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在这一点上你错了刚浏览了一下热门话题，突然发现了这篇“收入差距真的大了吗”文章，题目很吸引眼球（毕竟这个观点逆主流），但拜读了内容，却实感觉多有不妥，起码，文中的论据是根本无法证明论点的。文中所举例子偏向“左倾冒险”，例证观点偏向“右倾保守”。用风、牛去证明马，结果都不相及。

　　如果说其是“用错误的论据去证明一个错误的观点”有些严重的话，那起码这篇文章是要属于那种“浮于表面未见底”的“现象文章”，而不是“原理文章”（这是我编的名词，因为文人的观点通常都需要用论据来证明的，而论据有多种，一种是属于现象性论据，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能接触到的万事万物的行为表象，而另一种则是属于原理性论据，这一类论据是隐藏在现象性论据中的，是需要人用思维去辨别、梳理、筛选、提纯的，如果提纯的不好，我们就会在现象，甚至是假象上得出远离真理甚远的结论）。

　　当然，现象和原理之间是需要很大智慧的，这一点《易经》早就说过了。“知其事，未知其理，乃智慧不够，知其理，未见其事，乃经验不够……”即是云此。为了便于比较，更为了便于让我也不至于步入现象之争之列，就把茅老的文章一一对比评说吧…… （原文）……过大的收入差距通常会引发治安问题，特别是穷人衣食无着，会铤而走险。然而，检查一下近来发生的社会群体事件和突发冲突，会发现像杨佳杀警案，瓮安动乱案，邓玉娇抗暴，唐福珍自焚案等，却极少是由于收入差距引起的，多半是老百姓没处讲理，不得不走向暴力。

　　（反对点）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顾名思义，是高收入同低收入之间的差距过大，低收入不等就是“衣食无着的穷人”，如果你的邻居年收入20万元，那么和你的年收入只有2万元相比就是收入差距过大。而不一定要把低收入者给以极端化，给与放到“衣食无着”的行列。如果只有“衣食无着”才算低收入的话（列入统计行列），那么经历了近百年的革命，经历了数十年的改革，经历了十几年的经济飞越发展都没有任何意义了，我感觉回到了封建王朝。回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帝王“家天下”时代。很显然，这种界定方法就是不正确的（如果继续以此来衡量收入差距过大问题，那么低收入阶层们则不仅是在影响社会治安，而是在酝酿革命了……）

　　第二，“杨佳杀警案，瓮安动乱案，邓玉娇抗暴，唐福珍自焚案等，却极少是由于收入差距引起的……”，如果你一定要用这些例子来证明收入差距不大的话，我还可以给你补充几个例子“黄光裕案、文强案、周久耕案”也不是由于收入差距引起的，很显然，这几个例子没有任何意义嘛。要记住，“穷与富斗，是阶级之间的斗，是贫富差距使然；穷与官斗，是暴力之间的斗，是用一种暴力来应对另一种“暴力”（官员的无作为也是一种软性暴力，因为它摧毁了穷人的最后希望）；穷+富来共同与官斗，那就是一场体制之间的斗了，是革命战争了”。

　　（原文）贫富差距直接导致的后果本应是犯罪率的提高，但我查了2000年以后的中国统计年鉴发现，当前社会治安问题虽然呈现上升趋势，却并没有什么突然的变化。社会流动性增加，家庭分离，商业社会言利少义等，才是治安恶化的一些诱导因素。不过，这些分散的治安事件还不至于导致政治问题。最令人担忧的是政府部门拒绝沟通所带来的群体的官民冲突，倒有可能转化成社会事件，致使社会波动。

　　（反对点）

　　第一，贫富差距过大不会“直接导致”犯罪率提高的！这是哲学常识，贫富差距过大同犯罪率提升呈现一种“因”——“众生缘”——“果”的关系，“贫富差距过大”是“因”，是“种子”，“犯罪率提升”是“果”，是“果实”，那么种子要变成果实肯定是需要几个主观、客观的“缘”的出现，即需要土壤、阳光、雨水等。如果说，主观的“缘”包括了已经发生的“社会流动性增加，家庭分离，商业社会言利少义等等等等主观行为”，那么客观的“缘”就是“政府部门拒绝沟通所带来的群体的官民冲突”，如果两者同时具备，结果便自然天成。因此说，当治安问题总是发生在同穷人相关连的方方面面的话，那你怎么还能就着“现象来说现象呢”，你怎么还不快去找一找穷人究竟为什么总喜欢“吃饱撑着找事”的原因呢。不过有一点可以提醒你一下“人民公社的时候，在大家都穷的时候，好像你的上述治安恶化现象不是很多的……”。另外再提醒你一下“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当人们明显感觉到财富在一个不公平的条件下形成差距拉大的前提下，没有得到财富的人就会厌世、愤世、仇世，进而敌世”，于是，在任何一个导火索下，这种心态就会爆发并产生任何坏的可能。毕竟“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原文）……这个观点我非常认同，就拿通讯来讲，改革前只有局级干部才能在家里装电话，现在差不多人人都用手机。那时候城里人基本能吃饱穿暖，而很多农民却挨饿受冻，淮河以北的穷人只有冻得受不了才不得不买鞋穿。今天挨饿受冻的人已经非常罕见了。即使是乞丐，也比30年前的农民吃得好、穿得暖。想想看，30年前是吃饱和挨饿的差距，今天则是吃什么的差距；30年前是穿暖和受冻的差距，今天则是穿什么的差距。哪个差距更大，不是很明显吗？

　　（反对点）看到这一段文字，我的思想就要带点情绪了…… 先不说“挨冻、受饿、没电话”这三样本来就该属于社会发展进步（人类）的一个淘汰性产物的借鉴意义；但就30年河东河西的比较，就让我有些出类愤怒了。作为经济学家怎么会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第一，既然你要“比较不同阶层之间的横向收入差距”，怎么会变成 “比较改革前后30年的纵向差距”，这是偷换概念；第二，难道你不认为“吃什么的差距”、“穿什么的差距”不是真正的大大的差距么？？？（退言之，吃和穿就是衡量差距的唯一要素么？人就是为了吃和穿么？？？）其实，我理解你的意思，你是想表达“现在的穷人不是生存、生活不起，而是强行的要同高收入阶层相互攀比，结果带来自己很自卑，进而厌世了，进而因差距大而仇富了”，是这个意思么？那我告诉你，针对你的思想，还有许多的例子你没有举出来，我来给你列出来： 30年前是孩子读书好与坏（按孩子天分）的差距，今天是能否有书读的差距； 30年前是房子大与小（按级别）的差距，今天是能否有房子住的差距； 30年前是医疗设施好与坏（按城乡差别）的差距，今天是能否得的起病、住的起院的差距； 30年前是个人老了以后工资多与少的差距，今天是个人老了以后能否还有工资的差距； …… 但从吃饭、穿衣的角度，再给你举一个例子—— 30年前，人和狗的差距是“人经常有的吃，狗经常没的吃”；但今天人和狗都有的吃，甚至有的狗吃的要更好，但这不表明人和狗的差距越来越小； 30年前，人和狗的差距是“人要穿衣服，狗不穿衣服”；但今天人和部分宠物狗都有的衣服穿，但这也不表明人和狗的差距越来越小。

　　（原文）现在穷人富人享受上的最大差别恐怕是在住的方面，这方面的差距远远超过吃、穿、玩。改革前只有国家领导人才有别墅，部长级干部住得也很拥挤，现在有上千万个富翁住进了别墅，而更多的人却居不得其所，这种差别所带来的享受上的差别是最值得注意的。所以我们要通过廉租房或住房补贴的政策帮助那些最困难的人改善住房。同时我们倒可以利用这种差别把富人的钱给穷人来用，虽然社会的财富总量没有变化，但是社会的效用总量得以增加，这对全社会有很大的益处。这也是各国都提倡的鼓励富人捐钱给低收入者。

　　对富人来讲他们所失甚微，而穷人所得极大，但我们国家现有的政策却限制了民间慈善业的发展，而政府主导的慈善机制由于其不公开不透明难监督的操作使得许多富人对于善款的去向心存疑虑，从而限制了富人的捐赠积极性。人们通常用基尼系数衡量社会的收入差距，我认为并不存在这条国际通用的红线，比如有人说印度基尼系数比中国还要恐怖，但因为这个国家特殊的文化及宗教信仰的原因，贫富差距并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灾难。香港跟大陆是一个文化一个历史，它的基尼系数比大陆高得多，也并没有造成很大的社会问题，所以贫富差距到什么程度会造成什么后果跟一个社会的文化、历史，老百姓的传统观念都有关系，再加上我国城乡二元经济这些历史造成的差距，就更不具备可比性。

　　（反对点）改善穷人住房、杀富济贫、政府透明……这些都是好事，没有什么问题，都是替老百姓说话的，都是要鼓励、提倡的。但“……我认为并不存在这条国际通用的红线……”，这个观点我是不认同的。首先，国际通用红线是属于“一刀切”，肯定是不科学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历史背景的人民肯定是不可能“忍耐力”都一样的。就好像同样在蒸桑拿，肯定有的人能熬过10分钟，有的人能熬过5分钟，而有的人却只能待上半分钟。很显然，国际通用的红线由谁编写就会接近谁的感觉；从哪些国家中总结就会接近哪些国家的国情。这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再说了，红线（临界线），乃是一个国家长期稳定阶段中的警戒线；而作为发展中的国家，作为一个正在不断产生矛盾而又不断解决矛盾的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而言，这条看不见、摸不着的红线也是在逐渐变化的。其次，要注意一点，当我们感觉国外某些研究有点“行而上”，有点“模式化、体系化”的话，那我们自己也要避免犯同样的错误，也就是说“印度暂时没有发生贫富差距性灾难，难道就说明了印度就没有人祸了么？香港在97年回归了，就表明香港同大陆是一个文化一个历史了么？进而就是一个体制了么？”

　　（原文）人类发展有一个好的趋势，财富的差别也许在增大，但人与人的差距特别是人格尊严上的差距却在缩小。比尔•盖茨交完税还有好几百亿美元，是中国普通农民财产的一亿倍吧，但让农民给比尔•盖茨倒杯咖啡，盖茨也得说声谢谢，总统也一样要对服务员说谢谢，而当年的慈禧太后就绝对不会对李莲英道谢。“文革”时，大家工资收入看上去比较平等，可地位却很不平等，结果不但政治上极端不公平，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如今虽然财富的差距悬殊，但仍有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聪明才智过上富裕的生活，这就算是社会的一种进步。

　　（反对点）第一句话，很有道理，因为管子以前也曾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人们能吃饱饭了，能有生存保障了，他肯定也就知书达理、知荣晓辱。第二句话，就没有什么道理了。中国普通农民给比尔•盖茨倒茶，盖茨会说谢谢，这我信；但挖煤的农民工给煤老板倒茶，煤老板却未必会说谢谢，这你不得不信。不过你用今天的美国富豪盖茨+中国农民，同封建社会的专制君王慈禧+李莲英相比，就有点莫名其妙了。先不说你想表达什么内容，但就“爱国”的角度来看，我想说的是“盖茨要依次给尧、舜、禹倒茶的话，我想他们都会跟盖茨说谢谢的”。第三句话，更是莫名其妙，呵呵，文革的时候农民带上红袖章以后都可以斗省长的哟，所以说那个时候的地位并不是你所说的不平等的哟（开个玩笑的，毕竟你在结尾的时候还是承认“……如今虽然财富的差距悬殊……”）。

　　总之——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富民之法，必要改革；改革则以存量带动增量，发展则以增带动存量；于是，富民生成之时，贫富差距之际；东西逐渐有差，南北逐渐有别；有差别则会机找遇，有机遇则会富带穷；国之有道，则以政策之法平衡财富、逐渐缩小差距；差距缩小中，社会进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