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友人书（2）

来信：2、有关梅贻琦的一些文字、文章，在阁下大作《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早有详尽阐明，对梅校长显然100%肯定，是否清华官方都已同意？还有梅夫人韩咏华撰文《忆梅贻琦》确是一篇名家夫人的好文章，毫无半点夸张。四十三年的共同生活经历完全是真实的，不同于有些夫人们，不是捧丈夫，就是吹自己，，令人厌烦，文章值得一读。

W兄：我对上一个问题的答复您谅已看过，有何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定请指出。现在来谈你的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实质上是属同一性质，即如何对待清华的优良传统问题。只不过比前者更具有敏感性。我们私下随便聊聊，尚无甚大碍，要是在正式场合，特别是见诸文字，就不是那样简单了，定会引起很多“恐梅病”的人的忌讳，特别是您这样“哪壶不想提哪壶”，把它与我的某些作品牵扯在一起，虽然于事实无何不符，但要想使某些人承认，可并非易事。

提起我对梅思想和事迹进行研究这件事，确实令人感慨系之，有些事我曾对你说过，有些连你也不甚了了。例如你只知道我当年研究梅贻琦曾遭到很多人的非难（现在又何尝不是如此），例如曾被人严肃地警告说“我们这里不研究梅贻琦”；一位当时深谙“领导精神”的中层党政干部曾好意地“劝诫”我说：“放着现成的蒋南翔你不研究，偏要研究梅贻琦，梅贻琦再‘好’，他也是国民党的校长；蒋南翔再‘不好’，他也是共产党的校长。”意思是说，你这不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吗？”你更知道，你在问题中提到的我那本《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当时是应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辽宁教育出版社……等等堂堂正正国家正式出版社列入出版计划，以及新中国教育界几个知名人士“策划”下约我撰写的；当时的清华领导也并非“铁板一块”，事后证明，坚决“非梅”只是少数具有“极左观点”（其实这些人除了利害关系，本无真正的思想和学术理念）的掌权人。这本书出版后，由于它符合国家某类奖励政策，本来还考虑要给予某种奖项的，你想必记得，由于手续上的需要，填表时我还曾请你和G兄做“推荐人”。但由于最后还有一项手续是必须由我所在的部门的领导上的“推荐”（我当时的直属单位是清华教育研究所），而当时掌控这个单位的“领导”就是一位莫名其妙的“非梅派”，由于这些人的从中作梗，这件事就这样告吹了。你所不知道的事情，也很多，例子之一是，我的另一本同时期作品——《梅贻琦先生纪念文集》，是梅祖彦教授（梅校长的哲嗣）、尚传道先生（清华1933级校友）和我共同策划、合作完成的。编完了，没地方出版（清华当然不会给出版），最后由尚先生出面找到那家吉林文史出版社，但需要自付一定数量的“津贴”才成。当时清华已经有了一笔由清华校友募集的“梅贻琦基金”（现在仍存在，但一直掌握在清华官方手里），按说，我这项研究成果是最有资格申请使用这项基金的。当时我确曾设想通过梅祖彦（他是该基金董事之一）、陈岱孙（他似乎是该基金董事会名义上的主席）等先生提出申请，我和梅祖彦先生一商量，觉得可能申请了也是白费事，不如少找没趣，当时梅夫人还在，也很支持这件工作，他手里有点钱，结果就由他们母子出钱，我出力，在陈岱孙、尚传道二先生精神支持下，特请在美国的顾毓琇先生题了书名才出版了。现在这两本书仍有人在找，但在市场上已经买不到了。我手里还留有一些，必要时还可以用来赠人。

时过境迁，现在，各方面的态度总算有了转变，这当然是好事。据一位外单位的先生（他是来协助清华完成一项百年校庆任务）向我透露，清华现在不论是前领导还是现领导，对以梅贻琦前校长为代表的清华老传统都相当重视。他联系工作过程中，曾访问（或被接见）过清华文革前后的某些老领导（其中就有前面曾提到过的那几位），他们一致主动嘱咐他们，在接触到老清华时，要特别注意梅贻琦校长的杰出贡献（大意）……。

但我认为（也是从经验中得到的印象），所谓“关注”，万不能只停留于讲形式、走过场。据我接触到的迹象看，离真正理解以梅先生所代表老清华教育理念和治校方略还差得很远，更不用说在行动中有所实践了。下列这些现象，不能不发人深思：1、你知道，最近全校上下对所谓“清华传统精神”时有接触或讨论。前几天，听说清华某高层领导人要给全校做个讲演，请他另一位同仁给他拟个初稿，拟稿者在里面使用了陈寅恪先生所一贯倡导的“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八个字（我一直认为，这八个字是最能体现清华传统精神和教育理念的清华“哲思”之一）。但在最后审稿时，还是把这八个字删去了。这八个字，同时也是梅贻琦的教育基本理念之一，如果连这八个字也不敢接触，还谈什么理解梅贻琦教育思想！顺便提及，最近清华又成立了一个“清华国学院”，还在清华校训之外，又给她新定了一个“院训”。其实，这个院既是清华教育机构的一部分，应当和全校使用同一个校训；如果硬要另起一个或补充一个，那么这八个（或十个）字就最有资格膺选了，既深刻，又好记，真是何乐而不为！你的便笺里也专门提到此问题，我们后面将专门谈到它。2、前不久我接到梅校长的一个侄嗣的来信，说清华出的一个电子作品（幻灯片）把梅校长的照片弄错了。里面说，“连自己校长的照片会弄错，岂不是笑话……”我接到信很着急，便到校友联络处去查问，结果证明那作品不是清华直接出的，而是清华某级的一位校友编印的，这才松了一口气。……

前一阶段有一种现象：各个学校都在纷纷挖掘或弘扬自己的优良传统，其中也不忘举出标志这种传统的代表人物：北大—蔡元培，南开—张伯苓，浙大—竺可桢……，大家也知道清华应该是梅贻琦，在校内的刊物上，常常罗列出一些“值得”纪念人物的名单，甚至连一些知名度不高、成就不很突出的系主任也罗列到了，但就是很少人梅贻琦，似乎有所忌讳一样。

很多人都知道，梅校长当年是同一些老一代文化、教育名人（陈寅恪、胡适……）一起，被前政府作为“国宝级人物”接走的。现在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这些人不但是前政府之宝，也是全中华民族文化教育界之宝；如果是清华人，他们也是清华校史之宝。例如梅校长，在校时，他是备受全校上下一致拥护的一校之长；出走前，全校师生和即将接掌新政权的革命当局（当时的革命政府还未成立）本来是想尽办法予以挽留的。只是他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在当时那种局面下，走比留下更能为国家、民族多做些事。而在他走以后，后来担任革命政府重要领导人的周恩来一再说：“……梅贻琦先生可以回来嘛，他没有做过对我们不利的事。”蒋南翔初到校做校长时，也曾公开提到他的这位师辈的名言——“大师论”。只是后来在“阶级斗争日益深入”的局面下，他才不再提到他了。现在人们应该看得愈来愈清楚，他所留下的业绩和思想，对我们的教育大业，不但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现在海峡两岸国共两党正在捐弃前嫌，重归于“好”，大有“两岸政府没联合以前，两党先联合”之势。这使我想起已故刘达校长曾有一段名言：“在两岸政府没联合之前，两校（按指北京、新竹两个清华）可以先联合起来！”据说，现在北京、新竹两个清华大学正在联系共同庆祝自己的百年校庆。我看倒不如趁机做一件大实事——共同研讨一下他们共同的老校长的业绩和思想遗产，并从中汲取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养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