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那么一些人，特立独行于你的眼球之外，比如葛红兵，当大部分人都在小心翼翼地珍惜手中的档案和铁饭碗的时候，葛红兵扔下了压在南京大学的档案和手中的铁饭碗；当大部分人还在为城市户口奔走的时候，葛红兵在他的《我的N种生活》中表达他对自由迁徙的渴望和对中国户口制度的批判；当人们还在仰望和膜拜鲁迅和巴金的时候，葛红兵在天涯论坛中砸出两个帖子，质疑鲁迅的宗师地位，巴金的文学成就，进而质疑整个现代文学……葛红兵的叛逆、尖锐、直言，让他站在一个又一个舆论的风口浪尖，诽谤他的人，说他沽名钓誉，熟悉他的人，说他直率新锐、大胆敢言，这些飓风的源，对这些评判和争论置之不理，他在他的博客中，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在他的学术演讲中，轻描淡写地说：“我为真理写作”。

不可否认的是，葛红兵是人，因此，必然经历人生所应有的过程，出生、成长和成熟，但因为葛红兵的坚持真理，使得他的写作，远远区别于与他同时代的新生代作家们，他从表达个人情感与欲望，注重对个人感受、个人经验的写实性表述中走来，从对第一人称频繁使用，甚至直接把“我”放入到作品中，故事逼真到近乎自传的程度中走来，在《财道》中转型，在《上海地王》中成熟，铸就属于自己和时代的经典。

《上海地王》是一部反映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围绕我们生存的核心“土地”的种种问题展开的小说。葛红兵着眼于土地的所有制对一个国家和城市的居民的心理影响，表达了他的土地观。“一个不拥有土地的民族，它不会热爱自然，不会保护自然。大地在过渡砍伐、放牧、开垦、采挖中塌陷；一个不拥有土地的民族，它不会真正热爱生命，它无需守护什么，带着一无所有的内心，它拥有的只是虚无和憎恨；谁能在没有土地的情况下拥有安全感呢？漂泊的人，不能在自己的地上生活的人，他的根须只能在空气中溃烂。”序言里的这段话可以作为解读这部小说的切入点。联系当下中国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我们不得不承认，恰恰是因为土地没有明确的所有权带来了肆意蹂躏自然造成水土流失和过度放牧、过度开垦、过度施肥。板结、贫瘠、流失的大地又影响了道德沦丧和人心虚无，进而恶化了民族的精神底蕴和伦理道德。在这一点上，葛红兵的思考可以说是对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的正面回应。 “我以为土地是解开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社会之真的最有效的钥匙，我以为所有的一切都将在对土地的种种方式的变化中开场，也将在未来我们对土地的重新审视中结束，城市和乡村因为土地会割裂，也会在土地中和解。”其实，目前中国的城乡二元对立所带来的农民工问题、遍布城乡的“体制性光棍”、“体制性寡妇”和数以千计的“留守儿童”问题，都可以在土地制度中找到问题的症结。因为农村和城市的户籍、地权问题，每年有一两个亿的农民被迫流浪城市寻求出路，城市拥挤的交通状况和混乱的社会治安以及流浪人口的泛滥、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中的拆迁和重复建设导致的大量上访案件和群体性突发事件，都是城乡土地的归属问题导致的。目前的中国，从大都市到省会、地级市、县城，处处塔吊林立，“工地”乃是一个观察中国的新视角。居民小区、物业管理取代了改革开放前的单位分房，“社区稳定”是国家稳定和社会和谐的前提，而土地和房屋又是安居乐业的前提。在大都市拥有一套房产，已经成为这个时代许多人终其一生的辉煌梦想和奋斗目标。所以，葛红兵的观察视角是根本性的。“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这就是葛红兵的《上海地王》所表现的追寻与探索，或者我们也可以用作者的话来作为关于“土地”终极思考的结尾：小说对我来说是一种救赎，随着写作的进展，我的愤懑、不满在减少，我的感恩、赞美在增加。事实正式如此，当你站在大地上，回头看到历史的苍茫余晖，你总能在土地上感受到它的恩典与庇护。

欲望是人类生存需求的一种表现形态，对人性有着深刻的影响，要揭示人的真实生存境遇、生存状态，就离不开对欲望的关注。在小说《上海地王》中写到的种种欲望中，有对金钱的欲望，有对权利的欲望，有对报仇雪恨的欲望，有对性本能方面的欲望，还有各种纠结在一起的欲望，而小说中引发人物命运改变的最终欲望就是人对于找寻源起的根——土地的愿望。男人的欲望是女人和金钱，女人的欲望是男人的真爱。男人为了达到欲望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甚至利用至亲至爱。女人却愿意为了深爱的男人放弃自己，甚至放弃自己的生命，这也是符合现实生活的。欲望的要求导致另一种欲望产生的可能，生命个体在欲望的变异中遭受着煎熬的命运。金钱、权利、女人、土地像一个个欲望黑洞，不仅控制着被迷惑着的人们使其浑然不觉地为欲望而生，当这些人深陷欲望泥沼而丧失理性与文明的时候，他们的生存就面临泯灭的灾难。在小说《上海地王》中，李愚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本来应该有一个美好的前景，可偏偏遇见了林白玉并且爱上了林白玉，而林白玉爱的却是崔浩，她甚至愿意为了崔浩而把自己奉献给李愚。这不能不触动李愚的嫉妒心里，他欲望的领地里女人是胜过金钱的，可只有在金钱上战胜崔浩他才可能获得他爱的女人林白玉。可是他为了满足欲望陷入深渊，在就要达成愿望的时刻，林白玉自杀，而他也永远不会知道林白玉的死因——他们俩是同父异母的兄妹。爱的人死了，欲望就没了，这或许才是李愚的最好结局。又如，林白玉为了帮助崔浩，一直默默的奉献着，甚至从一开始就愿意通过出卖自己的身体来获得别人对崔浩的帮助。玉萧燕的父辈欠崔浩父辈的债却要玉萧燕来偿还，玉萧燕爱崔浩，却一直都不知道崔浩才是杀害她父亲的真凶，还一心一意的追随着崔浩。崔浩的欲望就是买回祖辈失去的地，给父亲的灵魂一个属于自己的憩息之地。崔浩的欲望起初是没有过错的，然而他不能抗拒当欲望的目标一步一步逼近时周围的诱惑和障碍。崔浩是一个非常讲义气的人，他对兄弟的情谊甚至超越了对自己女人的爱，正是由于他的欲望和对林白玉的疏忽才酿成了这一场悲剧。至爱他的女人因他而死，他最好的兄弟也丧了命，可当他以为真的获得胜利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得到，一切只是一场空，他再次入狱的结果才是对生命最好的救赎。

欲望是可以控制的，但是命运却是很难掌控的，作者把人的命运和土地联系在一起，写出了人与大地上的命和运，写出了人面对命运时的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的状态。然而，“命”不能自我实现，总是在与他者的运作中完成。“命”是第一性的，“运”是第二性的。在不可知的命运面前，人的行动总是盲目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坏的命运，个人越是努力、越是挣扎，越是加速实现它。固然，对命运无知无觉者是麻木的，对命运的后知后觉者懊悔的，但是对命运的先知先觉者却也是痛苦的。反抗注定的命运及其反抗的不可能，是人类注定的命运之一。那些悲剧的命运，有的来自时代。比如，崔家与玉家的世仇。崔静园与玉天青本来没有仇恨的，相反崔静园给戴家村带来了福祉，玉天青回报以感激。崔浩与玉海龙在现实层面也是没有仇恨的，崔浩对戴家村土地的收购，在当前时代条件下，是优惠的、真诚的，但是他们几代人依然存在仇恨。作为一个有志向的房地产商，崔浩对财富的追求也是正当的，他在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同时，也带来了上海这个大都会的发展。但是，崔浩注定要失败，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注定的时代。对与历史来说是过程的东西，对于个人却是命运，这就是他们悲剧命运的总根源。有些悲剧来自性格，比如刘学博。他的卑微出身，造就了他卑微而扭曲的性格。因为一无所有，所以要抓住一切。他几乎毁掉了崔浩的一切：爱情和事业。他先后占有了高秀、林白玉、玉箫燕，一度篡夺了崔浩的事业。他这么做，是为了占有，也是为了尊严。以卑劣的手段去获取尊严，以超出自己能力的方式去占有自己不能承受的东西，其命运肯定是悲剧。玉海龙的悲剧来自观念。时代不仅在人的身体上留下了伤痕，更在人的心灵中留下印记。崔云高没有伤害玉海龙，但是玉海龙恨他，伤害他，结果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崔浩收购他的土地，玉海龙明明知道崔浩是对的，对于他也是有益的，但是阶级斗争的记忆让他错失了机会，并且造成不可挽回的错误。玉海龙之死，没有人为他负责。琛保平、阿三、黄纪宇为崔浩死于“义”。这些来自民间、来自底层的人，无比珍爱相互之间的温暖。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男人，为了朋友可以舍生忘死。虽然我们可以说，这个不成熟的时代欠下他们很多，但是无论如何，不管以何种方式，有何种回报，死总是错误的选择。

如果我们仅仅简单地认定，葛红兵的主观创作动机就是为了暴露人性自身无法克服的根本弱点，以此来表达他对悲剧人生的忧虑和困惑，恐怕我们还没有真正介入到葛红兵的内在精神世界，也不足以解释他的作品产生如此巨大艺术魅力的真正原因。既然悲剧就在于人的生存本身，那么人该怎样摆脱命运的纠缠，拯救自己？这次是葛红兵作品所真正关注的核心问题。对人类命运和生存方式问题的探索是葛红兵作品的一个主题，作家通过它的作品中的悲剧人物的成长变化以及和现实抗争的过程，抒发了他对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和现实人生的深刻困惑。他对于人类命运问题的困惑，绝非宿命的哀叹，而是借助深刻的生命体验对整个人类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的理性思考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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