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咸阳人卓登向咸阳市政协捐赠的于右任书法作品到底是多少件？眼下，这样一个简单数字却越来越扑朔迷离。7月3日，咸阳市政协向媒体通报称，已有112件查证落实，仍有6至9件受捐文物下落不明。按照这个说法，捐赠品为118件或121件，而在此前，咸阳方面一致的说法则是“122件于右任书法作品”。乱的还不止于此，捐赠人卓登再度质疑，自己当初捐的文物是131件，这一点有当年的登记表细目证实。至于131件何以缩水成122件，不得而知。（《新京报》7月4日）
物质不灭，卓登捐出的于右任书法等文物总数有多少，应该不难搞清楚。更何况，登记底册细目俱在，当事人也在，时间间隔也不是很久，怎么可能调查不清楚呢？如果说是捐赠人卓登不识数，那咸阳市政协完全可以凭证据、证言说话，驳斥他的信口开河；如果是咸阳市政协居然连这样一件事情也说不清楚，也太让人失望了。有一是一，有一说一，实事求是，正本清源。何以总是搅来搅去，翻云覆雨，难道咸阳市政协一点都不担心公众寒心、公信力丧失吗？
实际上，自从6月18日新京报报道了这一事件之后，“政协官员是否私分捐赠文物”，就成了公众聚焦的热点。面对质疑，咸阳市政协保持了惊人的冷静，调查云云，似乎也并没有做到具体精确、一件不落。7月3日的媒体通报会更是虚应故事，调查之含糊不清，表达之语焉不详，不免让人失望。不仅未能平息舆论、回应疑点，反倒引起当事人乃至公众广泛的质疑。一是捐赠文物的数目搞不清了，出现了相互矛盾的几组数据；再就是文物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从“于右任书法作品”变成“于右任等人作品”。
要想搞清楚捐赠书目并不很难，相关各方、公证人员在场，对照底册一件一件公布名称即可。这样做的好处是名实相符，不容易引起质疑，比现在的打包式笼统说法更有说服力。78件作品移交三原县博物馆保存，具体是哪78件？24件由官员自行保管，具体是哪24件？其余正在追查的都是什么作品，如果咸阳市政协能够把这些一一说清楚，又哪来的不同声音？而且，一旦公布了文物清单，则文物的总数、性质自然随之确定，也用不着强调区分到底是“于右任作品”还是“于右任等人作品”了。
咸阳市政协没有公布详细清单的底气，不排除有些作品的去向恐怕已经悬疑，无法一一对应、账物相符。尽管其一直言之凿凿，但具体文物数目的变来变去，正透露出其进亦难退亦难的窘迫。但是，于右任书法作品捐赠事件已经成为一个公共事件，事关公众捐赠品的妥善保管，事关政协机关的公信力，不仅当事人卓登希望知晓捐赠物品的下落，一般公众也对此高度关注。此种情形之下，含糊其辞的通报是不可能搪塞过去的。如果有人执意那样做，只能是越来越被动。
此前舆论纷纷质疑官员私自保管文物的做法，此次媒体通报会对此也毫无回应之意。这样的沉默颇为不智，官员本来就是公共物品的看门人，如果听任看门人随意把公共物品拿回家保管，则公众的信任由何而生？这一次如果不是卓登锲而不舍十余年努力，则公众根本无从获悉官员私自保管文物之事，到时候，公耶私耶谁能知道？咸阳市政协应该有所担当，还原事实真相，而不是总在试图掩饰什么、回避什么。须知，真相是不可能一直掩饰下去的。
曾读文物大家那志良先生《我与故宫五十年》，感慨良多。那先生17岁进故宫参与文物清点，25岁参与押运故宫古物南迁，他们接触、护送的那都是顶级国宝，然而没有发生一起监守自盗的事件。更不用说将文物拿回自家保管了。以此反观咸阳市政协于右任书法作品事件，不胜今昔之感。黄仁宇先生批评中国历史上向来缺乏“数目字管理”，也就是多粗放的农业式运作而少精细的商业式运作。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缺乏“数目字管理”的概念，而是更缺乏公私的区分罢了。