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2010年7月5日第8版，以《中国经济正面临六大“两难”问题》为题报导了中国经济下半年宏观调控存在六大两难问题。
中国经济面临六大“两难”问题是：
1、 人民币升值若过快会面临出口恶化、就业困难，不升值又会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
2、 既要增强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也不能再走过去一味扩大出口的老路；
3、 要提高劳动者收入，但相应的企业成本也会增加；
4、 房地产调控不可半途而废，但房地产大萎缩也对经济不利；
5、 节能减排要上调资源价格，但当前物价需要控制；
6、 宏观政策退得过早有二次探底的风险，退得太晚又会加大通胀压力。
看起来似乎有道理，“两全其美”的确很难做到。关键问题我们要搞清楚三个问题：
一是宏观调控是做什么的？
二是我们的经济处于什么状态，要向那方向调？
三是宏观调控是以谁的利益为上，谁的利益次之？
三个问题加在一起，就是中国政府的价值观是什么？即立场问题，没有立场就没有支点，没有支点，怎么调，都会存在问题，经济政策不可能实现只赢不输，只赚不赔的情况。再好的经济政策在另一个角度看，可能就有负作用。也就是经济措施是一把“双刃剑”的道理就在这里。
因此，首先要确定中央政府的立场，在此立场上，再确定调控方向，最后才是寻找调控方法。
第一个两难问题：“人民币升值若过快会面临出口恶化、就业困难，不升值又会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关于这个问题，必须正面回答下述问题之后，才能确定。
第一，人民币为什么要升值？是谁要人民币升值？
第二，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是好处大于坏处，还是坏处大于好处？
第三，升值的理由是什么？不升值有什么理由？
第四，人民币升值是迫于外在政治压力还是经济压力？
第五，升值的压力与不升值的压力是什么？
第六，人民币升值多少才没有外在压力？能不能确定？
逼人民币升值，以美国为首，希望人民币升值，解决的不是中国的问题，是外国的问题，是中国经济与外国经济之间不平衡的问题。人民币升值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美国政府迫于国会议员的压力对中国施压。它不是经济问题，已经是一个政治问题。若是政治问题，就不要在经济语境下说话。
人民币不是世界货币，它是中国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但也不能说与别国没有关系，但，这种关系决不能压倒中国国内经济问题占主体，必须以中国国内经济发展需要而定，不能以外国需要而定。
若是人民币坚持不升值，就会与美国政府“顶起牛来”，顶牛的经济后果是可能许多外贸企业失去美国市场，政治后果是与美国政府关系搞僵。这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到底人民币升多少，才能让他们满意呢？这个“值”（实为率）谁定？谁说了算数？中国政府肯定说了不算数，美国政府说了也不一定算数，美国国会议员是政治人物，只从政治角度考量，因此，只要美国经济发展有困难，在他们眼里，人民永远需要升值。
所以说，人民币升值不是经济问题，不需要纳入经济调控范围考虑。目前，把人民币与美元脱钩的政策是正确的，只是不要一直只升不降，人民币升到与美元4：1，只要美国经济有困难，还是要人民币升值的，他们的要求是没有止境的。即使人民币与美元升到1：1，也不一定能满足他们。这个比值的本质是社会生产率的比，若是真是1：1的话。那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就是美国的两倍多了，明显与实际不符。
到底汇率如何确定，世界上目前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让所有人都能接受，需要创造一种新的计算方法作为准则。
因此，人民币升值对中国不是好事情，是陷阱（日本在80年代吃了美国广场协议的亏）。中国，决不能自觉自愿掉进美国给我们挖的陷阱。必须按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调整人民币币值。若因为中国政府因为坚持人民币按中国国家主权办事，而导致美国政府的报复，中国人民必须承担这个“报复”带来的一切（比进入陷阱强多了）。中国政府没有必要为此而左右为难，只要不是中国政府主动把自己困住，固执地坚持无畏的政治立场，而是为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与美国政府搞僵，那是没有办法的事。
第二个两难问题：“既要增强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也不能再走过去一味扩大出口的老路”。关于出口拉动问题，中国最终必然走出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只是目前还要保持一定的规模，如外贸处于下降状态，必然出现大规模外贸企业倒闭，工人失业，中国需要有一个过程来调整经济结构，逐步减少对外贸的经济依赖。其根本出路就一条——增加国内消费；增加国内消费的出路也只有一条——提高工资。
因此，我们不必要保持外贸高速增长的态势，顺其自然，如因人民币升值和提高工资，有一定的下降也是可以接受的，没必要过分担心外贸下降，下降就下降，不就是一点加工费和税收吗？其污染的成本可能比全部所得还高。相信中国社会的发展程度，对外资的引力不会小于其他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
中央政府只要在宏观上，再不出台打击出口企业的政策就行（人民币升值和提高工资两项压力就够大的了），如出口退税，只选择那些“两高”企业、过剩产能太大的企业，其他企业出口退税保持一段时间，不要过早退出刺激状态。
同时，必须认识到，市场经济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一种状态，降低增长速度本身就是一种调整，就是压企业转型的最有效方法，政府没有必要像看世界杯一样，两眼盯着（足球）GDP，降了一点，心就不安，就想着刺激，那些不爱看足球的人士，睡得很香，政府这时最好别看足球，睡觉去。
若是世界金融危机有第二次探底，那就让它探底，中国政府再不要刺激经济了，前两年刺激的后遗症还没有消除（房地产泡沫就是刺激的后遗症），再刺激，不知要把中国经济扭曲到什么程度，地方不知道要增加多少债务，说不定中国还有债务危机等着我们在。
第三个两难问题：“要提高劳动者收入，但相应的企业成本也会增加”。这不是一个难题，是一个纯粹的立场问题。因为，近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其利益，普通劳动者没有得到好处，好处全被政府和企业拿去了。必须提高劳动者收入，中国政府必须让劳动者得到改革开放的好处，前10年没给的，现在要补上。如果因为提高劳动者的工资让企业发生困难，就减税，政府就要压缩自己的开支，把中国政府的消费压到世界平均水平，万一有大的困难情况发生，在普通劳动者提高工资时，公务工资还要象征性地减一点（如第13个月以上的工资不许发）。
看看周边国家和地区，如果因工资提高，企业就困难，请问台湾、香港、澳门的工资比我们高哪么多，他们的企业不是照样生存吗？是什么原因？他们人均GDP与我们相同时期，工资水平是多少？若是因为提高工资使企业倒闭的话，倒就倒呗，倒了经济结构才能合理，品质才能上升，这些企业不倒，我们永远就这个经济发展水平。
政府最需要做的是：减税，减政府机构，减政府公务支出，减公款招待，减公费旅游，减公费出国，减公务用小车，途径多得很。不仅可以节约下来好多好多不该花的钱，还可以树立党和政府的正面形象。
第四个两难问题：“房地产调控不可半途而废，但房地产大萎缩也对经济不利”。也不是一个难题，是一个纯粹的立场问题。住房是人民的生活必须品，与吃穿是一样的，把房屋价格搞这么高，允许炒房地产，用房地产业的高价格支撑高速经济增长本身，就是反人性的行为，不道德行为。
因为房地产降价，使房地产业暂时萎缩一下，那将是中国社会最大的福利，GDP是什么？是数字！房子是什么？生活必须品，要低价房，不要GDP，有房就是幸福，没房就是痛苦，有GDP 不一定有幸福，没有房的GDP但有房，照样幸福。人民要幸福生活不要GDP。
中央政府要从经济高速增长的喜悦中走出来，在经济低速增长，甚至下降的条件下，能让全国人民感到生活幸福，比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生活更轻松、更愉快，那才叫“治大国如烹小鲜”，那才叫社会主制度的优热。
第五个两难问题：“节能减排要上调资源价格，但当前物价需要控制”。这不是一个难题，更是一个的立场问题。改革开放30年，就是在通货膨胀下走过来的，换句话说，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物价上涨，物价上涨就是结构调整过程。中国是这样，全世界的发达国家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物价上涨，工资也涨，不就平衡了。
节能减排，不一定要上调资源价格，上调资源价格不一定能节能减排。上调价格要根据实际需要。我看到的是，长江边的城市自来水价格上涨了，但一点没有节约水资源，因为水对于长江边的城市来说，不存在紧缺。结果就一个，把水厂搞得特富裕，有钱没地方用，想着法儿花钱，为职工谋福利，建高楼内部分配，一家几套房子，空着装空气。
中国最需要涨价的是粮食等农产品，不是普通资源产品。
第六个两难问题：“宏观政策退得过早有二次探底的风险，退得太晚又会加大通胀压力”。这倒是一个问题，但是中国政府没有一套规矩所致。
经济处于什么状态需要政府干预？政府干预经济和边界是什么？市场与政府的分工是什么？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措施是不是都对？4万亿投资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我们采取了那些刺激经济措施？那些负作用大？那些正效果好？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什么？一分析，清清楚楚，负作用大的退出，退出越快越好，正效果好的保留。保持现有刺激状态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经济主要还是让市场调为好，政府不能长期干预经济，还经济自由，才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
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从本质上讲，调控越少对经济越有利，调控越多，对经济越不利。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政府可发挥一些作用，但不解决根本问题。而且，政府调控在不解决经济的本质问题的同时，扭曲经济。它只能缓解经济变化带来人民生活痛苦的症状，最终，经济问题要靠市场解决。政府有自己的责任，就是为全社会生产公共产品，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
这就是作者的观点，供读者批评、批判。
2010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