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刀近期的一篇文章说：“1985年以前，拉美各国比今天的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还要好，也同今日中国一样是美国的原油、汽车、电器和农产品的主要消费区域，还同中国一样购卖了很多美国的债券，只是外汇储备没有中国这么庞大。但是，正在经济学家们为通胀还是通缩争论不休时，拉美各国经济迅速陷入长达十几年的萧条。”据此，他认为“中国经济将重蹈拉美的覆辙。”

对于牛刀先生的观点，我们觉得颇值得商榷。在谈论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首先厘清的是，什么是“拉美化”。关于这个可以参见《中国经济将重蹈日本覆辙》一书的一段论述：

所谓的“拉美化”，是指拉美地区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以经济危机、政权更迭和社会失范为特征的整体性危机。整个拉美地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又是所有发展中地区中最早开始现代化的，但是从其发展速度来看，却远远赶不上后起的东南亚等其他地区。1980－1990年间，拉美地区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负百分之一。1990年代的前7年出现了超过百分之三的增长率，但到1990年代后期又开始出现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的局面。

拉美国家的危机从经济上看，主要表现为GDP增长的停滞；高失业率（最富裕的阿根廷近四年的失业率为百分之十五以上，哥伦比亚则高达百分之六十）；由于政府雇佣冗员太多和过高的社会福利支出导致的巨额财政赤字。而拉美各国政府对付赤字的办法通常有两个，一是开动印钞机，从而引发通货膨胀。1980－1990年，拉美各国年均通胀率最低的委内瑞拉为百分之一十九点三，而阿根廷、巴西、秘鲁则都超过百分之二百；另一个办法是举借外债。拉美各国沉重的外债，常常成为引发危机的导火索，1982年的墨西哥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危机都是由于政府宣布停止偿付外债引起的。

“拉美化”危机从政治上看，主要表现为频繁的军事政变和政权更迭。它的直接后果就是连续不断的罢工、游行导致的社会动荡，以及贫困人口不受任何限制地集居城市后造成的城市贫民窟化，高犯罪率，瘟疫蔓延以及黑社会组织的武装化和公开化。“拉美化”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危机，牵涉到各个层面上的复杂现象。假如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拉美化”现象的本质，那就是政府的软化。政府缺乏一种具有合法性的权威和足够的力量来抑制邪恶、维持秩序，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而拉美各国之所以会普遍出现政府软化和社会失范的现象，其原因又深深地植根于其文化特性之中。拉美文化主要是西班牙文化和印第安文化的混合物，拉美知识分子又深受法国文化的影响。这使得拉美文化的主流是一种浪漫、狂放的，充满激情的情感主义，这种特性使拉美人在文学、艺术、体育等领域作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在最需要冷静的理智的经济和政治领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它在政治上就表现为在拉美各国经久不衰的充满民粹主义色彩的左翼激情。

在这么一种情绪化的民粹主义思潮看来，国家的法律不是一个社会为了建立自由秩序所必要的自律，而是一种妨碍自由的凶恶的外在强制。因而，法律在拉美得不到人民发自内心的尊敬，于是民众的逃税、官员的受贿以及私自使用暴力等现象就变得司空见惯。民粹主义思维方式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生存责任的外推，民粹主义者永远把自己生活中的所有不幸和缺陷设法归罪于一个外部的十恶不赦的敌人，而自己永远是良善和无辜的，无须承担任何责任，改善自己生活的惟一和首要的任务就是打倒和消灭敌人。

基于上述分析我个人认为，拉美化在中国的市场很小，原因在于中国的国民性与拉美地区的人民的国民性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后对那种浪漫、狂放的，充满激情的情感主义存在一定的恐惧，因为文化大革命也正是这种意识的产物。而中国本身就是农业国家，人民与土地的关系和情感，决定了他们对安定有莫大的好感，在中国经历了长达140年的动荡后，人民的稳定诉求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而之所以‘拉美’恐惧在中国得到空前的市场，我个人认为，这跟中国的既得利益者的认识有关，在他们看来所有的问题都不是大问题，真正的问题却在于：“拉美化”危机从政治上看，主要表现为频繁的军事政变和政权更迭。这应该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那么对于拉美的表现，我们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思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假如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拉美化”现象的本质，那就是政府的软化。政府缺乏一种具有合法性的权威和足够的力量来抑制邪恶、维持秩序，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

而中国一直不厌其烦的对拉美化的境况予以详尽的描述，从传播学角度出发，我们不排除，执政当局有对其人民采取一种恐怖诉求的可能，执政当局为了规避政权更迭，在汲取了拉美问题的根源后，对政府的‘硬化’‘强化’也成为必然。而这种传播将无疑有利于为执政当局在政府角色上的‘硬化’‘强化’提供理论支持。

也正是基础于上述观点的认识，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拉美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