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论上层建筑反作用的积极性和决定性——给[长相思长相忆]网友
半二十八画生
当年，马克思与恩格斯为了反对他们的论敌，不得不强调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是，却被许多青年人误读为“经济因素惟一决定”。到了恩格斯晚年，误读现象越来越普遍，甚至一些有相当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陷入这场误读旋涡，遭致“敌人以称心的理由进行曲解和歪曲”。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不得不单独出面两次作了自我检讨，并作了新的阐叙。
他在1890年9月21—22日在致约?布洛赫信中写道：“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负责的（重点是引者新加）。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予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
第二次是在1893年7月14日致弗?梅林信又提到他们的“过错”。他写道：“……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的缘故而忽视了形式的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保尔?巴特尔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那么，一个正确的命题是怎么被误读、被歪曲为“毫地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的呢？这是因为他们误认为“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因素”。对此，恩格斯作了严厉批评与正面阐述。
他写道：“……根据历史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上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未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的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更容易了。”
针对空想社会主义等乌托邦思潮，恩格斯还有这样的名言：“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
总之，恩格斯认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影响到经济基础。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积极的原因，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贸易自由、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甚至德国庸人们那种致命的疲惫和软弱──导源于1648—1830年时期德国经济的可怜状况，最初表现于虔敬主义，而后表现于多情善感和对诸侯贵族的奴颜婢膝──也不是没有对经济起过作用。……所以，这并不象某些人为着简便起见而设想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的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串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
半二十八画生
当年，马克思与恩格斯为了反对他们的论敌，不得不强调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是，却被许多青年人误读为“经济因素惟一决定”。到了恩格斯晚年，误读现象越来越普遍，甚至一些有相当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陷入这场误读旋涡，遭致“敌人以称心的理由进行曲解和歪曲”。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不得不单独出面两次作了自我检讨，并作了新的阐叙。
他在1890年9月21—22日在致约?布洛赫信中写道：“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负责的（重点是引者新加）。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予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
第二次是在1893年7月14日致弗?梅林信又提到他们的“过错”。他写道：“……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的缘故而忽视了形式的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保尔?巴特尔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那么，一个正确的命题是怎么被误读、被歪曲为“毫地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的呢？这是因为他们误认为“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因素”。对此，恩格斯作了严厉批评与正面阐述。
他写道：“……根据历史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上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未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的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更容易了。”
针对空想社会主义等乌托邦思潮，恩格斯还有这样的名言：“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
总之，恩格斯认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影响到经济基础。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积极的原因，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贸易自由、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甚至德国庸人们那种致命的疲惫和软弱──导源于1648—1830年时期德国经济的可怜状况，最初表现于虔敬主义，而后表现于多情善感和对诸侯贵族的奴颜婢膝──也不是没有对经济起过作用。……所以，这并不象某些人为着简便起见而设想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的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串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