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卫疆在整理刚刚过世的父亲的遗物时，突然发现了一张在父亲珍爱的旧樟木箱夹层里秘藏的房契。那犹如出土文物一般的泛黄的纸张上标明：徐根土在位于江南水乡的岫泾镇拥有500平方米房产。
    卫疆的父亲徐年欣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支边青年，卫疆估摸着这徐根土应该是自己的爷爷了。卫疆上网一查，岫泾镇已经被当地政府开发成水乡旅游特色古镇，据说那里的房价起点就在每平米万元以上，还听说那里的宅子越老越值钱。
    卫疆已进入不惑之年，农垦二代的背景加之拖家带口使他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现在一下子冒出一注房屋遗产，而且还是大几百万元的意外之财，谁说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卫疆真正感觉喜从天降。
    带着那份原始的房产凭证，卫疆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他平生第一次踏上的祖籍所在地。按图索骥，卫疆很快就找到了老宅。可是，老宅已经被一名叫做汪海东的买下并办理了两证齐全。汪海东出示过房产证、土地证后，还主动邀请卫疆参观他整修翻新过的宅院，这宅子已经被汪应时应景地改造成民俗风情博物馆。汪说：“现在这个宅院，怎么也得有个五千万到一个亿的身价了！”
    是谁动了我家老宅？徐卫疆委托律师查询，得知是原岫泾镇供销合作社于2000年以五千元的价格卖给汪海东的。供销合作社咋就有这个权利和胆量擅自处分我家的似有财产呢？卫疆在律师陪同下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原岫泾镇供销合作社留守处，所谓的留守处，其实也只是借寄在镇政府信访办还有一名供销社的留守人员在象征性地接访历史遗留问题。
    徐卫疆的爷爷徐根土和奶奶徐毛氏解放初期守着老宅开了一爿杂货店，二老膝下有年高和年欣两个儿子，由于当时镇上的商店寥寥无几，徐家生意不错、日子过得也还殷实。到了年高和年欣长成小伙子的时候，正赶上合作化运动，徐家的店铺即将并入集体所有制的岫泾镇供销合作社。二老审时度势，一方面安排长子年高进城务工成为国企湖光玩具厂职工，另一方面支持次子年欣报名支边。因为担心自家房子也被充公，徐根土就特意将房契隐匿在年欣奔赴大西北时携带的行李箱夹层中以防不测，至于年欣是否知晓这个秘密，时过境迁，后人已无法求证。
    岫泾镇供销合作社归并了徐家杂货店后，就在徐家老宅设立了供销合作社的主要经营门面，对于老宅的产权归属倒也未作调整，同时徐根土和徐毛氏继续在老宅的一间厢房居住，白天他们是门面经营的店员，晚上他们还兼任值夜职责。
    再说徐年高在湖光玩具厂上班，因为他精神面貌一直反复出现不正常的状况，所以始终单身一人。进入四十岁以后，年高精神分裂症发作，玩具厂将其送至精神病院后，就将日后的监护责任落实给了年事已高的徐根土夫妇。
    到了上个世纪的世纪之末，徐根土夫妇前后脚地先后辞世，临终前徐根土告诉供销合作社：“自己唯一的后顾之忧就是儿子年高的监护责任可能落空！”又由于远在天边的年欣文革期间曾因政治缘由遭遇牢狱之灾，从那时起就断绝了音讯，因此徐根土就没有再向组织上提及年欣的存在与否。
    为了落实徐根土遗愿，供销合作社派专人到湖光玩具厂商洽，请求玩具厂以原所属单位的名义接续对年高的监护责任，同时商议徐根土遗留的包括老宅在内的财产如何处置。玩具厂爽快地回应：“本单位职工徐年高如果确实没有任何直系亲属了，我们愿意担当他的监护人。至于徐家的遗产——老宅因为一直都是主要由供销合作社在实际使用着（供销社解释是与徐根土有口头约定而长期借用），所以老宅的事情你们看着办好了。”
    鉴此，岫泾镇供销合作社认为，作为徐根土遗产唯一继承人徐年高的监护人玩具厂已经全权委托己方处置老宅。到了2000年，供销合作社因为经营状态每况愈下而最终关门歇业。在安置下岗职工经费来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供销合作社就将老宅按当时的市价协议转让给了汪海东以聊补安置费缺口。
    是谁动了我家老宅？这其中的来龙去脉徐卫疆大致了解清楚了，那么下一步应该采取什么动作呢？
    律师支招了：“汪海东属于善意第三方，要想从汪海东手里要回老宅的诉求法院不会支持；湖光玩具厂在整个事件中只有善举没有得益没有过错，因此也不能成为被告，否则法院也不会支持原告诉求；只有岫泾镇供销合作社擅自出售徐家老宅并有实际不当获利，作为徐家遗产继承人的原告只能将供销合作社列为被告，且诉讼标的也只能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老宅出售款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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