力后仍然无法改善我们赖以生存的水源时，难道还不该引起相关人士的深刻反思吗？

　　这些年来我国有些地方的经济快速增长，实际上是以付出巨大环境污染为代价换来的。因此，当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时，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就无情地显现出来了。经济建设发展初期，项目建设的产业政策符合率偏低，没有科学地运用环境影响评价去引导经济建设项目，没有很好地运用环境影响评价去约束经济建设项目，造成了一些地方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不惜牺牲一个地方的环境为代价，掠夺式地发掘地方资源。只要能够增加经济总量，他们不管符合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也不经环境影响评估，擅自开工建设，哪怕生存一年也要违规建设生产。究其根源，是因为这些偏好经济增长的人士难以摈弃“先污染后治理”、“先上车后买票”的恶性循环，环境管理举步维艰。

　　这恐怕也是千亿元投资治不好“三河三湖”水污染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边污染边治理”，这怎么可能获得收效？如是，倘若不将这些重点污染源清除，花再多的钱也只能是扔在水里，至多打个水漂而已。

　　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性不仅仅是治理环境的需要，也是保障经济可发展持续发展的需要。面对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量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粗放式经营迈向新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加快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才能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力量。

　　算大账，利长远。以理性的态度对待环境治理，以正确的手段清理污染源。产业结构调整不是应付危机的权宜之计，它是经济长远发展的坚固基石。注重新能源的利用、水资源的保护，还人类一个适宜的空气、纯净的水质，为子孙后代留一片蓝天绿水，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本文出自《国际市场》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